靈魂的受難(巫寧坤)

  人的一生難免會經受這樣或那樣的劫難,而其中最令人椎心泣血的莫過於靈魂的受難。在文學品種中,優秀的悲劇所刻畫的就是悲劇人物靈魂的受難。古希臘的四大悲劇,《聖經》中耶穌四十天抗拒魔鬼的誘惑,聖奧古斯汀的《懺悔錄》等,是最早的刻畫靈魂受難的經典。  一部悲劇的情節往往包含悲劇人物的悲歡離合,生死搏鬥。但是不管情節如何曲折感人,它只是提供一個舞台,上演主人公靈魂受難的悲劇。莎士比亞的偉大悲劇的情節,來自古老的作品和傳說,經他改編,不僅更加曲折感人,而且成為主人公靈魂受難的悲劇。  麥克白是一個殺人犯,但是並非良心泯滅的惡魔。他自始至終經受靈魂的受難,直到聽到妻子的死訊後發出痛不欲生的獨白:「明天,明天,又一個明天,又一個明天」,達到靈魂受難的高峰,成為悲劇角色的點睛之筆。奧賽羅誤信讒言,懷疑愛妻不忠,直至置之於死地,家破人亡。及至真相大白,他靈魂的受難達到極致,生不如死。李爾王誤信兩個大女兒的甜言蜜語,棄絕純樸忠貞的小女兒,以致走投無路,悔恨交加,第三幕第二場,暴風雨繼續不停,並非渲染氣氛,而正是刻畫老王靈魂的受難。《哈姆雷特》的情節曲折感人,提供一個舞台,上演悲劇主人公靈魂受難的悲劇。哈姆雷特的四大獨白將靈魂的受難發揮得淋漓盡致,前無古人,尚無來者。某些評論家認為四大獨白固然優美,對「王子復仇」情節的發展卻並無作用。錯啦!王子復仇的情節是為王子靈魂的受難服務的。若是反其道而行之,就無異於「買櫝還珠」了。  十九世紀英國作家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的長篇小說《呼嘯山莊》的主人公希斯克里夫是一種特殊的「高貴的野蠻人」,在「愛即受難」的悲劇中,自始至終承受靈魂的磨難。十九世紀美國小說家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的長篇小說《白鯨》刻畫一位老船長,被一頭白鯨咬傷之後,決心報仇,便不顧一切,在大海上艱苦卓絕的追捕和慘絕人寰的決鬥中靈魂的受難。二十世紀美國小說家西奥多.德萊塞(Theodote Dreiser)的短篇小說集《自由》中,在平淡無奇的表面情節下面,描寫一個個善良靈魂的受難。哈金的小說《狂人》刻畫的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在強迫性的「思想改造」衝擊下靈魂受難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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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跑線的公義思考 (曾瑞明)

  這幾年關於起跑線上的討論似乎愈來愈熱烈。家長口口聲聲說孩子很慘,很辛苦,但行動依舊,送子女讀英文、法文、日文,學鋼琴、學跳舞,上Playgroup,讀兩間幼稚園。為的是讓子女入讀好的小學,好的中學,好的大學,找一份好的工作,嫁/娶個有錢人。  一個小朋友的人生被父母全盤「規劃」好,沒有自主性,是否好的人生?年紀小小便已精力殆盡,失去熱情,又是否太短視?這些識者都有提及,當事人也未必不知。然而,「競爭」二字可大可小,孩子最終因父母用力不足「輸了」,恨錯難返。家長才不能管它什麼惡性循環,集體悲劇。以上這種思路才是「明知故犯」的根本因由。這個社會當然「病態」,但我們真的可以把全部責任都推給「社會」嗎?或者我們應回到更基本的問題——家庭在社會公義裏擔當什麼角色?它能促進公義還是只會鞏固不公義?家庭作為資源分配的處所  著名的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的大作《正義論》提到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結構(basic structure),會影響一個人生活中不同層面的機會。但他也指出家庭並不能擔任再分配的重任。家庭要尊重個人權利和自由,但不能保證它們的實現,這些責任屬於司法權力機關。如果這樣的話,要家庭作財富再分配,以達到社會平等的理想看來是更不可能了。家庭裏如有兄弟姐妹,父母或要努力讓他們機會均等。但如果他們的機會比其他家庭的孩子多,似乎也是無話可說。一些父母積極培養子女獲取具市場價值的技能,一些父母「懶惰」或因其他原因而沒什麼行動,也是個人自由選擇。如果這樣的話,起跑線上的競爭似乎無可置喙,因家庭背景導致的差異應交由學校、社福機構回應。  無可否認,家庭是不平等的來源。那麼,我們為何不用另一個更平等的方式養育下一代,例如將孩子全放在公立學校寄宿讀書?當然,這樣做也好像於事無補,家庭背景是抹不去的烙印,父母的口味、眼界和社交網絡都能令孩子具有優勢。像小說《美麗新世界》般將家庭消滅來追求所謂的「平等」也只會帶來骨肉分離的人間悲劇,父母的關懷和愛護也對孩子成長有很大幫助。家庭作為公義的第一所學校  但這並不真的代表家庭在公義推動中沒有任何角色。學者M. Victoria Costa的Rawls, Citizenship, and Education一書便指出,羅爾斯也將目光置於家庭在道德教育的功能,家庭擔當讓青少年內化規範的角色,公義和公平等概念也往往從家長的言傳身教中傳授。不過,女性主義哲學家Susan Moller Okin指出了家庭既「教育」下一代公義,但本身卻不符合公義要求的張力︰羅爾斯的兩條正義原則既不能運用於家庭,家庭裏也有性別不平等、強制和剝削的情況。在羅爾斯眼中,家庭做好基本的德育和公民教育就好了,比如教育下一代同理心、基本的公平感、回應他人的需要等。這些能力的培養都能讓孩子將來免於奴役他人和傷害他人。  羅爾斯的理論處理能回應刻下的問題嗎?在不損害家庭內在法則的前提下,我們卻也發現社會其他領域的價值觀入侵家庭。家庭不是一個絕緣體,社會上的一些主流價值,如男尊女卑、我贏你輸、利己主義的價值觀全都滲透進家庭。學校和社會是「公眾」,家庭是「私人」的對立也不是那麼清晰。所以,如果我們貫徹「個人就是政治」(personal is political)的觀念的話,我們反而要將家庭看成是價值和理念實踐的所在地。Okin 更指出我們不能假定家庭是一個公義的制度,她着眼於性別結構上的不對等,例如家務的分工中,女性往往都被編配更沉重的工作。除了兩性不平等,社會和世界還有形形色色、各種巨大的不平等,家庭都助長了這種不平等,根據「個人就是政治」的原則,我們該如何回應?挑選學校的倫理學  教育哲學家Adam Swift一直研究自由平等主義(Liberal Egalitarianism),How Not to Be a Hypocrite: School Choice for the Morally Perplexed Parent一書,指出一個有道德意識的家長會面對的痛苦問題︰即使他自己重視社會公義和平等機會,但當替子女挑選學校時,真的不會挑一間可讓子女取得優勢的學校嗎?這樣算不算很虛偽?難道送子女去一間弱勢學校才算得上公義嗎?  答案顯然不是,問題於是變成什麼樣的家長偏私性(partiality)可被容許。Swift的看法是:家長有權選擇子女的學校,也不應讓個人的政治理念犧牲子女的利益和前途。最要命的是,他指出家長的個人選擇並不能影響整個制度的公義,因為這是一個集體問題多於個人問題。所以,平等主義者可以一方面要求政府成就教育平等,但自己則替子女選有優勢的私校。但是,他作為平等自由主義者,也認為持相同理念的家長只要選「足夠好」的學校給子女就可以了。如果給他們太多優勢是不公平的,貴族學校就不應出現自由平等主義者的子女的足迹。  Swift與Okin的進路大異其趣,個人和公共的問題是分開的。我猜這才是整個問題的核心,也就是說,家庭是「私」還是「公」,是不是公義運作的處所。如果我們看到家庭「公」的一面,我們的決定就會較與公共價值協調。中國的文化傳統雖說公私不分,但家庭「私」的一面還是十分明顯的。如果我們把家庭看作公義的處所,我們培養子女的動機也會大異其趣,我們會着重思考的是子女的才藝將來如何服務社會,如何讓弱勢社群受惠,而不是一味膜拜森林法則。自由平等主義者不應在家庭裏背棄自己的價值。  (作者是香港大學哲學博士,專研政治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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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宋彬彬道歉 (丁東)

  近幾年,一些師大女附中的老三屆校友決心認真調查卞仲耘之死的歷史真相,基本上弄清了當年的情況,但對是否公開提及施暴者的姓名,卻十分躊躇。她們希望由施暴者自己站出來反思、懺悔,卻未得到預期的回應。宋彬彬本是一個顧慮重重的人,猶豫再三,才面對媒體謹慎發聲。如果她有陳小魯的魄力,坦然地敞開心扉,可能早就擺脫了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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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eployment

  海外此恨綿綿無絕期  戰爭製造問題多於解決問題,歷史彰彰明甚,奈何不少當權者置若罔聞。這部小說集裏,多個故事從不同角度描寫戰爭的醜陋。槍林彈雨,生死關頭,人性潛藏的兇狠和軟弱表露無遺。作者熟悉軍人的口脗,寥寥數語便勾勒出他們的獨特思路和感受。倖存者的苦痛尤其躍然紙上,呈示殺戮過後,人間瀰漫怒火和絕望,活下來的未必比死去的幸運。何況,殺人的與被殺的同樣可憐,都只是野心家的棋子。戰火撒播仇恨的種子,比槍炮更具殺傷力,遺禍更深遠。  (安大略 雪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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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都調色板》

  內地花都綠騎士生命原色  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之際,河南大象出版社出版了由閻純德教授主編的「巴黎文叢」十二卷,包括柳鳴九的《塞納河之靈》、沈大力的《法蘭西風雲錄》、董純的《巴黎鏡花錄》、閻純德的《在巴黎的天空下》、白樂桑的《我的「七零」印迹》、蓬草的《七色鳥》、綠騎士的《花都調色板》等。  白樂桑是法國著名漢學家,其作品寫留學中國的生活,文字樸實、親切自然。香港讀者自然熟悉綠騎士和蓬草。綠騎士序中把巴黎比作魔術師的調色板,吸引了無數尋夢人。七十年代,綠騎士計劃赴巴黎美術學院念書三年,豈料留在異鄉近四十年,比在香港居住的時間更長。巴黎的色彩,注入她的繪畫和文字中。這種色彩,煥發了強韌的生命力,一方面認識到「生命是一個不斷療治創傷的過程」,一方面堅持走下去,願與途人分享一些光亮。  (香港 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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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折光畫到幻彩金  ——藝術創意歷程之四 (林文傑)

  我們認為假使能令金塊的表面產生不同大小的納米粒子,理論上金塊亦應如折光畫一樣,呈現不同顏色。在搜索這方面的資料時,我們發現假使可以結合兩項現有的科技:全像       術(Holography)的光學繞射原理(Diffraction)加上納米精密電鑄技術(Precision Electroforming Nanotechnology),便會令金塊呈現幻彩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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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kespeare in America: An Anthology from the Revolution to Now

  海外莎士比亞在美國  今年是莎士比亞誕辰四百五十周年,本選集乘時推出。編者——著名莎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James Shapiro在引言表示,檢視莎士比亞在美國的歷史,也即檢視美國自身的歷史。本書收錄了七十份美國獨立戰爭期間(一七七六)至今(二○○四)有關莎士比亞的材料,當中包括文章、戲劇、回憶錄、信函和影評等,作者包括愛默生、林肯、馬克吐溫和伍迪.艾倫等。這些材料揭示美國人怎樣為莎翁瘋狂並深受其影響。  (美國 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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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修改憲法的四點建議 (曹思源)

  中國先後頒行了一九五四年憲法、一九七五年憲法、一九七八年憲法、一九八二年憲法。爾後,在一九八八年、一九九三年、一九九九年、二○○四年又有了四個憲法修正案。憲法的修改走了一條漫長的道路,也取得了一些進步。但是究竟如何保障公民權利?這個關鍵問題至今尚未解決,急需廣開民智,進一步修改和完善現行憲法,才能保證國泰民安,為此特提出四點建議,簡要說明如下:只有中國朝鮮憲法保留了專政條款  一、堅持依法治國,取消專政  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國和朝鮮的憲法保留了專政條款。六十年來,中華兒女為專政犧牲了幾千萬條鮮活的肉體生命和政治生命。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專政了三百一十七萬右派分子、一百四十三萬中右分子,共計四百六十萬人;這與當時全國五百萬知識分子相比,分量有多重!一九五九年反右傾、整彭德懷反黨集團後,又專政了三百多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其中不少黨內幹部,曾經是黨的專政工具。十年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場專政的鬧劇,今天你對我專政,明天我站起來再把你打倒,對你實行專政,據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總結,鬥了一億人,死了兩千萬。作為在職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一夜之間就被打成專政對象,有口難辯、自身難保、死無葬身之地。像夏衍這樣的文化老人,也難逃專政的整肅。  有人以為加強專政能保天下太平,結果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大陸動亂不已。曾經的專政者林彪和王、張、江、姚等也前赴後繼、身敗名裂。雖然專政的理論強調打擊面只是百分之五以下的「一小撮」敵人,但是幾十個回合下來,被專政的人數便接近百分之百了。有這麼一把利劍懸在公民的頭上,隨時落下砍人,憲法關於公民權利的條款就成為虛設的一紙空文了。  從歷史、現實和未來三個方面來看,所有可能的專政受害者都應該是取消憲法專政條款的擁護者。為了使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後代,一切「專政者」和「被專政者」都能永遠免於專政的恐懼,還是讓中國的憲法勇敢地告別專政、擁抱法治吧!  二、莫劃分「人民」與「敵人」  六十多年來深受政治動亂之苦的中國人,莫不痛恨動亂。而細心研究一下不難發現,動亂的根源就在於:全國被強行分為人民與敵人兩個階級。有權者不難以「人民」的名義實行專政,「敵人」則是被專政者。按照專政的理論,鼓動人民對敵鬥爭要狠:「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於是乎公民之間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就成為常態。(如江西的李九蓮因寫信給其未婚夫,被未婚夫出賣而於一九七七年以反革命罪被判處槍斃)一個公民只要被劃為「階級敵人」,其公民權利就沒有任何保障可言了。任何人都有可能今天還屬於人民,明天就被打成階級敵人,由人鬥人的工具,變成了人鬥人的靶子。以至於誰也不敢拍着胸脯誇口:「我永遠不會成為階級敵人。」就連曾經的國家二把手周恩來最後躺在病牀上還擔心地說:「我死後你們不要在我臉上畫叉子啊」;擔任過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警衛局局長的汪東興也曾對其助手鄔吉成流露過自己的擔心——「不知什麼時候就會被人家抓起來。」可見對敵專政幾乎威脅到了每一個人。國人被分敵我,相互之間虎視眈眈,沒有了安全感。這樣的社會不出亂子才怪呢!(以言獲罪等等都是以所謂對敵專政為依據的。)以「公民」取代「人民」  「人民」一詞本是人的集合名詞,並沒有什麼政治性。但是在六十多年全黨全民敵我鬥爭的專政實踐中,被賦予了太多的政治色彩、太多的階級色彩、太多的抗敵性和排他性。說「人民政府為人民」,就意味着只為一部分尚未被劃為敵人的公民服務;而另一部分公民一旦被劃為敵人,則不在服務和保護之列,這就製造了社會分裂。  因此,我建議在憲法修正案中盡量不使用「人民」這種已被弄得含義不清的概念,或者以「公民」取代「人民」。諸如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等不妨就叫共和國、政府、法院、檢察院;而人民代表大會則改稱「公民代表大會」。  有鑑於此,建議修改憲法第一條,在刪除專政的同時,重新考慮國家名稱,如中華共和國(突出共和制為國家的根本制度)、中華聯邦共和國(明確以聯邦制的形式統一全國各地區)、中華全民共和國(有利於消除以人民的名義製造敵對意識,剝奪部分公民的權利之弊)、中華民主共和國(突出民主訴求)、中華民國(有助於兩岸和平統一)等。  三、明確表述共和國的主僕關係  「偉大領袖」何謂偉大?應該是他為全國公民服務的工作卓有成效。從角色上說,公民是國家的主人,領袖是公僕。不僅如此,國家所有的公務員、軍人和員警都是公僕,公僕的神聖職責就是為公民服務,主僕關係不能顛倒。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卻有「四個一切」的口號響徹雲霄達十年之久,叫做「一切為着毛主席、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緊跟毛主席、一切服從毛主席」,這就完全顛倒了公民與領袖的主僕關係。隨着毛澤東逝世,「一切為着毛主席」的錯誤口號才退出了歷史舞台。  然而,一切官僚主義者直到今天仍然不懂得公民與公務員的主僕關係,還在那裏以其所作所為顛倒這種主僕關係,在繼續禍害國家,侵害公民權益。我們不能不高度重視這一問題。在修改憲法的草案中對公民與公務員的主僕關係,應作出明確的規定。建議憲法修正案第二條作如下表述:  「主權在民。中華共和國的原則是:公民權利高於一切。中華共和國的一切權力源於和屬於全體公民,公民直接或通過選出的代表行使權力。共和國全體公民是國家的主人,國家的公務員、軍人和員警是公僕。公僕的神聖職責是為公民服務。中華共和國實行政務公開,最大限度地公開信息,重大情況向全民公布,重大問題經全民討論。凡需要保密的政務資訊必須以法律明確規定等級和許可權。中華共和國範圍內所有黨政公款收支的賬目,均須在互聯網及時公布,公民有權查閱。」不希望軍隊向平民開槍  四、以憲法禁止軍警向平民開槍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已經成為我們國家歷史上最為敏感的日子。每到「六四」,幾乎全國人民都有三個問題湧上心頭。始終是揮之不去。  一、人民的國家什麼時候向人民公布,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有多少人死了,有多少人傷了?這個死傷數字什麼時候公布?  二、將來還有沒有可能發生類似「六四」的悲劇?  三、我們有沒有什麼辦法,有沒有制度上的措施,防止「六四」的悲劇重演?  這三個問題無人解答,揮之不去。歷史包袱越背越重。  我們在很多問題上,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我相信在這個問題上,絕大多數人都能達成共識。什麼問題呢?就是我們希望將來不會再發生軍隊向平民開槍的悲劇。有誰主張將來還要向平民開槍呢?有嗎?沒有。是的,我相信沒有。我們不希望向平民開槍!不希望向平民開槍靠什麼?靠良心嗎?良心靠不住!我們要靠制度,這個制度要表現在什麼地方?表現在憲法上。因此要修改憲法,在憲法上寫進軍隊的主要任務,是對付拿槍的、國外的敵人;員警的主要任務是維護社會治安,是保護公民的權利!無論如何我們的軍警是對付拿槍的敵人!我們的軍警不能向平民開槍!  我認為這是容易達成共識的。軍隊誰養活的?老百姓養活的!納稅人養活的!我們每個人作為納稅者的一分子,養活了軍隊。養活了軍隊,不是讓你在某一天對我開槍,對我的兒子開槍,對我的孫子開槍。軍警作為公僕,沒有權力對平民開槍。現在說要防止顛覆性錯誤,我看,向平民開槍這樣的顛覆性錯誤決不能再犯了。因此要寫進憲法。  我建議修改中國現行憲法中關於武裝力量這一條(憲法第二十九條),作如下規定:  一、中華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包括軍隊和員警。  二、軍隊的主要任務是保衛國防,員警的主要任務是維護社會治安。  三、除了軍人和員警之外,任何人不得擁有兵器。  四、軍人和員警不得對非武裝人員使用兵器,唯對現行兇手除外。  這四款規定中,第四款是關鍵。如果能嚴格執行這一憲法條款,就能避免出現軍警向徒手平民開槍的悲劇。  前文已經闡明,共和國公民是國家的主人,公務員和軍警都屬於公僕。世界上哪有公僕向主人開槍的道理呢?可惜原憲法對此沒有明確的表述。付出了「六四」的慘痛代價之後,現在亡羊補牢,關於禁止軍警向非武裝人員動用兵器這一條就比較容易達成共識了。如果能成功地把這一條寫進憲法,從根本制度上避免悲劇重演,也有利於喚起海內外的中華兒女對中國未來政治前途的信心,有利於團結更多的人,打開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六四」僵局,放下歷史的包袱,共同建設法治中國。  (作者是北京憲政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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