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上港人」:淘金讓位淘空間 (寧冉遠)

  最新統計數據,香港每十個工作人口中就有一個在內地長期工作,但「不是所有人都是來內地淘金的」。   五十六歲的謝吉伯二○○六年定居北京,他憑一己之力在內地推行「全科家庭醫生」理念。這件很多人認為是「吃飽了撐着」的事,他已經做到了第八個年頭。   「越來越多港人選擇來內地發展,為的不僅僅是『淘金』,更多是為了發揮自己的才能,實現自己的價值。」中山大學教授林江表示,大約五年前開始,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   從淘金的角度看,港人北上的「黃金時期」似乎已經過去。而今,一些港人包括剛畢業的大學生,願意拿低於香港的工資到內地工作。在他們看來,「淘金」已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內地有發揮自己的空間。 事業的終點和起點  「很多香港人在內地創業或工作,根本上是希望這個國家越來越好。」謝吉伯說,幾個與他年齡相仿、經歷相近的香港朋友在內地或開餐館,或辦企業,初衷都是希望給內地帶來優質的服務業和優質的管理。   謝吉伯選擇留在內地的原因是內地的「醫改」。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謝吉伯在劍橋大學學醫時起,幾乎每年都會來內地交流學習。多年來對內地醫療體系的了解,謝吉伯發現近年來內地看病貴、看病難、醫患關係緊張等問題趨於嚴重。「而我在英國看到『全科家庭醫生體系』很好地解決了這些問題。我定居北京,是希望能夠幫助內地建立類似的體系。」謝吉伯說,自己會盡餘生之力來做這件事,不會退休。   謝吉伯把內地作為事業的終點,Teddy和Eric兩位年輕人卻將內地作為自己事業的起點。   十三年前,還是初中生的Teddy隨母親北上定居北京。二○一○年,他從北京一所著名大學經濟學專業畢業。   是留在北京還是回香港發展?由於離開太久,Teddy決定到香港感受一下「就業市場和幸福程度」再做選擇。他一邊在香港中文大學念金融學課程,一邊兼職做保險理財銷售工作。在賣保險的過程中,Teddy發現,內地人簽單數量雖少,但金額一般都比較大。於是他到內地人集中街區「掃街」,業績不錯。這一經歷讓他看到內地巨大的市場潛力,於是下決心回到北京,協助母親打理醫療器械公司。   「香港本地的市場非常成熟,自己要做出業績只能瞄準內地這塊大蛋糕,很多行業都是這樣。」Teddy說。   Teddy的大學同學,同是港生的Eric認為,香港已「固化」的,除了市場,還有職場。「港人的職業路徑比較固定,每個人都要讀大學,出來就進入金融業或者做律師。」二十六歲的他不喜歡這樣的生活,於是留在北京創業。   Eric大學畢業後,和一位朋友合夥開了一家公關公司。「北京務虛,適合做創意文化產業;廣州務實,適合做產品生產加工等等;上海則是成熟的商業社會,未來會成為又一個金融中心。」Eric學的是傳媒專業,他認為,在北京創業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香港作為經濟體來說很發達,但另一方面,太過依賴金融業,發展模式單一,其他行業幾乎沒有發展空間,最終還是要倚賴內地的廣闊市場。」 學會「關係」是做事前提  「在內地做事,學會『關係』非常重要。」這一點謝吉伯深有體會。   不是政協委員,不是人大代表,完全游離於政府體系之外的謝吉伯,一心想着改變內地的醫療體系。     謝吉伯告訴記者,在內地醫療體系中提出倡議並不像香港那樣可以自下而上進行,而是先要從頂層開始,自上而下。為了讓自己「全科家庭醫生」的想法和內地固有社區醫院體系接軌,謝吉伯開始學習如何和政府打交道。「直接找社區醫院是不行的,要先找一個衛生局的局長,然後再聯繫社區醫院的院長。有時候,花在這上面的精力比做事還多。」如今,他已在多家社區醫院兼職做全科醫生培訓,並在全國各地演講推廣全科醫生理念,這讓他感到事情已經在一步步推進,更加有信心。   同樣的道理,Teddy發現在商業上也適用。「在內地,市場營銷就是關係營銷,時間要花在最值得的人身上。」   與在港澳推介醫療器械產品不同,Teddy在內地推介產品很難預約到客戶,只能見縫插針。有時候等上一整天,只為能在客戶出門上車的時候和他說上一句話。相比之下,花時間打聽他們的個人愛好,「投其所好」比推介產品更重要。他覺得,很多時候,在內地的營銷技巧與產品的相關知識並沒有任何關係。   「香港重法制,按程序走,而在內地,靠的是『關係』,有『關係』很多事情好辦了許多。」這是Teddy對兩地商業社會的體會。 新「北上港人」須防「水土不服」   其實,「港人北上」是老話題。上世紀八十年代,不少善於捕捉機會的香港人開始到內地做生意,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北上港人。九十年代,隨着跨國公司業務在內地的發展,能與國際接軌的管理人才成為內地的「急需」。跨國公司利用高於市場水平的薪水吸引港人北上,大批香港人到內地做「開荒牛」。於是,香港向內地輸送的「人才流」逐漸替代了以往的「資金流」。   二○○一年中國入世後,又掀起一次「港人北上」浪潮。到了二○○二年初,整個香港幾乎都在談北上就業。而此時,香港人才在內地的待遇基本上已經與香港接軌,不再享有曾經高於市場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特殊津貼」。五年以前,香港人才比內地人才「貴」兩至三倍。現在只比內地「貴」一點五至兩倍,整個市場的價格降了一半。   薪酬不如從前,人數卻沒有因此而減少。去年九月,香港特首梁振英在一次講話中透露,在廣州、上海、北京長期工作的香港人,大約有三十七萬,而香港工作人口的總數是三百八十多萬。   「目前,內地大多數行業的薪酬都不如香港。」據中山大學教授林江介紹,可以在中環找一份月薪三四萬港幣工作的年輕人,在內地頂多領一萬多元人民幣。林江認為,薪酬差異是北上港人能否適應的「水土不服」第一條。降薪北上,是潛心發展,還是作為跳板,職業規劃須做考量。   其次是溝通習慣和價值觀不同。例如Teddy表示自己特別不理解為什麼賣東西還要「返點」(如果分銷商成功將東西賣出,供應商要多付一筆錢給分銷商),他認為,當第一個賣家因為激烈競爭這麼做的時候,整個行業環境都被破壞了。此外,Teddy認為,公司應該做百年老店,慢慢來,而內地很多人的想法是,希望能夠盡可能賺「快錢」。   醫療、教育、置業、購車等在內地與戶籍制度掛鈎的福利與政策,也成為港人在內地定居發展的阻礙。如內地一些城市購房政策的調整,讓許多港人在內地置業受阻。購車限號,也讓一些北上港人感到出行不便。曾有在內地發展的香港女演員接受採訪時表示:「我沒有搖號(意指抽籤買車。由於北京車多,從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開始,對符合條件的企業、社會團體法人和個人,將以搖號方式,無償分配小客車配置指標)的資格,只好天天坐地鐵。戴着墨鏡擠地鐵真的很不方便,特別是需要穿高跟鞋的時候。」   林江建議:「港人北上之前,要充分了解『國情』,接受差異,也許和而不同,但還是要做好與當地融合的準備。」  (作者是本刊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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