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谷的最後六十七天 (尉任之)

  已故法國電影導演皮亞勒一生有十部長片,今年四、五月份時,香港電影發展基金資助的香港電影發燒友節目,特別組織皮亞勒電影展。繪畫是皮亞勒電影創作的源頭,他的電影《梵谷》別樹一幟。本文作者在法國創作,也是畫家,似能深刻剖析皮亞勒的心靈和電影《梵谷》。——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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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師父畫畫  懷念楚戈先生 (尉任之)

  楚戈先生比我父親(尉天驄)年長五六歲,我本該稱之為「楚戈伯伯」,卻因老爸一句「楚戈長不大,只能做叔叔」而降格為「楚戈叔叔」。也有好幾年我跟楚戈叔叔以師徒相稱,我喊他「師父」,他稱我為「徒弟」;湖南人不大發「ㄨ」(f)這個音,因此,在他口中,徒弟便成為「頭弟」。後來,「大頭叔叔」陳映真先生的夫人麗娜阿姨也興起加入「袁家班」陣容(楚戈叔叔本名袁德星),成為「頭弟」,我只得讓位,成了名副其實的「小頭弟」。  我們起哄稱搶做楚戈叔叔徒弟的年代大約在一九八六年前後。那些年我瘋狂地畫水墨畫,也把水彩厚厚地當油彩畫,家中每有畫家長輩來,我總拉着他們畫畫;一時間,來家裏吃飯的畫家朋友,開飯前總得陪難纏的小友塗上幾筆。畫畫這事是會感染的,有時氣氛熱烈起來,連不畫畫的長輩也捲起袖子,拿起毛筆,像全民運動般,大家各自在地板一角鋪上報紙,邊喝茶、聊天、吃零食,邊盡興揮灑。  有時大家興致不減,吃完飯便繼續畫,如果不畫,我媽媽便會拿出《民謠百曲》、《民歌大全》之類的歌譜,大家來個南腔北調的大合唱。  那是一個熱情飛揚的年代,楚戈叔叔癌症的復元良好,創作、研究皆有成就,大頭叔叔躊躇滿志,他的《人間》雜誌蓄勢待發,跟麗娜阿姨每隔一陣子就來家中度個長週末,休閒放鬆,享受一點家庭生活。他們,當然還有許多無法一一提及的長輩朋友,都在我的記憶中烙下深刻印記。圍繞楚戈畫畫  楚戈叔叔能畫、愛畫,也願意畫,成為我們畫畫時圍繞的中心。他愛吃我媽媽的涼拌藕片,每次來前電話中先叫準備一大盤。這藕的作法其實很簡單,一般館子裏也都吃得到,新鮮的蓮藕買來,燙好,冷卻後切成薄片,再佐以少許砂糖、鹽、白醋、嫩薑末和去子的新鮮辣椒絲,放進冰箱即可。館子裏的涼拌藕片往往過酸,不夠新鮮,大概是隔了夜,只好多加些糖醋來蓋味;我媽媽則往往在朋友家來當天才上市場挑藕,新鮮的藕細細去皮,當天煮當天拌,一盤藕片端上桌,白白淨淨特別好看。那時楚戈叔叔大病初癒,必須注意自己的飲食,這菜很合他胃口。  「師父」這個名號很快就叫開了,一班常來家裏的女眷也都跟着喊他師父,左一聲師父、右一聲師父,楚戈叔叔飄飄欲仙,一會兒豪情來了,靈感也來了,下筆便如長江大河、疾風驟雨般不能自已。  「頭弟——,磨墨!」  「小頭弟——,打水!」  「去——,換大筆頭來!」  師父興致來了,聲音也大起來了,磨墨打水換筆的呼聲不停,麗娜阿姨磨墨的手痠了,墨條歪了一邊,師父瞟了一眼,喝斥:  「頭弟——,磨墨要正!」  聽我們這廂熱鬧,男眷們政治也不談了,文學也丟下了,全跑來看楚戈叔叔畫畫。大家圍成一圈,溫度升高了,白熱化了,便有人問:  「師父要不要喝茶?」  於是人群中遞過一隻茶杯,有時師父擺擺手回絕,有時接過速飲一口,有時墨盤或水洗裏的汁液不夠了,他便把茶水往裏一倒,繼續皴點、擦抹、暈染。也有人看他一頭大汗,遞來一條毛巾,甚至為他輕輕抹去額頭上的汗水,對方若是女眷,他會抬抬眼、咧咧嘴,露出一抹愉悅的微笑。陳映真:「楚戈,他人真好。」  在我們家的地板上,師父什麼都畫,若是山水,便大開大闔,時而崇山峻嶺,風雨欲來,時而遠山幾重,扁舟一葉;若是梅花,不是細細圈點,便是大片潑灑;若是荷花,便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先以大筆刷出莖葉,再以小筆摹出花朵婀娜姿態……。當年勝大莊的粗腹羊毫大筆一支一兩千元,買回來供在案前,敬如神明,久久不捨泡開使用,到了師父手中,又擦又擰又折,幾回合下來就禿了一截。筆頭畫禿了,師父便喊:  「小頭弟——去,舊報紙拿疊來。」  報紙拿來了,他只撿幾張,捲一捲壓平,橫向撕開一鋸齒形缺口,在水洗裏沾沾,墨盤點點,然後朝紙上使力一摁,快速向下拖去,說時遲那時快,如此五六刷,便成生動荷葉一片。若是山水,他則會重按輕移,在紙上摁捺出一座座岩石斑斑的饅頭山。  待畫紙已然透濕,師父也一頭大汗時,他會喊:  「去,吹風機拿來——」  吹風機來了,插上插頭,師父稍加示範,便遞給麗娜阿姨:  「頭弟,這樣來來回回,好好把畫吹乾。」  大概磨墨已經磨累了,麗娜阿姨兩肩一攤,翻翻白眼,嗲聲說到:  「哪啊,畫畫好難喲!早知道……」  不過,她大概想起「一日為師,終生為父」的古訓,又想到可以得師父的真迹,便不敢造次,繼續替師父「曬畫」。此時,我媽媽會端出甜點(有時是自己做的八寶飯,有時是南門市場買來塞了糯米的甜藕,有時是朋友帶來的鮮奶油蛋糕,奶油很厚、圓形、還可以在上頭題字的那種),人們的注意力都轉到甜食上頭,只有麗娜阿姨一個人還在地板上吹呀吹的,此時大頭叔叔會搔搔蓬髮,然後背着雙手走來。  「麗子,——」他先輕輕叫一聲,然後才用溫柔舒緩的語調說:「楚戈,他人真好。」或者:「楚戈,是個好人。」他說「好人」這兩字的時候,「人」的尾音總會拖長一些,像在說日語一樣。  等畫差不多乾了,師父也吃過甜食,便在幾張畫間來回看看,有時調色再染一下,有時拿長鬃山馬筆在岩石上加些樹木或在花卉上添點莖脈;此時他不再用大筆頭,只細細地添、靜靜地補,且看的時候多,動手的時候少。  待一切完成後,師父會在畫上題字:幾句自做的或朋友的新詩、一首古調,或簡單一句「某年某月於木柵尉府」等等。然而他不鈐印,道理很簡單:圖章不在身邊嘛!  講到鈐印,麗娜阿姨從不放過他,她直嚷嚷:  「師父,沒蓋章,畫不值錢耶!」  為了逗麗娜阿姨,師父會用朱紅在送我的畫上畫一方陰刻的「星」字圖章,但怎樣就是不肯為麗娜阿姨「畫押」。因此,直到二〇〇六年,我母親過世後的第一次農曆年夜飯,麗娜阿姨在我們家最後一次遇見楚戈叔叔時還直嚷嚷:  「師父,你送我的畫,到現在都還沒蓋章耶!」  另一次晚飯後,楚戈叔叔說要為我示範墨梅,那天晚上客人不多,我們在大餐桌上攤開全開宣紙,調了墨汁,他先用大筆頭畫出主要的枝幹,然後帶我在畫紙上用不同的墨色鈎滿象徵花瓣的圈圈,再以放射狀的短線、細線和點鈎出無數的花蕊。師父的花蕊有款有型,我鈎的卻挺難看,一團團墨點像打趴在牆上的蚊子蒼蠅。  圈點完了,師父在畫心空白處題上「華枝春滿」四個大字,然後在右邊枝葉間題上「實與任之合作也」的小款。那天楚戈叔叔的長女阿寶從彰化北來,也同我們一塊兒打圈圈,因此,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以為畫上題的是「寶與任之合作也」。  我們家有好幾幅楚戈叔叔樣式不同的的梅花,大概是記憶美好的關係吧,我一直偏愛《華枝春滿》,在台中讀書的四年間,這張畫就一直掛在我畫室的牆上。自創結繩畫  時序進入九十年代,我上了中學,《人間》雜誌也已停刊,大頭叔叔開啟了人生新頁,勤於他的兩岸事務。其間,我父親的身體也曾一度違和,既然大家各有後顧,這樣的聚會自然就慢慢減少了。  上中學後,我對繪畫的興趣從東方水墨轉到西方油畫上,我畢竟是全球化時代的產物,對西方文化的着迷永遠大於古老的東方文明。我成了水墨畫的叛徒,毛筆從此束之高閣,師父二字越叫越尷尬,因此,他的稱號又漸漸回到「楚戈叔叔」。  二〇〇二年三月,在陶幼春阿姨的陪伴下,楚戈叔叔最後一次到巴黎來,當時我在法國念書已近三年。楚戈叔叔為發展他自創的「結繩畫」,要買一種特殊的「山」字形畫筆,這是一種三個筆頭間有兩個筆頭空隙的畫筆,畫出來的線條頗有糾結的意趣。這種筆不好找,楚戈叔叔曾在香港買到五個筆頭的,自己用毛筆跟竹管編過,也曾將以多支毛筆編成的排筆間的筆頭拆掉。當時,他已開始用沒有打底的畫布畫水墨,畫幅頗大,毛筆施展不易,必須用五個、七個或九個筆頭的山形油畫筆來代替。  那天午後,我們從巴黎美院一帶一直走到蒙帕納斯「大茅舍畫室」(La Grande Chaumière)附近的美術用品社。地鐵站間有些距離,招呼計程車也不容易,步行加地鐵上下,老先生走得氣喘吁吁,但每經過一間畫廊,他總要在前面駐足片刻。在Bac街一個掛有米羅大畫的櫥窗前,楚戈叔叔停了下來——  「好看,」他用拐杖指着米羅的畫,然後拉拉我的手,語重心長地說:「畫畫還是抽象跟簡化好。」  買完畫筆回到我家,在沙發上鋪上被褥,將楚戈叔叔安頓睡下,我才去會在市區辦事的陶阿姨。等我再回到家,他已起身,在書桌邊看一本《易經新解》之類的書,還用紅筆做了些結繩畫的草圖。看我回來,楚戈叔叔把我叫到身邊,指指畫架上的油畫,再次語重心長地說:  「頭弟啊,畫畫還是簡單跟抽象的好。」  這是記憶中他最後一次喊我「頭弟」。那時候,我對繪畫的想法已逐漸成形,對自己要走的路也有比較明確的認知,他所說的「抽象」與「簡化」,我其實不大聽的進去。對我的創作演進,楚戈叔叔多少是有些感慨的,他後來曾多次跟我父親表示:「小孩自己畫畫,幹嘛不好去讀美術系!」  楚戈叔叔在巴黎的一個晚上,我們相約去Mouffetard街吃希臘烤肉,正好在巴黎趕寫長篇小說的蔡秀女小姐也一同前往。陶阿姨、蔡小姐跟我三人邊吃邊聊,楚戈叔叔則靜靜吃着羊腿。那晚他心情特佳,不但吃光一隻羊腿,還喝掉大半瓶紅酒;離開餐廳時他已陶陶然,加上旅次勞頓,有點搖晃,大家趕緊叫了計程車將他送回旅館。  從巴黎回台灣不久,楚戈叔叔就進了醫院,先陽明,後榮總,接下來就聽說他不能再吞嚥只能以灌食補充養份的消息。即席揮毫慷慨瀟灑  我最後一次見到楚戈叔叔是二〇〇九年的農曆年初一,地點是台北李錫奇叔叔家。那天陶阿姨不在,他在外勞陪伴下獨自前來,只能灌食的他照樣樂呵呵地看着大家進餐,並挑了一盤古月阿姨拿手的獅子頭、芋頭紅糟扣肉,讓外勞打成泥,再斟滿一大杯紅酒,敬過大家,好菜美酒都由漏斗經胃管緩緩注入他的肚子。  晚飯畢,酒精發作了,楚戈叔叔的臉色也紅潤起來了,古月阿姨、張孝惠阿姨(辛鬱夫人)便鼓動他當眾揮毫。當天在座的還有詩人張默先生夫人,及《世界日報》美洲版副刊主編吳婉茹小姐等,大家在他的四周圍成一圈。  楚戈叔叔的豪興仍在,但水呀墨的已不大能控制而成了塗鴉。他快速地畫着,李錫奇叔叔在一旁加水加墨加顏料,楚戈叔叔催紙催水催墨,李叔叔便咕噥:  「哼,我也算個大畫家——只有幫楚戈我才當書童!」  於是大家鼓動他也畫,李叔叔便再咕噥了一聲:「當眾揮毫,麥來几套!」回了大家的要求。  一個多小時過去,楚戈叔叔累了,大家的興致也淡了,李叔叔的畫室像風災過境般鋪滿大張小張的畫紙。眾人吹風的只管吹風,墊報紙的只管墊報紙,曬畫的只管曬畫,只見楚戈叔叔揮揮手,下樓前再回頭拱手向大家拜個年,瀟灑離去。  說起「當眾揮毫」,我其實蠻贊成李錫奇叔叔的意見:一般畫家揮毫,是畫技的展現,要談創作,則差之遠矣。但楚戈叔叔不同,在朋友面前揮毫顯露出他慷慨、樂意分享的一面。現在再看他當年在家中留下的作品,無論構圖或層次,敬謹自信隨處可見,而他酒神般的個性,又在眾人的鼓舞之下更加發揮出來。  楚戈叔叔的人生像他的畫作一樣才情洋溢、絢斕多彩。如今,他老人家駕鶴西歸,再說「一日為師,終生為父」未免矯情,但曾是他小頭弟的我還是甘冒大不韙,記下駁雜的回憶二三,誌念我們有過的一段師徒情誼,也略表自己對他的無盡緬懷與悼念。  願師父一路好走。  (作者論述音樂、電影、繪畫,文章散見台灣、法國、土耳其、中國大陸等地刊物。曾在台北、法國和意大利等地辦畫展。另見彩頁頁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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