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歲的逃亡者高行健(孔捷生)

一九八三年,高行健請我到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看他的《絕對信號》、《車站》,那是先鋒戲劇登上中國劇壇之始。記得很多年輕人圍上來問:「有沒有富餘票?」這兩部先鋒劇在小劇場演出,當時大劇院上演白樺的《吳王金戈越王劍》。我便問等退票的發燒友:「要看哪齣戲?」眾口一詞,都是高行健的戲劇。一九八五年,高行健再邀我去看大型戲劇《野人》首演。完場燈光一亮,我看到了周圍不少文學藝術界熟人,眼眶多泛滿淚光。那是嵌入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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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名野史──武林盟主李煥良評四人幫(孔捷生)

臣武將都渴望青史留名,至於留名野史,畢竟勝於「爾曹身與名俱裂」。然而揚名於汗青竹簡又或說書人驚堂木,天差地別!其實野史也承載了很多文化符號和民族記憶。余英時先生回憶童年到少年那段山中歲月,我讀來頗有感觸。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余先生被父親送回原籍安徽以避戰亂。潛山地處皖西萬山叢中,他的啟蒙教育是《三字經》、《百家姓》、《古文觀止》。而他少時讀的第一部小說是殘破的《羅通掃北》,而後搜遍鄉間線裝小說來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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絮與根(孔捷生)

歲月如磨盤,把生活研磨成粉末,剔去殘渣,剩下的就是記憶顆粒。我刻木紀年最深那道凹痕是一九八九年,它如界碑,把我的人生劃分成兩截。那年苦夏,我投奔怒海,登陸於香港某處不知名石灘。生命年輪開始逆生長,屈指算來已足足三十年。 生命根系與山水結緣回望前半截歷程,並未因光陰及經緯度的置換而變得模糊。若尋根,我的生命根系應與水有緣。我生於廣州,此城被一條大江橫貫,帆篷、水鳥和濕潤的江風,至今在我童年記憶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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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共和國到合眾國(孔捷生)

中國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一如電視劇巨製《走向共和》所示,步履殊為艱難,故此至今仍在走向,而未到達。我近不惑之年始來美,接受角色轉換殊為不易。不同於九歲的兒子,他像幼苗舒展,自由生長。我卻像一片飄零之絮,委落泥塵後艱難重生,我將摸索認知異國文化視為精神逆成長。成長就像打開一重重人生之門,步入另一境界。我兒子在新澤西讀中學,十五歲時給克林頓總統寫了一封信,質疑公校教育若干問題。殊不想收到白宮信函,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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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髮常重泰山輕(孔捷生)

他們或許手握一個自信爆棚的時代,所以要大眾緊跟和看齊。從拆教堂到拆招牌露出天際線,再到「正名運動」,人名地名藝名店名,無不興中滅洋,據說為了強化文化自信。雖則聽起來不那麼有定力,更像是權力意志急切把它的自信普澤天下。我曾經歷的年代火紅而熾熱,舉國「破四舊立四新」,狂瀾既倒,無數民眾與商舖一月之間更名易牌。旺灶、旺財、金燦、多寶等名字被團滅,向紅、衛東、學軍、朝陽……蔚為大觀。我認識的就有四人叫繼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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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過後話閱兵(孔捷生)

有生以來只見識過兩次閱兵,一次在中國,另一次在法國。旅美三十年,卻從未見過閱兵。一九九一年第一次海灣戰爭後,老布殊總統搞過「勝利閱兵」,那時我還未遷居華盛頓D.C.,據知閱兵規模很小,簡直不值一哂。及至特朗普總統要過把閱兵癮,五角大樓卻無此預算,多方籌措資金未果,唯有放棄。我發覺,世上閱兵傳統只有兩種類型,一是有過皇帝的國家,二是以革命建政的國家。 中法兩國閱兵意涵八年前在巴黎看過國慶閱兵。法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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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框以外的故事(孔捷生)

在民國史敍事中,並無被封聖的少年英傑。「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汪精衛,他行刺滿清攝政王載灃時已二十七歲。而在紅色經典敍事中,少年豪傑太多了。「生的偉大,死的光榮」之劉胡蘭、把日本鬼子引入伏擊圈的王二小放牛郎、小英雄雨來、小兵張嘎、《閃閃的紅星》之潘冬子……這組浮雕群像僅十五歲的劉胡蘭為真實存在的人物,她是死後才得到追謚。而人還活着就立生祠,更從垂髫之年就顯現真龍氣象,實為古今奇譚。油畫《重返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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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棱鏡的光譜(孔捷生)

初履加拿大正值人間四月天,亞伯達省仍寒氣透骨,然而春天畢竟擋不住。北薩斯喀徹溫河開凍之景象,野性而雄渾。巨大浮冰裹挾翹向天空的斷木,轟然撞擊下游尚未解凍的河道,在頑抗冰層前疊成小丘,直至把堅冰壓碎,春潮再鼓蕩前行。北美紅頂鷲展開巨翼,在厚雲下盤旋,俯睨動物浮屍,如同歷史殘骸的掩埋者。春汛以強大摩擦力改變着河岸地貌,每年周而復始,河道不斷遷移……滄桑之河也有記憶,如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記憶,都寄存於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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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高牆(孔捷生)

中國關於牆的故事很多,孟姜女哭長城之悲愴,《西廂記》張生翻牆幽會的綺麗,《聊齋誌異》中嶗山學道的王生穿牆的諷刺……公元前兩百多年的長城,到公元兩千多年後,超越白骨、鼓角和悠遠的哭聲,名聲越來越偉大,儼然古老文明的圖騰。 說來當代中國人對牆的記憶大多是負面的。記得八十年代作家從維熙的小說《大牆下的紅玉蘭》,「大牆文學」就此得名。高牆給人感覺是幽閉、壓抑和禁錮。 我見過的高牆是灰色的,它就是除長城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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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十年間──芳鄰故事 (孔捷生)

我曾住北京十年,那是一座乾旱而不時受塞外風沙困擾的城市,但她的脈絡裏奔湧着一種氣質,厚重執着、恢宏大氣,令我這從山重水複走來的南方青年深受感染。北京前門大街一幢公寓大樓,是我人生旅途流連長久的驛站,我在此結婚生子,在此寫下《南方的岸》、《普通女工》、《大林莽》幾部小說。這座樓宇距天安門廣場僅一箭之遙,這位置決定了我後來的命運。然而此文不去寫那夜的事,只想說說我的芳鄰。這些人物離我已十分遙遠,有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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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去的背影 (孔捷生)

我初讀《邊城》還是青澀少年,朦朧覺出與蔚為洪流的革命文學截然不同。及至青年期,革命落潮,反思浩劫的新文學正值巔峰,我也成為其中一朵浪花。在那個青年作家紛紛勇闖禁區的激蕩年代,乍讀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記事》,竟和當初讀沈從文一般,如同一縷清流注入騷動不寧的文學河床,空靈澄澈。光從沈從文、汪曾祺的文字就感知到有某種傳承關係。我見過沈從文,和汪曾祺亦有緣份。一九八○年初,我在北京文學講習所進修,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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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響歷史的門環 (孔捷生)

美國政府更迭以來,種族矛盾升溫。筆者在普林斯頓深受師長余英時影響,他有句名言:「我沒有鄉愁。」余先生也從來不受族群意識所囿,他的歷史觀裏只有人性人道至高標準。於是念及以無聲的力量去叩響歷史門環的羅莎.帕克斯(Rosa Louise McCauley Parks)。回溯南北戰爭後黑奴獲得解放,聯邦軍隊撤出,南方保守派重獲地方政權,制定《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實行「隔離但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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