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與武俠小說傳統(李歐梵)

金庸先生仙逝,留給後世一筆無與倫比的文化遺產。他的武俠小說,世界各地的華人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這已經是一個公認的事實。最近學界有所謂「金學」,幾乎和「紅學」(《紅樓夢》研究)和「張學」(張愛玲研究)並駕齊驅,這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一向以「五四」寫實主義的模式為主流,認為小說應該反映和批判社會現實,並從中探討人性的真理。而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卻和這個文學主流背道而馳。其實他自己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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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文化反思,何來精神出路 (李歐梵)

剛才聽到劉再復的演講,我深有所感。我認識的所有中國知識分子中,恐怕只有劉再復近二十多年來持之以恆作文化反思。記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從「文化大革命」運動後覺醒,開始作一系列思想探索:到底中國文化和中國民族性的「基因」產生了什麼缺陷,發生了什麼問題,才導致這一場浩劫?中國歷史是否走了冤枉路?中國人的現代「主體性」到底是什麼?如何從文化的土壤上求得再生?……這些問題都是犖犖大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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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共嬋娟(王蒙、王德威、李歐梵、高行健、鄭愁予、劉再復、劉紹銘、小思、陳若曦、容若、劉詩昆)

出版五十年,不容易《明報月刊》出版了五十年,非常不容易。辦這麼一份刊物,關心社會、關心文化、關心思想傳承,十分艱難。主編兼我的好朋友潘耀明先生盡了努力,祝賀這個雜誌取得的成就,問候月刊的同仁和作者好。(王蒙為本刊顧問,中國著名作家。) 五十年不變我想《明報月刊》在香港能夠持續五十年,很難得,這甚至在過去一百年來中國新聞報刊的發展歷史上,也是非常少見的一個成就。《明報月刊》的立場讓我想起二十世紀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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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告白 (李歐梵)

《明報月刊》創刊於一九六六年。我第一次在《明月》發表文章,應該是一九七○年左右,至今雖然算不了「元老」之一,也不年輕了。恭賀它,並不表示有資格作長篇大論的個人回憶文章,而只能把自己的寫作生涯融入這個因《明月》發刊而帶動的文化潮流之中。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明月》是一個海外知識分子「想像社團」的符號,因為有了它,像我這種流浪在美國或世界其他地方的海外華人有一種文化上的歸宿感。香港當年對我的吸引力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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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中國文藝復興  香港的角色 (白先勇、李歐梵、董 橋 演 講,張 繼、陳 芳記錄整理)

  「永遠的白先勇」——每回聆聽白先生大力鼓吹崑曲、鼓吹中國文化復興,越發相信這句話所言不虛。華瑋教授說:「大陸有那麼多崑劇團,如果沒有白老師,不仍然是一蹶不振嗎?……個人做事比較被動,需要白將軍登高一呼。」李歐梵教授說:「每次看見白先勇苦口婆心談中國文化復興,我都很感動,所以說,如果香港要有一場文藝復興,我們一定要請白先勇來做旗手。」那麼,白先生怎麼說呢?他說:「人生沒有夢想的話,就太沒意思了。二十一世紀中國文藝復興,有沒有可能,不知道。可是總得有這個夢想。」  二月十九日,中文大學校園裏,白先勇、李歐梵、董橋諸位先生發表一個半小時演講,另有一小時的講者和聽眾交流。主題是「二十一世紀中國文藝復興——香港的角色」,盧瑋鑾教授做主持。這場演講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的開頭提出,文化界的有心人,無不翹首期待。白先勇先生提出了香港的優勢,證明她為何可以在二十一世紀中國文藝復興這場運動裏擔當角色。李歐梵先生潑了冷水,指明香港不足的地方。董橋先生冷靜異常提出解決方法:各人做好本分就夠了,復興不復興是其次。演講台下,聽眾提問發言也頗多真知灼見。演講圓滿結束,誠如大會主持盧瑋鑾教授所言,引起關注和討論,是好的開始,並非結束。  本刊在截稿前把八千五百字長文及時整理出來,因為我們深信「文字守護心靈」,深深盼望白先生興滅繼絕的「悲願」能感染眾人。——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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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勒的《惜別》 (李歐梵)

  馬勒的《大地之歌》乃我的摯愛,不知聽過多少次,每次聽(不論是在現場或是聽音碟)都感動萬分。十二月初香港管弦樂團在總監艾度.迪華特指揮下演奏此曲,我當然不能放過,雖然演出不盡理想,但我依然感動萬分,幾乎落淚。音樂會之後,又和我的一幫年輕「馬勒仔」朋友到咖啡店暢談,其中發現,我和他們對該曲最後一首《惜別》的反應,竟有天壤之別!鄺先生說﹕他不能從原詩意境進入情況,必須藉另一種想像,譬如女友在窗外向他告別,從此分手,於是傷感之情油然而生!而我呢?不但直接進入原曲詩境,而且還牽動了一條「老大徒傷悲」的神經。我和年輕朋友們的歲數相差卅多年,他們正踏上人生的壯麗前程,而我是「望崦嵫而勿迫」,雖然我的心境和身體仍然年輕,還挺得住,但歲月不饒人,我只能從音樂中把「自憐」提升到另一個更高的境界。  為什麼每次聽這段長達卅分鐘的《惜別》都想到日薄崦嵫?因為《大地之歌》的靈感本就來自唐詩,而《惜別》的歌詞是孟浩然和王維的兩首詩合成的,前者開頭兩行就是「夕陽度西嶺,群壑倏已暝」,太陽下山了,大地復歸寧靜,接着兩行是「松月生夜涼,風泉滿清聽」。馬勒所根據的是一本德文譯的唐詩集,其中這四行的譯文大致不離譜,但馬勒的文化背景畢竟不同,他對唐詩的冥想是「東方主義」的,但也能把五聲音階,活用在他的交響樂世界。在此曲中他特重長笛和雙簧管,把配器運用得千變萬化(港樂是晚的演奏,在音色變化上達到超水準)。  馬勒的「東方主義」帶出來的藝術意境和唐詩大異其趣,這首《惜別》的情緒卻是一種世紀末的頹廢之美,所以王維詩樂句的「送別」,成了和大自然的永別﹕回看燦爛的藍天綠野,春花盛開,大地環繞在四周,而曲中「我」呢?王維原詩的句子是「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下面兩句是「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但德文譯本闕如,詩意頓成了「我在群山徘徊/為寂寞的心求平安」,然後又說,「我心已靜,等待它的時辰」(這四句是我自己的譯文),這不就是等待死亡嗎?  《惜別》的最後三行,卻是馬勒自己加上去的,我自由演繹,將之譯成﹕「遍地春色無窮境/群山遠處有藍天!/永遠……永遠……」聊表心意,把馬勒的詩句還原到唐詩意境,但還是無法表達那個像文字「永遠」(ewig)的涵義。猜想那是一種德國浪漫主義對於永恆的大自然的「悠然」之情,意味也深長,但和陶淵明的「悠然見南山」的意境又不同,因為馬勒在向人生告別了——我已經悠然歸寂於彼界,回看這一片大自然的美景(Schonheit),自有一番感傷,情景交融,把這「日薄崦嵫」的音樂渲染得極端美麗,可以悠然地永遠激賞。我認為和李察.史特勞斯的《最後四首歌曲》可以相互比美。  感謝港樂助理指揮蘇柏軒在演奏會前的精彩講解,給我靈感,乃有此音樂臆想之文。  至於我對是晚演出不盡理想的評價,原因不在樂隊,而在歌者﹕男高音Stephen Gould是華格納歌劇的男高音,前晚喉嚨發炎,表現欠佳,我聽的第二晚情況比較好,但詩意還是發揮不出來。女次高音Sasha Cooke乃後起之秀,聲音甜美,但年紀尚輕,似乎鎮不住三十分鐘的《惜別》情緒,此曲亦可由女低音或男中音演唱,我心目中的兩大偶像是Christa Ludwig和Thomas Quasthoff。Quasthoff雖然是殘障藝術家,但歌喉之美猶如天使,七八年前我在波士頓聽他演唱《大地之歌》,不禁潸然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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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映真點化革命樂章 (李歐梵)

  名作家陳映真現在北京養病,台灣《文訊》雜誌將於九月底召開陳映真作品學術討論會,向我約稿。突然想到多年前在香港曾應光華文化中心之邀,作了有關台灣文學的公開演講,我特別選了陳映真的兩本小說集《鈴璫花》和《忠孝公園》作例子,因為他所寫的題材——五六十年代台灣在國民黨「白色恐怖」高壓下的左翼知識分子受難經驗,在當代香港文學中極為罕見(如今台灣更是如此)。我特別喜歡《趙南棟》這篇小說,此次重讀,發現最吸引我的是小說中所引用的音樂典故——蕭斯塔高維契的第三交響曲,又名《五月一日》(勞動節)。故事的最後一段描寫幾個身陷囹圄的左翼知識分子即將就義,在那個緊要關頭,有位學過音樂的義士張錫命——綽號叫「conductor」(指揮家)——竟然以竹筷權充指揮棒指揮這首飽含普羅革命意味的作品(他在牢裏經常默寫蕭氏交響曲,所以指揮嫻熟)。陳映真是這樣寫的﹕樂曲開始了,「豎笛流水似的獨奏,彷彿一片晨曦下的田園」,然後情緒轉向激昂,「簡直聽見小號的朗敞剛毅的聲音了,像是在滿天彤旌下,工人歡暢地歌唱,列隊行進。他感到了音樂這至為精微博大的藝術表現形式,是那樣直接地探入人們心靈,而引起最深的戰慄」。  這位指揮家「專注,無我地揮劃著指揮棒。一場暴風,一場海嘯,一場千仞高山的崩頹,一場萬騎廝殺的沙場……在他時而若猛浪、時而若震怒的指揮中轟然而來,使整個押房都肅穆地沉浸在英雄的、澎湃的交響之中」。  我是一個樂迷,也是一個「蕭迷」,近來每次聆聽這首交響曲,就不覺想起陳映真小說中的字句,於是也學著張錫命用筷子指揮起來,小說中的趙慶雲落淚了,我也幾乎落淚。這就是陳映真小說的魔力﹕他可以把蕭氏這首並不偉大,甚至被音樂行家視為失敗的作品,引進小說世界中,且使得它聽來崇高偉大。我曾經問過他這是哪裏來的靈感?他說是向音樂專家請教過的。  為什麼音樂專家沒有向他推薦蕭氏的第二(又名《走向十月革命》),或第十二(《一九一七年》)交響曲?甚至第十一號也很適合,因為寫的是一九〇五年的工人示威和受難,歷史家認為那是十月革命的前奏,我覺得更感人;但此曲第一樂章有一段長的慢板調子,鬱悶得很,猶如暴風驟雨前夕的寧靜,然後慢慢營造氣氛,最後才狂濤洶湧。第十二號交響曲則是一種音樂式的「白描」,把十月革命的過程從頭到尾表現了出來,比第十一號交響曲情緒更激昂。  我猜此曲「落選」的原因是其中沒有合唱,而第二和第三交響曲的最後樂章則由合唱團引吭高歌,頌揚革命。我翻看歌詞,實在肉麻、庸俗之至,而陳映真的小說語言早已超過它了,我甚至認為他的文字比起蕭斯塔高維契的音符更具震撼力!且看《趙南棟》中此曲的合唱部分如何展示出來﹕  「中板合唱聲部終於展開了。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和男低音渾厚寬宏的合唱聲,從地平線,從天際,帶著大讚頌、大宣說、大希望和大喜悅,從宇宙洪荒,從曠野和森林,從高山和平原,從黃金的收穫,從遮天蔽日的旗幟,蜂擁奔流,鷹飛虎躍而來。」真不得了!這簡直是史詩章法,但其中的意象卻又像是實畫對位電影蒙太奇手法,我從中感受到魯迅散文詩《頹敗線的顫動》的餘韻。  多年沒有見陳映真了,希望他現在的心情不像這首交響曲般沉重;也希望他早日康復,不久就可以共聚一堂,談談蕭斯塔高維契或文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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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信疆和布魯克納  一段回憶和悼念 (李歐梵)

  老友高信疆於五月五日晚於台北溘然謝世,令我傷感不已。他不但是台灣報界的「紙上風雲第一人」,把《中國時報》副刊辦得有聲有色,成為當年台灣最大的文化平台,而且高瞻遠矚,把文化視野介紹到全球華人世界。後來他又到香港參與《明報》編務,發展事業,可惜壯志未酬,不久就辭職了。信疆晚年心情相當落寞,三年前我在北京和他消磨了一天,見他依然風度翩翩,精神奕奕。不久聽說他返台醫病,去年我趁公務之便又去看他一次,到他的寓所閒談一個小時。那時他剛動過手術回家休養,依然談笑風生,大講動手術時的各種「情趣」。我以為沒事了,康復指日可期,不料後來癌細胞竟然擴散,終於不治。  聽到噩耗,情緒激動,在哀慟之中想到我們相處的時光,不知不覺又想到音樂。  信疆常向友人說﹕我是他的音樂老師。此話至少一半是在捧我,另一半卻是真的,因為當他最失意之時——被「流放」到美國的「陌地生」(Madison)讀書——就常常於周末坐巴士來芝加哥探望我,他大多和長子同來,在我的湖畔寓所高談闊論,我們談的大多是音樂。現在回想起來,也許信疆當時希望從音樂中得到少許慰藉。他自稱初學,尚未入門,只聽過貝多芬的交響樂,但不太喜歡最膾炙人口的命運交響曲,要我指點迷津。我說只要多聽,聽多了自然會入門。不料他回陌地生後竟然到某唱片店把所有演奏老貝交響樂的版本買下,至少有數十張唱片之多(當年還是塑膠唱片,重重的一箱子)。過了一陣子,他又來芝城探望我,說他和兒子聆聽多次之後,發現自己最喜歡的是第七交響曲,我大為折服,當然免不了又談到尼采對最後一個樂章的經典詮釋。因為我是芝加哥交響樂團的樂迷,所以力薦該團當年指揮萊納(F. Reiner)錄製的版本,但他好像不完全同意,卻喜歡另一個版本,於是兩人展開熱烈討論,不知東方之既白。那種樂趣,至今記憶猶新。  又有一次,不知何故談到布魯克納,我大放厥詞,說老布一生是個虔誠的教徒,所以他的交響樂結構猶如蓋教堂,用一塊塊「金石」來建構音響——所謂「blocks of sound」,尤以金屬性的銅管樂器最重要;教堂的一磚一瓦都是慢慢砌起來的,有時需要以精煉的水泥將之凝合,所以我對信疆說﹕「你聽樂曲中的小提琴聲音,不是在砌來砌去嗎?」他聽後信以為真。有一次終於聽到芝加哥交響樂團演奏布魯克納了,不知何故我沒去成,他聽後,竟然和一個在音樂會上遇到的美國人喝咖啡,並把我的這一套謬論吹噓一番,(誰說信疆不會講英文?)竟然也令那位樂迷折服。  最近我偶爾在坊間買到一張布魯克納交響曲唱碟,指揮是一向能言善道的Benjamin Zander,還附了一張圖解,這才發現畫的也是一個大教堂,但解說當然詳盡得多了,他把每一個樂章分解為教堂的某部分,當然比我講得更有道理。可惜信疆已離我而去,聽不到了。  聽不到?說不定他現在正優哉游哉,在天堂雲端聆聽布魯克納的交響樂呢!而且聽的一定是第七或第八交響樂的最後一個樂章,我聽來就像人的靈魂進入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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