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聞「阮」聲 (李歐梵)

  月前在友人家中聽到一場別開生面的音樂會,奏的是國樂,令我耳目一新。我一向是西洋古典音樂迷,對國樂一竅不通,甚至蜚聲國際的香港中樂團,我也是後知後覺,幾個月前才聽了一場,那還是因為有馬友友參與表演的關係。  這場家庭音樂會,主奏的是香港中樂團的首席琵琶演奏家王梓靜女士,她和作曲家羅永暉組織的無極樂團也參加表演。該團成員是十位年輕女子,個個長得也奏得婉約動人,我發覺她們在演奏時流露出一股說不出來的氣質,似乎得益於中國文化涵養的潛移默化。這又和上次我見到的香港中樂團的整齊劃一、高水準、高技巧的風貌不盡相同。王女士和團員們在不同曲目中奏了兩種樂器,一是盡人皆知的琵琶,一是阮琴,不知何故,聽後我對阮琴產生濃厚的興趣,幾乎凌駕於琵琶之上。  為什麼我有這種反應?表面原因是它的音色聽來彷彿像曼陀林琴(mandolin)和俄國的民間樂器三角琴(balalaika),十位年輕女子奏起來千變萬化,但我發覺在技巧上阮琴的指法沒有琵琶那麼複雜,所以初以為這不是中國樂器,而是一種「胡」琴。結果適得其反,自己大錯特錯。請教了王女士和羅先生後才知道,原來琵琶才是源自胡域,而阮琴本來就是中國樂器,而且和魏晉時代的「竹林七賢」之一阮咸分不開。妙哉!   最後我分析自己的心理反應,並請王女士借我兩本書看,有一本是劉承華著的《中國音樂的神韻》,內中說﹕這種樂器最早出現於西漢,武帝時,張騫出使烏孫國,烏孫王欲與漢通好,武帝遂將公主嫁給他,出嫁前,特別製造了這個抱着彈的樂器,給公主在路上彈,以便消除旅途的寂寥;但我猜也可以奏出思鄉之情罷。魏晉時,由於「竹林七賢」中的阮咸最擅彈奏這種樂器,因此很快就流行起來。書中又說﹕阮琴也成為宮廷和文人名士喜愛的樂器,與魏晉時期美學上的漢魏風骨精神正相一致。「如果把阮琴比擬作人,那麼應該是一位通達的文人,儒雅溫厚而又剛直不阿,平凡質樸而又文思敏捷,才華橫溢」,正是我理想中的偶像!怪不得我一聽就喜歡。  但從一個現代人的立場來聽又如何?從我粗俗的西樂耳朵聽來,覺得阮琴音色的確溫厚,而且可以作多種和聲和對位的嘗試。也許琵琶也做得到,但音色——至少在我聽來——依然令人發懷古的幽思。膾炙人口的《十面埋伏》,由琵琶奏來,特別是由王女士獨奏,可謂肅殺和雷鼓之氣兼而有之,好像埋伏在樹叢的武林高手「萬箭待發」一樣;而阮琴卻令我想到《齊瓦哥醫生》片中的配樂(Maurice Jarre作),用的正是balalaika,哀怨之至,說不定用阮琴來奏更動人?  這種幻想就有點大逆不道了,但又為何不可?國樂也要創新,把阮琴和琵琶合奏,不是更相得益彰嗎?以琵琶主奏,而以各種阮琴——小阮、中阮、大阮和低音阮四種——協奏,效果一定更好。這本書中說琵琶「應該是一位年輕女子」,一位閱歷甚豐而又「老練大方」的「市井伶人」(這最後一句我不同意,至少與王梓靜女士的氣質不合),女性的琵琶配上男性文人的阮琴,豈不像紅花配綠葉了?我的幻想,終於在一張新出的唱片中得到證實﹕王女士率領無極樂團演奏九首名曲,內中一半以上皆是兩種琴合奏。我第一次聽到內中的《彝族舞曲》(王惠然編曲)和《況味天華》(劉天華作,羅永暉編曲),就很喜歡。  這張唱片中的最後兩首樂曲,卻是由阮琴合奏,特別是最後一首壓軸作品《無極境界》,是該團總監羅永暉先生為之所作的「主題曲」,我聽來非但覺得古風韻味猶存,而且也把西方音樂中的部分現代風格攙進去了,甚至包括「非調性」的和弦,直把我聽出耳油來!可惜巴爾托克(Bela Bartok)和科達依(Zoltan Kodaly)生前無緣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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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音樂和文學邂逅 (李歐梵)

  二○○九年開始,我又老了一歲,為本刊寫的音樂專欄也想停筆了,但編者執意不肯,只好「欲罷不能」,勉強提筆。然而由於個人興趣廣泛,對於音樂以外的各種藝術,還有我的文學本行,皆略有涉獵,且試從音樂出發,作「跨學科」式的散步。如嘗試不成功,將會在今年年底前引退,以免辜負讀者厚愛。是為開場白。  近日應香港電台之邀,為古典音樂第四台主持一個「音樂加料」(Music Plus)的節目,我加的料正是文學。  西洋音樂家受文學經典名著——從聖經故事到浪漫詩篇和現代小說——啟發而為之譜寫的作品,可謂車載斗量;反觀文學作品受到音樂影響或直接以音樂為題材的又有多少?這是一個饒有興味的問題。  記得少年時我看的第一本翻譯小說就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可能是傅雷的譯本),書中的主角就是一位音樂家。故事敍述他一生坎坷,更歌頌藝術的偉大和生命的可貴。其他細節都記不得了。另一本家父(也是一位音樂家)當年時常提起的書就是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這位法國作家一生崇拜藝術家,視之為偉人,好像也寫過托爾斯泰的傳記。  妙的是托爾斯泰也寫過一篇小說,名叫《克魯茲奏鳴曲》(The Kreutzer Sonata),原曲當然出自貝多芬的那首著名的小提琴奏鳴曲(A大調,作品第四十七號),克魯茲何許人也(原是貝多芬想獻此曲的小提琴家)並不重要,有意義的是這首樂曲被直接引用到托翁的小說情節中,變成了悲劇的導火線﹕一對夫婦婚姻不睦,丈夫發現妻子有新歡,是一個小提琴家,聽到兩人合奏此曲,醋意大發,精神失常而殺妻,後來竟獲赦免。這是故事的表面情節,而深意何在呢?和托翁的人生哲學有何關係?是否又與《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互有指涉?說來慚愧,我至今尚未讀過這篇小說,所以不敢造次胡言。  另一本我想讀卻至今未讀的小說是湯瑪斯.曼的《浮士德博士》(D. Faustus),據聞主角又是一個音樂家,他出賣自己的靈魂給魔鬼,以換取死後的作品盛名。顯然湯瑪斯.曼是用「浮士德」的框架來重新詮釋二十世紀初德國文化的興衰,這和他的另一部作品《死在威尼斯》異曲同工。《死在威尼斯》的主角在電影版本中也變成了作曲家——一個和馬勒酷似的人物,誠然,作者在構思此書時的確看過馬勒的照片,可能以之為原型。  說回托爾斯泰的《克魯茲奏鳴曲》這篇小說,它還成了捷克作曲家雅納契克的一首弦樂四重奏的名稱,真是妙極,它的第一樂章感情特別澎湃,我每次聆聽都深為感動。至於此曲如何繼承托翁作品的意旨,則有待研究。文學和音樂畢竟用的是兩種不同的語言,但也有不少共通和對等之處,我讀過一本英文書,就叫做《對等與弔詭》(Parallels and Paradoxes : Explorations in Music and Society),是音樂指揮家巴倫波音和文學理論家薩依德的對話錄,讀後不禁感歎,年輕一代的音樂家或文學家有此二人學養的又有多少?我最近聽了不少中西年輕演奏家的新唱片,每覺技巧有餘、詮釋不足,聽完了就不想再聽。讀當代華文文學作品,感覺亦相似,總覺得缺乏了一點文化的涵養和底薀。生活在商品瀰漫和金融掛帥的香港,更感到多重「動感」的時空逼迫,難道生命就這麼一天天消耗殆盡?所以我必須不停地作心靈上的保育和滋補。我的精神養料就是音樂和文學,外加經典電影和其他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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