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共倫理」與中國(王 敏)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二戰」結束四十年之際,發動那場戰爭的德、日兩國時任首相福田赳夫與赫爾穆特.施密特共同主持、創建了由各國前政要構成的國際行動理事會(InterAction Council,簡稱為OB首腦峰會)。自創立以來,該組織每年定期在某一城市召開會議,各國前政要共同探討地緣政治學、經濟與金融、環境與開發等具有全球共性的諸種課題。一九八七年,在羅馬舉辦了首屆政治領袖與宗教領袖的對話。與會者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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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黑一雄與國際文化大環境 (王敏)

二○一七年十月六日代表世界文學最高獎項、最高榮譽的諾貝爾文學獎花落日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先生身上,這在東亞是繼一九六八年的川端康成、一九九四年的大江健三郎、二○○○年的華裔法國籍作家高行建、二○一二年的中國作家莫言後,摘取世界文學界的高嶺之花。在諾貝爾文學獎公布的當天,日本的各大電視台、各大媒體進行了整天、整版頭條的追蹤報道。報道的態勢明顯反映出日本對這位日裔作家獲獎的重視程度,以及由此而本能地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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萩市「禹」跡之謎 (王 敏)

那是一九五六年在日本發生的故事。二十八歲的黑瀬務先生通過不動產商購置了位於山口縣萩市城東北區二號的民宅,以此為據點開創了黑瀬木工所。從那時起他就被覆蓋在民宅屋簷的神秘瓦當所吸引:每一片瓦當上都刻有鮮明的「禹」字,而且分為兩種字體。二○○七年,黑瀬木工所因翻修,將禹字瓦當贈予當地經營國弘木材店的國弘昌嗣社長。因為國弘社長平素酷愛鄉土文化,出於對罕見的禹字瓦當之珍惜,便刻意保存至今。有記錄表明,最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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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日本人接連摘諾獎?(王敏)

筆者認為,讓人矚目的倒是搞笑諾貝爾獎(Ig Nobel Prize),「Ig Nobel」是「ignoble」(不名譽的)和「Nobel」這兩詞的謔稱。這個詞是由耶路撒冷的物理學家阿歷山大.科恩(Alexander Kohn)創造的。一九五五年,他創辦了雜誌The Journal of Irreproducible Results (JIR)。一九六八年,他在該雜誌上開始使用Ig Nobel 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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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蠶種祭」:秦始皇傳人與日本忌宮神社 (王敏)

忌宮神社的歷史忌宮神社的所在地是日本第十四代天皇仲哀天皇(西元一九二至二○一年,在《日本書紀》中被稱作足仲彥尊、《古事記》裏則名為帶中日子命)的行宮。仲哀天皇元年(一九二年),天皇出軍平定當時南九州的原住民一族「熊襲」;次年,在穴門(古日本地方新政區分的令制國之一「長門國」的古稱)興建行宮「豐浦宮」,執政七年間一直在此處理政務。仲哀天皇八年(一九九年),天皇在築紫的香椎逝世,神功皇后征討三韓凱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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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燃!文燃! (王敏)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NHK電視台放映了電視連續劇《花燃》的最後一集。該劇以興起於明治維新時代的近代化產業富崗絲織工廠為舞台,講述了日本脫貧致富的故事。時當一八七二年。日本引進領先世界的法國里昂的先進織染技術,製造出令西方貴婦青睞的優質絲綢。在一九○○年的巴黎萬國博會上,日本的絲織品吸引了世界的眼球。十九世紀中葉,微粒子病毒蔓延歐洲,歐蠶幾乎全軍覆滅。在此期間,根據法國的需求,日本將蠶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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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日本人對中國無好感淺析 (王敏)

  中日兩國在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對待各種事物的習慣和標準都不一樣。而人們都習慣用自己的標準去衡量對方,結果就產生矛盾,滋長厭惡感情。日常生活中的矛盾並不涉及法律,也不關乎道德,但卻客觀存在。如果沒有理解並尊重對方的習俗,越多的有時交流反會帶來越多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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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好解讀日中對立的深層心理  ——用《國際法》解決領海之爭是否恰當? (王敏)

  石川好先生是日本著名紀實文學作家、記者、評論家。青年時期曾移居美國,通過細緻入微的觀察和自身的體會,撰寫了很多有關日美關係、日美移民史的作品,好評如潮。但石川先生竭盡最大的熱情和投入的則是對於中國的關注。他曾作為新日中友好二十一世紀委員會的企劃委員長,策劃並參與了日中正常邦交三十周年、三十五周年和四十周年的紀念活動,對日中關係和整個東亞局勢,擁有重要的發言權。那麼,圍繞年初日中之間發生的尖閣列島(編按:尊重原文,釣魚台均稱尖閣列島)衝突,石川先生是如何認識和解讀呢?石川先生認為,必須從中國的國家成立史、發展史以及日中交流史一併來綜合探討考略,尋找答案。日本作為「東夷」和「倭寇」  首先,必須從中國的「國家中心論」說起。「中國」這個詞實際是從清朝開始使用的,是指北和南之間中原國家的意思。清朝之前的中國在古代被稱為「中原」,被視為文明的中心,而中原的東西南北四方,卻冠以「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蔑稱。朝鮮、土耳其、伊斯蘭等族人曾經不斷冒犯侵入中原。而跨過朝鮮半島,匈奴遊牧民族在東北地帶建立領地,也經常翻越萬里長城,窺視着中原大地。而日本也同樣扮演了襲擊中原的「匈奴」角色。曾幾何時,身為「東夷」的日本從朝鮮半島登陸,控制了東北地區,再以此為通道進攻中原。中國歷史上,對這些外族入侵的恐懼,從來就沒有消除。日本不僅被認為是「匈奴」,也曾被作為「南蠻」對待,在明朝以前還被認定為「倭寇」。那時,從中國大陸到朝鮮半島的海岸線,安居樂業的當地人是那麼懼怕名為倭寇的海盜入侵!因此日本在中國歷史當中,古代作為匈奴攻打過中原,也作為南蠻從南面入侵過中原,中國就是這樣一直抵禦着日本的入侵。而當初只有中原大小的中國,後來發展成為幅員遼闊的國家,這是在抵制周邊外族不斷入侵,與之交戰擊敗對方,吞噬了對方之後,才得以形成的地大物博的中國。  這種侵略與反侵略的抗爭狀態一直持續到近代。英國通過鴉片戰爭佔據了大陸的南部海岸城市,葡萄牙、德國、法國、美國等等以劃租界的方式侵入了中國,這些國家無一不是充當了中國歷史當中多次出現的「南蠻」角色。那麼日本在中國的近代史中又扮演了怎樣一個角色呢?  近代以前,豐臣秀吉曾在明朝時出兵,作為倭寇入侵過中國大陸的南部海岸。到了近代,曾佔領過朝鮮半島的日本,進攻滿洲,建立起了滿洲國,這是以「東夷」的身份在中國的登陸。爾後又從滿洲出兵南下,向全中國進攻,這就是日本人現在所說的「十五年戰爭」。也就是說,日本在近代先是作為跨海的北狄控制了中國的東北三省,然後翻越萬里長城,侵入中原,在近十五年間,幾乎將全中國變成修羅場。成為中原人的契約  從上述可見,所謂貫穿中國歷史的國民性恐怖感無不源於「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對於文明的中心地中原的反覆進攻,中原在延續王朝的過程中不斷承受着遭受異民族侵犯的困苦。當今中日問題的中心點就是,近代日本侵略中國大陸的這段歷史還記憶猶新、難以忘懷。很遺憾的是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日本方面的記憶已經模糊淡化了。對於與文明的中心地帶中原的這段特殊交際,也許日本人具有遺忘的特殊才能。所以日本對於歷史的反思以及對於歷史的認識程度,與中國人之間反差太大,僅從這點來看,中日雙方有着很深的認知鴻溝。  中國的這種現象與美國有許多相似之處。說到中國,就必定會提到中原,那裏是文化的中心,美國也存在這樣類似的中心。東部十三州便是美國的中原。美國大陸東部如紐約、麻省等十三個州最先獨立,然後再慢慢擴大到加州。從東部十三州來看,西邊有類似中國大陸的西戎、印第安的存在,南蠻是印加和阿茲特克人,北狄是愛斯基摩人,東海岸以東隔着大西洋的歐洲便是東夷。這與中國中原的情況非常相似。  在中國的中原有很多民族使用着自己的語言,但如果你能認同某種契約就能成為中原人。這個契約便是:懂漢字,並且運用自如。中國就是利用這樣的方式緩慢成長起來的帝國。美國也是一樣,獨立宣言當然要用英文寫成,如果你要想成為美國人,就必須熟用英語。  又因為美國強調的是在人與人之間的協定之下而建全的國度,只有讀懂英語,才可以理解並同意遵守獨立宣言的約定,如果你同意其內容,那麼你便可以成為美國人。但是成為美國人有前提,即贊同並遵守其契約,在保證完成這些前提作業之後,你便可以成為一名正當的美國人。中國則是以中原為中心,如果達到掌握漢字、服從掌管中原的帝王,以及都市的要求這三個要素,任何人都可以改變身份,成為中原人。要徹底研究毛澤東  這裏,讓我們重新思考一下,用《國際法》來解決尖閣列島的爭端是否恰當。日中兩國都是擁有悠久歷史的國家,一兩千年前便各站一方土地建國營生,同時制訂出一套相對完整的外交法則。那為什麼還要用兩百年前剛成立的《國際法》來解決爭端呢?距離現在事隔十年的伊拉克戰爭便是一個例子。日本放送協會的平野記者採訪薩達姆.侯賽因時曾經談到,伊拉克和美國之間的問題為什麼最終要用《國際法》來解決?為什麼擁有古老歷史的日本,在出兵伊拉克的問題上,要遵循僅僅誕生兩百餘年的《國際法》?或許現在我們是用美國、歐洲的近代思想來認知世界,太過局限了。  那麼我們應如何理解現今的中國呢?最近剛換到「習李體制」的第五代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層,其指導方針、思想有什麼變化?對於這個問題的解讀,還是要充分理解毛澤東這個人物。一些中國人仍然認為,現在的共產黨入其骨髓仍然是毛澤東思想。事實上,從現在共產黨的統治方法來看,其骨髓之中的確是在貫徹毛澤東的遺訓。比如尖閣列島的車輪戰,用毛澤東理論來解釋的話,就是已經進入了持久戰,這和對付曾經退居台灣的蔣介石的消耗戰有異曲同工之處;從島開始包圍周邊,從尖閣、南沙諸島包圍等做法,跟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戰術也如出一轍。所以,毛澤東的亡靈一直影響着現在中共的決策,日本對於毛澤東有必要進行更為徹底的研究。日本沒廢除漢字  秦始皇統一中國就是統一漢字,而漢字的獨佔者必將定居中原。毛澤東的「槍桿子和筆桿子都不能放手」的說法,和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意義相同,實質都是掌控話語權和控制輿論。始皇帝用表意文字達到最終統一,而毛澤東是控制文字,以及表達內容來完成統一。  此外,我還想探討一下中國近代新文化成立之時,日本所發揮的作用。中國是漢字國家,現在朝鮮半島和越南都已捨棄漢字,只有日本沒有廢除漢字,這實際上對中國來說是非常有利的。如上述所言,漢字的統一是中國歷史上的關鍵一步,而這些漢字通過讓異邦文化的日本人使用,其內涵得到了擴大。中國辛亥革命以後,舉國試圖近代化,在研究歐美的學潮中,日本製造的漢字也進入了中國,通過這樣的交流,使得中國的漢字也得到擴充。日本在引進歐美思想時,把某個概念漢字化,再用平假名、片假名去理解,這些重要的概念在日本漢字化後傳到中國,漢字本來就是中國創造的財富,但成百上千的漢字的使用方法,意義通過日本得到改造,中國通過日本這一部翻譯機引進了歐美思想,包括共產黨、革命等成百上千的和制漢字,也在中國大陸廣泛使用。這便是日中兩國在近代的良好合作。有關「支那」  最後還想說明一下關於「支那」說法的由來。原本日本使用的是明國或者清國等王朝的名稱來稱呼中國。把中國大陸稱為「支那」二字的是新井白石,「支那」是對China的音譯,但使用的漢字標記確實不佳。「支」是庶子,私生兒的意思,而「那」是非中心的那邊的意思。把這兩個漢字組合在一起,便成了「那邊的私生兒」。連新井白石那樣的大學者都使用支那一詞,以致後來的石原慎太郎也在使用。「中國」這個詞是滿族進入中原,在北京定居執政,認為自己是北方系,還有南方一族存在,自己地處在北和南的正中間,才開始使用「中國」這一說法。因此,中國的名字其實是一種框架,而歐洲人從秦始皇開始就用「China」稱呼,因此日本在近代也開始使用其音譯,漢字標為支那。  以上,是石川好先生從歷史的視角對日中間對立心理的淵源的探尋。綜述到此,我不由聯想起他常說的一句話:我不懂漢語,但我懂得中國人語。一語道破了語言與跨文化理解之要諦。  (作者是日本法政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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