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金庸──倪匡、潘耀明對談(葉國威 整理)

日 期:二○一八年十一月六日下午地 點:倪匡北角寓所人 物:倪 匡、潘耀明 潘耀明(下稱「潘」):你是什麼時候認識查生的?倪匡(下稱「倪」)﹕我認識查生是董千里等人介紹的。他們很早就認識查生了,一九五五年查生寫《書劍恩仇錄》時已經認識的了。我就是一九五七年來香港,那時還沒有認識他,大概在一九五九年左右吧……潘:這一年《明報》創報了。倪:沒錯,他辦《明報》,一九六○年又辦了《武俠與歷史》,《武俠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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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輯:「波友」高錕(余濟美 口述、葉國威 筆錄)

我第一次跟高錕校長見面,是在二十五年前的一九九三年。當時我還在美國教書,適逢休假,就決定到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學人。大概在開學時,他邀請新上任的教授到他的家「漢園」飲茶。當時我想,第一次見校長,想當然地,不是在辦公室就是公眾場合吧,哪會想到是在他的家?所以,高錕校長給我的第一個感覺是很親切。我們一行大約二十人,有專車接送,那是一個小型的下午茶聚,氣氛輕鬆。席間,高錕很關心研究,問大家的研究項目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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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孜不倦的藝術家──悼念沙葉新(高志森 口述、葉國威 筆錄、整理)

人們認識的沙葉新,有很多面向。但我跟沙葉新之間的溝通,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是藝術,是戲劇。認識沙葉新,始於一九九三、九四年左右。那時我剛做完《我和春天有個約會》的舞台劇,由鄭黎明女士介紹我們相識的。她是吳綺莉的母親,當時我找吳綺莉演出《南海十三郎》,從而認識了鄭黎明,之後她就介紹沙葉新和我認識。我當然一早知道沙葉新是誰,他的《假如我是真的》很有名,《尋找男子漢》也有香港的劇團做過。我還記得第一次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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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輯:諷刺與同情──專訪《中英街1號》導演趙崇基(葉國威)

「我知道拍這題材很冒險。」趙崇基導演這樣說。電影《中英街1號》,上半部分以一九六七年發生的「六七風暴」為時代背景,下半部分則發生在未來的二○一九年,描寫香港歷經雨傘運動之後。無論「六七」還是「雨傘」,都是電影創作的禁區,多套相關題材的電影都未能在戲院上映,但趙導演仍然無畏無懼。「對我來說,故事打動我就可以了。我純粹用說故事的人的心態去寫。」 立場先行電影上映後,坊間出現不少爭議,都是有關電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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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與「主權」 (葉國威)

有關中國歷史科,近日在香港亦引起了不少爭議。事緣《有線新聞》得到一份教育局的課本評審報告,報告要求今年歷史課本修改部分一向沿用的字眼,如「香港位於中國南方」、「中國收回香港」、「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內地」和「中國堅持收回香港主權」,被評為「措辭不恰當」;「中共一黨專政」則評為「用字不當,概念不清」;「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大量內地人移居香港」,則被指為上下兩句沒有因果關係,易招錯誤理解。修改自然引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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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靨生輝撼宇宙—專訪丘成桐談霍金 (葉國威)

記者(下稱「記」):您是怎樣得知霍金教授逝世的消息?有什麼感受?丘成桐(下稱「丘」):我是在三月十四日中午,媒體問及才得知這個消息的。我與霍金教授經常合作的同事佩里教授(Malcolm Perry)和楚明格教授(Andrew Strominger)十分熟悉,經常跟他們談及工作,所以這個消息對我來說非常震驚,也十分傷感。記:您跟霍金從什麼時候開始認識?丘:第一次見面在一九七八年九月一日,他邀請我到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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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浪淘沙,只見真金:專訪特區首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 (葉國威)

「全世界很多地方都覺得一國兩制成功,如美國傳統基金會連續二十三年評香港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標準普爾把香港的評級仍然維持『AAA』的最高級別,可是有些香港人卻覺得一國兩制失敗了。」香港特區首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對此不無慨歎。回歸二十年,梁愛詩跟十年前一樣,認為一國兩制已經成功落實了。可是,國教風波、佔領運動、政改觸礁、港獨思潮,香港近十年歷經的風浪更大,一國兩制何言成功?「任何新事物都會受到挑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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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中國夢:專訪歷史學家章立凡 (陳 芳、葉國威 訪問、梁世杰 整理)

去年十一月,章立凡來香港出席本刊五十周年誌慶酒會與座談會,之後我們相約在香港中文大學做了一個詳盡專訪。章先生對中國問題、香港問題、國際形勢侃侃而談,觀點獨到、清晰,現整理成文。--編者 問:最近六中全會談「習核心」(「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您在一個訪問中說,習總的任期會超過十年,何出此言?章:因為已經沒有退路,所以才走至這一步。大家時常將習先生與毛澤東作比較,認為二人很相似,我則覺得習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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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慶祝酒會與晚宴 (葉國威)

十一月一日.酒會《明報月刊》五十周年慶祝酒會,香港文化中心,二○一六年十一月一日,傍晚。酒會在四樓,嘉賓都要在大堂乘升降機。當升降機門打開,映入眼簾的,是一幅長長的布景板,上面除了「《明報月刊》五十周年慶祝酒會」的大字,還有數不清的《明報月刊》封面圖,整齊排列。「五十年的封面都在?」「這裏只有最近十年以及今年一至十月號,共一百三十個。」「冰山一角啊。」封面圖背後,代表着深深的文化底蘊,從一九六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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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如何走向現代文明談起:專訪金耀基教授(葉國威、陳芳訪問,苗曉霞記錄)

陳芳:以金教授當年寫有關香港回歸的文章為例,身為作者,希望作品向讀者傳達什麼信息?金耀基教授(下簡稱「金」):關於香港回歸,我當年寫了很多文章。當時大概是一九八四年,中國與英國政府開始談判,我就寫了《有十三年,才有五十年》一文──假如這十三年過渡得不好,那以後的五十年就不樂觀了。陳芳:面對與香港市民息息相關的事,一個雜誌應該怎樣才能辦得好?金:在香港辦雜誌跟在其他地方沒有什麼不同,都很辛苦很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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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回憶總是美好的(彭潔明) 我是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入職明報出版社兼《明報月刊》,除了行政,也兼顧編輯工作。至今已二十年光景。二○一六年即將完結之際,一本在香港出版的綜合性文化雜誌《明報月刊》迎來創刊五十周年。此時此刻,才真真正正感受到時間匆匆。 與李天命結緣日月星河滿載着人生的喜怒哀樂。回首走過的日子,撣去記憶的灰塵,總有那麼多難以忘懷的人和事。當中有歡樂,有悲傷;有高潮,有低落;有衝勁,也有頹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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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不能單純是公務員或商人」:立法會選舉後專訪葉劉淑儀 (葉國威 訪問、甄樸楦 整理)

二○一一年一月創黨的新民黨,在本屆立法會選舉中成績彪炳,三張競逐地區直選議席的名單:港島區葉劉淑儀、新界西田北辰、新界東容海恩,結果分別以得票六萬零七百六十、七萬零六百四十六和三萬六千一百八十三全部當選。新民黨所得票數,在建制派得票比例上,由二○一二年大概佔百分之十,上升至二○一六年的百分之二十。短短幾年,新民黨交出了亮麗成績表。人稱「葉太」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在辦公室接受本刊專訪,回顧這次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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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做新聞 不講假話:獨家專訪《文匯報》前社長張國良 (潘耀明、葉國威訪問、甄樸愃整理)

網絡上對《文匯報》前社長張國良簡介只有寥寥一百七十字,因為他從不接受傳媒專訪,外間對他知之甚少。是次應本刊邀請接受訪問,以「一些涉及政治和其他人的事情不好說」為底線,對歷史,對未來,對香港傳媒的看法,暢所欲言。已經退休的他,回望五十載新聞從業員生涯,將經歷分為三個階段,充滿精彩的人生經驗:例如擔任戰地記者時,兩次與死神擦肩而過;在新華社工作時期,頂住「六四」後「清查清理」的秋後算賬以致仕途不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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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驚又喜之後 莫言公開記者會答問錄 (葉國威)

  「諾貝爾獎是一個重要獎項,但不能說是最高獎項,只代表了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看法和意見。」這是莫言對諾貝爾獎的看法。在一眾興奮激動的中國人之間,莫言顯得很沉着。  諾貝爾文學獎宣布者、瑞典學院常任秘書恩隆德說,莫言接到通知獲得諾貝爾獎電話時,反應是「又驚又喜」,這是真情流露的一刻。冷靜下來的莫言,看到一個更大的世界:「我想全世界有許多優秀的偉大的作家,都在那兒排着隊等候,要輪到我這個還相對年輕的作家,可能性很小,所以剛聽到這個消息感到很驚訝。」   接到諾貝爾委員會電話的時候,莫言正在吃飯。對於得獎,他認為最能打動評委的,就是他的文學素質,「因為這是一個文學獎,授給我的理由就是文學。我的作品是中國文學也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表現了中國人民的生活,表現了中國的獨特的文化和民族的風情,同時也描寫了廣泛意義上的人。我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立足於寫人,超越了地區和種族的、族群的局限。」  儘管近月來一直傳言莫言是得獎大熱門,但他一直非常低調。莫言笑稱:「我要跳出來的話不就成了滑稽劇了嗎?人家是一個博彩網站在說,拿着我在那出彩,我自己當真了出來說,那不是很滑稽很荒誕嗎?」不過,他也關注到網上朋友的看法,無論挺他的還是批評他的,都是一種幫助。「因為在互聯網時代,才有這種可能,過去的平面媒體時代,一個作家不可能知道這麼多人對自己的評價,不知道有這麼多的人在喜歡你,也不知道有這麼多的人在厭惡你,所以我第一次面對了廣大的讀者,廣大的群體,就像一面鏡子一樣,照出了事態人情,也照出了我自己。」  有人說,莫言獲獎,意味着通過小說打開了一個讓西方世界了解中國文化的窗口,莫言如此回應:「我想在文學作品裏,就是說你寫出了不僅能夠打動你的同胞的作品,而且你的作品被翻譯出去以後也能打動外國的讀者,這樣的作品就必然具有普世價值。」莫言理解的普世價值,就是真善美:「把對待自己的父母那種感覺去對待外國的朋友,讓他們也感覺到很好的,就是一種普世的東西。」希望劉曉波能盡早獲得自由  中國人對上一次獲得諾貝爾獎,是二○一○年劉曉波得到和平獎,中國官方對兩獎的態度截然不同。根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的說法,頒獎給劉曉波是「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和司法主權」,頒獎給莫言是「莫言的文學造詣有目共睹」。訪問中,莫言無可避免地被問及對劉曉波的看法。莫言表示:「我在八十年代的時候,曾經看過劉曉波關於文學批評的文章,他對《紅高粱家族》是短篇感到可惜,如果是長篇的話,會有石破天驚的效果。我認為他這個說法是很對的,我也很後悔,如果早知道的話,應該一下子寫出一部長篇來。後來他離開了文學,熱中於政治,我就跟他再也沒有什麼交往,我對他後來的很多的活動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現在希望他能夠盡早獲得自由,盡早能夠健康地獲得他的自由。然後,我覺得他完全可以研究他的政治,研究他的社會體制。」「六四」學運領袖王丹表示,莫言能公開表示希望劉曉波早日獲釋,還是值得肯定的。他希望莫言不負諾獎光環,從「莫言」變為「直言」。頂着巨大風險寫作  莫言是中共黨員,也是作協副主席,有人認為他是官方作家,不關心憲政,不應獲獎。莫言回應,他的作品對黑暗面的批判是凌厲、嚴肅的,「僅以我沒有上大街喊口號、沒有在什麼聲明文件簽名,就說是沒有批判性的官方作家,毫無道理!」國內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更發起抗議活動,呼籲向諾獎評審發電郵,表達不認同莫言獲獎。莫言感到莫名其妙:「有些在網上批評我的人也是在共黨體制內工作,並獲得很大好處。我與共黨關係密切,他就不密切?這種批評莫名其妙!」不過,莫言也補充說,自己憑良心寫作,非為政黨服務,他的獲獎是文學的勝利,而非政治的勝利。  批評者除了針對莫言的身份,矛頭也指向他今年成為手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段落的其中一人,對此莫言回應一句:「難道抄寫《講話》就是不可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理由嗎?」的確,政治和文學,應該分開來看,但莫言仍然給予記者詳盡的答覆:「我們這一批作家,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寫作的時候,就認識到這個問題。我們今天再來看這個《講話》,會感覺到它有巨大的局限,這種局限就在於這個《講話》過份強調了文學和政治的關係,過份強調了文學的階級性而忽略了文學的人性。」  莫言相信,有很多批評他的人,都沒有看過他的書,如果看過,就會明白他當時的寫作也是頂着巨大的風險,冒着巨大的壓力。「但是,我們要突破這個《講話》的限制,並不意味着我把這個《講話》全部否定,因為我認為這個《講話》還有它合理的成份。」他承認自己比較模糊,比較麻木,沒有敏感的政治嗅覺,但「我至今認為,我抄了,我不後悔。」擱置釣魚台爭議,對魚類好  莫言也被問到內地出版自由的問題。莫言說,出版自由和出版不自由,是相對的。在很多海外的國家,只要涉及宗教問題,出版也會受到限制。但「中國的小說寫作、小說出版你說它完全自由,當然不是,因為在過去的十幾年、幾十年裏,確實有一些書會被有關部門通知出版社停止印刷。但如果你讀一下現在那些公開出版的書,然後再讀一下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公開出版的書,你就會發現這種出版的寬度已經放寬到令人驚訝的地步。」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被外界視為莫言和村上春樹之爭,也是中國和日本之爭。莫言跟村上沒有直接交往,但覺得村上的作品非常優秀,完全具備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資格。而在中日關係緊張之際,莫言也表達對釣魚台的看法。他認為要完全解決爭端,沒有更好的辦法。「打一仗?中國勝了,日本敗了,爭端就解決了嗎?日本敗了它就會承認中國的合法權嗎?反過來也一樣。」莫言支持老一代兩國領導人的「擱置爭端」,大家先談友誼。「你把它放在那個地方,也影響不了兩國人的睡眠和吃飯,甚至可以讓魚類生活得更好一些。我去過韓國跟朝鮮的三八線, 那邊全是鳥全是野豬,樹木長得非常的繁茂,所以擱置這個地方,有時候對動物是很好,海洋的爭端擱置一下也是魚類的福音啊。」莫言從大自然的角度去看,認為有個爭端地界誰都別去,魚類會感謝人類的。「我離開這個國家幹嘛?」  莫言得諾貝爾獎,讓人想起十二年前得獎的華人作家高行健。高行健與莫言的分別是:一個是第一位華人作家得諾貝爾文學獎,一個是第一位中國籍作家得諾貝爾文學獎;一個人不在中國,一個人在中國。如果有一天作品得不到中國認同,莫言會跟高行健一樣離開嗎?莫言反應帶點激烈:「我離開這個國家幹嘛?我連高密都不想離開,這個地方生我養我,我熟悉這個地方,這裏朋友很多,這裏的食物特別適合我,所以我不會離開。」他留下來,是自己的選擇:「一個人有各樣各種選擇的自由,選擇離開中國到國外去生活去寫作,我覺得也很好。有的人選擇留在故土寫作,這也很好。」他不認同上綱上線的邏輯:「你不要認為誰出去,誰就是不愛國,誰沒有出去誰就愛國,這都是非常片面的認識。」  莫言將得到八百萬瑞典克朗獎金。莫言稱,他想用獎金在北京買一套大房子。「但我的朋友告訴我,這筆相當於七百五十萬元人民幣的獎金,只能買到一百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對莫言而言,諾貝爾文學獎對他的文學創作會有一種巨大的鞭策作用,但當務之急是從熱鬧和喧囂當中擺脫出來。內地有報章以「不想出現莫言熱,期待引發文學熱」為題,相信這也是莫言的心聲。讓作家回到創作,讓讀者去接觸作品,我們期待一波永不完結的文學熱。  (作者是本刊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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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保釣背後的渾水摸魚 (葉國威)

  「我們要抵制日貨,並不是要砸自己的日貨,我們應該在自己的各行各業都比它做得好,我們的官員比他們的清廉,我們的街道比他們的乾淨,然後我們的橋也比他們的結實。還有我們的年輕人,比他們的未來更有希望。」這是一位中學生,參加電視台有關釣魚台問題討論說的話,在網絡上廣為流傳。時為九月十六日,就在中國各大城市的反日活動演變成打砸搶劫暴亂的同一天。愛國凌駕良知  可惜的是,討論現場對中學生的意見反應冷淡。在反日情緒高漲的今天,理性的中國人得不到重視,甚至得不到尊重。九月十六日,廣州上萬人在日本駐廣州總領事館的花園酒店遊行,示威者肆意破壞酒店。有一名高中學生高舉寫上「理性愛國,反對暴力」紙張,呼籲他人冷靜,但示威者二話不說撕掉他的標語,更被罵「賣國賊」、「東洋鬼子」,甚至有人欲毆打他,幸而被制止。  當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熱昏了頭,將政治與一切日常生活連結在一起,容易變得不理性。罷買日本貨已是小事,不明就裏見日本人就打,更令人心寒。在雲南地震災區當救援義工的河原啟一郎,十六日遭到多名中國人的攻擊。他在微博中這樣寫道:「就在剛才,我遭到很多人的攻擊……雖然沒有受傷,但是非常傷心……」看看他的微博,此前都是一連串救災實況:「現在我將乘坐四十六小時的火車前往貴州,然後前往受災地區。如果有意願匯合一同前往災區的請和我聯繫。至今為止我已經在東南亞以及日本的地震災害中有過支援經驗,希望能夠盡可能地成為大家的力量。」一個專程乘四十六小時火車去救災的好人,只因為是日本人,就毫沒來由的受襲擊。當國家凌駕個人,愛國也就凌駕了良知。  當我們以為,這已是最過火、最離譜的時候,新聞播出的片段,令人啞然失笑。數百名反日人士圍着一輛日本車「虎視眈眈」,拍打叫囂,不讓離開。拉鋸之際,司機忽然跳出車廂,二話不說向自己的車子揮腳一踢,「棄暗投明」,加入反日行列,一起把自己的日本車打個稀巴爛。打夠了,氣消了,司機返回車上,人們滿足地讓出一條通道給他離去。這名司機機警,逃過一劫,但未必所有人都能有這樣的急智。微博也廣傳了一則訊息:「我叔叔昨天下午三點半左右在西安市一中附近被所謂的愛國者打傷現在還沒有脫離生命危險,醫生說以後可能癱了。」網上也出現過一張圖,一輛日本車前,一個人倒在血泊之中,圍觀者數十人彷彿就是行兇者。不禁令人想到,愛國之外,人們的腦袋還裝了什麼?這不是「不理性」三個字就足以解釋。自己轉移了視線  中國人反日,在自己的地方,砸自己的商店,搶自己的財產,打自己的國民,使世界為之側目。有網民調侃:「潘金蓮被搶走,武大郎不去營救,反而在家裏砸東西。鄰居不明,問:『武大郎,潘金蓮被搶走了,你應該去打西門慶啊,為什麼在家裏砸東西?』武大郎:『我砸的東西是西門慶家生產的!』」   事實上,中國人也不只是破壞了自己的東西,很多日資公司也成為被砸被搶的對象,但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電視上接受訪問時卻處之泰然:「在日本,不會發生日本人衝擊中資企業和焚燒中國國旗的事情,這就是日本值得驕傲的地方。」借力打力,釣魚台問題已被中國人自己轉移了視線。  比之於釣魚台,外國更關注暴亂對他們在內地公司的影響,因為麥當勞、家樂福、星巴克竟也成為受襲擊的對象。最可笑的是,有一張相片,一群中國人在韓國店舖門外反日!彷彿除了中國,就只有日本。如此大規模的無差別搗亂,無知和蠻橫暴露無遺。趁火打劫背後的價值觀  也不容國際視而不見。有人在微博寫道:「今天在長沙平和堂和廣大愛國人士抗議示威!扔了幾塊石頭,砸了幾塊玻璃!小日本鬼子,釣魚島是中國的!最爽的還是搶到了一塊勞力士手表!」在愛國的背後,中國人還是中國人。愛國主義雖然熱昏頭腦,但沒有蒙閉了一切,沒有讓他們漠視勞力士手表的價值。保釣愛國的背後,多少渾水摸魚,趁火打劫呢?如果見日本人就打還可以解釋為愛國,麥當勞受襲又可解釋為反日也反美,在愛國運動中從中獲利之輩,又有什麼藉口去開脫呢?  國內有國民教育,但沒有公民教育,也彷彿沒有常識通識,沒人懂儒道佛,沒有道德,沒有良心。我們要釣島,更要尊嚴。在中國南方的一個小島,十六日也有保釣運動,六千人參加,和平的來,和平的散。  (作者是本刊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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