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罪殘陽仔細看(陶 傑)

台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整理前中國國民黨副總裁汪兆銘生前詩文演講書信全集《汪精衛與現代中國》出版,全書共六卷,有許多汪氏至今從未披露的手稿與演詞,當是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大事,可與《蔣介石日記》並讀。蔣汪都是二十世紀影響中國的兩大人物。兩人俱是晚清擁有革命救國思想的人物,正值中國脫離皇朝、進入現代化的歷史關頭,兩人俱與日本有淵緣,而又在中日戰爭中分道揚鑣。歷史人物論定功過,不可以成敗定是非,更不可膚淺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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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摩登(陶 傑)

建築家貝聿銘逝世,被西方許為「現代主義建築大師最後一人」。 「現代」(Modern) 一詞, 在中西文化中一百年來最容易引起誤解,也引起極大的混淆。 差利. 卓別靈的《摩登時代》(Modern Times ),展示了二十世紀初美國工業帶來的貧富衝突,美國底層流浪漢的悲慘生活。從此「摩登」一詞,進入中文詞典。 但是「摩登」在英文裏卻對影成三:Modernism、Modernity、Modern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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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為台海定法(陶 傑)

中美關係進入準冷戰時期,所謂「台灣問題」,有如骨鯁在喉,台灣是美中永遠無法解除的死結。此結由一個英文字而起。早在五十年前,美國鎖定了一個關鍵的字眼,就是Acknowledge。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訪華之後,與中國的周恩來簽署所謂的《上海公報》,提出美國的中國政策,內有一句話: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s that all Chinese on either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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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偽今古,有無中英?(陶 傑)

中國古典文學作品,譯為西洋文字,公認第一難書,就是《紅樓夢》。英國漢學家霍克斯(David Hawkes),上世紀翻譯《紅樓夢》,是一件偉大的工程。這部奇書匯集儒、佛、道三家的精華,佐以中國文字的精緻,內藏無數語帶雙關的索隱之謎。愛情、倫理、政治、哲學,多重包裝,如何將這部奇書,以信、雅、達的原則,盡量傳神轉達給英語世界的讀者,其艱難的程度,不亞於登陸火星。首先,《紅樓夢》開卷的這一聯:「假作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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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無主義」的誤用問題(陶 傑)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某教授突然發表文章,聲稱「反對歷史學的虛無主義」,嚴正指出:「歷史虛無主義是一種以否定客觀存在的歷史,罔顧歷史事實為特徵的一股社會思潮。將虛假歷史『真實化』。」歷史虛無主義者以局部和僅部分的節點,「動搖人民的信仰,搞亂人民的思想,迎合和鼓動國內外的敵對勢力。」作者要求,歷史學者必須「拋棄偏頗狹隘的管窺之見,堅持從歷史大勢和戰略大局出發,做出實事求是的客觀敍事和科學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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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學翻譯的輕重之難(陶 傑)

「外交無小事」,「翻譯」也無小事,因為「文化」是無數的小事堆建成的一座宏廈。 近年「文化研究」在一些大專院校流行,而且成為文藝青年喜歡修讀的一科。 「文化研究」這個課程名字很吸引,似乎一旦畢業就成為文化專家。然而,文化包括語言、歷史、風俗、宗教、藝術。不同地方衍生不同的文化,由於不同的民族各居於自然環境如地質氣候都不一樣的水土。 「文化研究」在大學,只能在碩士和博士的學位課程讀,而不能直接成為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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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心碧海,天眼紅塵:拈花微探余光中(陶 傑)

民國三十八年之後,中國文化凋零,學問、道德、勇氣不再,華人的創作在海外近七十年之後,盤點成績,如果標準定得高一些,我認為只有三家,未來可經得起三百年考驗,或在世界上能代表中國的現代文化成就拿得出去,或在時間的長流可以飄傳至遠,或最接近「偉大」的頂峰而與時間同在,補天而煉石,淘沙而爍金,只剩三位。哪三家呢?詩余、影李、說金。中國現代詩余光中。華人電影世界化李安。由小說而新聞事業的金庸。這三位創意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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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喧譁的引爆點 (陶 傑)

  美國CNN公布了一項調查結果,指出香港的中國人乘地鐵有十大陋習:在車廂裏剪指甲、爭奪座位、高聲用手機交談、把腿擱到對面的座位上、青少年倚着金屬柱子把身子拐來轉去、女人在車廂裏公然化妝甚至敷面膜……在中國大地,國人如在鮑魚之肆,周圍的人日久成習,而不自覺其陋,難得的是美國CNN還一本正經拿來作文章,似乎是針對中國近年在西方開設的「孔子學院」文化宣傳——瞧,孔子的禮儀之邦,都是寫在紙上的,中國人的社會行為,一點也不孔子,而是孔子身上的衣料:孔布(恐怖)。  近年國人收入富裕了,遊山玩水不限於張家界與絲綢之路,喜歡天上波音客機飛一飛,海上的郵輪走一走。坐郵輪由歐洲洋人興起,大西洋兩岸通航,靠遠洋巨輪送貨郵遞,社會分等級,船上也一樣,只有上等艙,才有資格稱遊客,下等艙裏只是坐交通工具的乘客,等級鴻溝,兩相不往來,才有《鐵達尼號》的愛情故事流傳。  如果自認為郵輪遊客的話,必須講究體面行頭,一身休閒裝束須典雅大方,還必備幾套formal dressing——晚禮裙、披肩、珠寶,男士全套禮服、白襯衣、黑色(甚至白色)的蝴蝶領結,這些規矩,今天在西方幾條最豪華的郵輪線上,依然嚴守不輟。中國遊客上郵輪,無視別人的傳統,只認老子有錢天下第一,圍坐甲板喝啤酒打撲克牌,自助餐吃不完打包走,吃晚餐照樣背心短褲拖鞋,只懂呼盧喝雉,而不可能在燭光下喁喁細語。  在公眾場合喧譁,第一個原因是一胎化的「中孩」霸權。父母圍着子女團團轉,三五歲的小童上飛機,家長左一聲問「要不要打開窗子看風景」,右一句問空姐「兒童餐可不可以不要有海鮮,我的孩子皮膚敏感」,慣壞了的一胎嬌孩乘飛機,父母過份緊張,噓寒問暖,成為中式喧譁的引爆點。  第二是出門上路,有如從牢籠裏釋放出來的晨鳥,心情亢奮,雞毛蒜皮的小事,看見了都「譁譁譁」,急於與同行者「分享」。有一次在台北坐纜車,車廂內一對中學生姐弟,面貌和善,向人微笑,本來印象不錯,唯獨一聲聲「好高耶」、「好美喔」,左唱右和,停不下來,心情激動。這一點,我猜想,是出於為生活所迫的「旅遊釋囚」心理,踏上旅途,即使只是坐登山纜車,也像短暫走出了一座監獄,海闊天空,一張嘴巴難免摳心掏肺的把一切感受,唏哩譁啦傾瀉出來。  第三是中式生活環境造成:住所狹小、幾代同堂,上有翁姑家長,左有兄弟妯娌,屋外有街道委員會、里弄小組長,街上還有交警、城管、公安,衣食住行皆以「潛規則」束縛,登上外遊的飛機,手抱其「一胎化」結晶的寶貝子女,一樣也喧譁無度,釋放大量的壓抑感,中國人是霸權社會的受害人。  一個社會平時戾氣充斥,人過慣了禽畜的籠子裏的生活,缺乏人際的空間感,把睡房和浴室裏才該裝點的私隱,通通撂到車廂機艙裏的公共平台來上演。中國人公私不分,把一個社會當做自己片瓦底下的家居,所謂「四海一家」,不也就是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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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育的燈火樓台 (陶 傑)

  英國政府針對非歐盟國家,收緊留學生的名額,一口氣殺掉三十多間「野雞大學」,香港家長不禁提心吊膽,送子女去英國留學的前路,看似不明朗。  中國的大學教育,歷史短淺,上下不過百年。最早是清末的京師大學堂(一九一二年改名北京大學),還是戊戌維新的產物:主張學習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科技。中國的大學課堂,從第一步開始,走的就是物質的專業培訓之路,與西方的大學教育不是同一個層次。  大學是什麼?英國思想家羅素定性得好:大學不是年輕人的職業培訓所,大學更不止是知識薈萃之地,為什麼要念大學?為了培訓理性的獨立思考,念大學的目標,是在「格物」和「致知」的過程中,培養智慧。  對於今日中國望子成龍的芸芸家長,送子女進重點大學,汲取智慧,不是首要考慮的問題。溫飽權既是最大的人權,一紙文憑是最終的目標,大學文憑保障的是高薪厚職,讓孩子從農村擁到城市,從城市擁到北京和上海,從京滬而進一步「哈魯」——哈佛和耶魯。當代中國人的大學教育觀,在結構上,不脫古代中舉考狀元,自下而上的鄉試、省試、殿試,鯉躍龍門三級跳;在主題上,也不離讀書而做官,海歸則 CEO 的功利主義二元論。進了官場,最大的「智慧」,是懂得鑑貌辨色、見風駛舵,大學教育的宗旨,本來是從獨立思考中培養智慧和人格,中國社會的冷酷現實,從一開始就決定中國不可能長期擁有一所國際級的著名大學。  回顧百年,中國從來沒有一套長期穩定的大學教育。一八九八年六月,京師大學堂開辦,到了九月,戊戌六君子浴血,此後晚清政局積重難返,一九一二年終於覆亡。北洋時期,中國積弱,一九一七年,幸有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帶來科學與民主的啟蒙,形成了與國際短暫接軌的大學黃金世代。外國傳教士紛紛來華辦學,北有燕京,南有復旦,還有輔仁、同濟、交通,傳教士開辦的大學,不但為民國的亂世提供了在戰火中建設的中堅力量,還為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新中國,留下了薪火相傳的知識分子。  蔣介石敗走台灣之後,「國府」領導下的大學教育在戒嚴法之下,扼殺了蔡元培、傅斯年、胡適等先輩從西方傳來的思想學術自由,台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先生一介書生,因探究民主,向「蔣總統」建言寬容異見,考慮自由選舉,即遭開除學籍,貧病交煎,雖幸沒有投入冤獄,卻幾以「叛亂」罪論處。  香港的殖民地英國政府開辦香港大學,只為培養技術官僚,全無為香港華人教化「獨立思考」的「智慧」的義務。錢穆與胡適誠民國大儒。錢以孔子儒學的傳人自居,託庇殖民地,寂寞地開辦了新亞書院,遠沒有現代化大學的規模;胡隨蔣介石去了台灣,明知在戒嚴法之下,不可能在一座孤島上繼承蔡元培的遺志,也只有黯然當他的「中華民國駐美大使」。中國內地則經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農兵白卷英雄」的異變,更說不上什麼正常的大學教育。百年中國,不誇張地說,真正與國際接軌的大學殿堂,從來沒有出現過。  中國的大學,固然二十年來在「量」的方面有重大的飛躍,但許多都是「軍事大學」、「工業大學」、「商貿財經大學」,還是側重功利和實用主義。誠然,以中國的國情,溫飽與工資是一個大學生畢業的首要考慮。然而,大學漫長的四年,在技術和職業的培訓過程中,畢竟不是科舉考試的訓詁和背誦,邏輯思維和科學方法還是人生智慧的副產品。  西方的大學教育,從中世紀的神學訓練開始,基本上實現了羅素的理想。羅素出身的劍橋成立於十六世紀,就是幾個牛津的學者從牛津分裂出來,另起爐灶的。劍橋大學不同牛津之傳統保守,更敢於反抗神權的壟斷。科學家牛頓和達爾文,還有浪漫詩人拜倫,都出身劍橋。劍橋的科學是強項,因為科學在英國,一向是抗衡教會的異見武器。今天渴望子女上牛津劍橋的香港家長,沒有幾個分得清楚兩所大學的辦學風格:牛津培養政治家,劍橋以出產科學家和藝術家見長,兩所名校,不像中國的北大清華之文理分道,而是傳統與叛逆的分流。  優秀的大學,必定有獨立的學風,學風的品牌,又由這所大學產生的詩酒風流的人格而形成。達爾文、羅素、拜倫,叛逆之名纍纍於民間,這幾個名字早已與劍橋渾然一體;戴卓爾夫人和貝理雅治國之譽,又懸於廟堂,都是智慧的兩面。真正的大學在哪裏?驀然回首,必然流芳於歷史樓台的燈火闌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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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二三事 (陶 傑)

  精彩摘錄:辛亥革命不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發生在武昌的事件。辛亥革命是手段,「走向共和」才是目的;辛亥革命不但顛覆了滿清政府,而且建立了中華民國憲政,「民族、民生、民權」三者意義同等,不可分割。辛亥革命一百年來,許多基本的歷史事實和觀念,受到人為的扭曲和閹割。不正確了解孫中山和蔣介石,則無從評價辛亥革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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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花百載一夫人 (陶 傑)

  精彩摘錄:過去,只有豪門大戶的主子,明媒正娶的配偶才有資格獲稱「夫人」。辛亥革命之後,繼續沿用「夫人」之稱,但不再用以鑑別女人的正庶之分,而成為女性擁有自己的身份地位的象徵,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的一大飛躍,是「夫人」二字的詮釋,由古代夫權狐假虎威的附屬品,扭為對女性成熟人格魅力的最大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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