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的硬度 (韓應飛)

  三月五日晚,在旅居住處附近的一家蛋糕店裏,熟悉的店員熱情地問我要買哪種蛋糕。我指了指其中的一種:和去年夏天一樣,買這種吧!我告訴店員,明天回國,後天就送給我大姑吃。店員說,很多老年人都喜歡吃的!我說,今年夏天還要回去,到時再來買。  翌日早五點半離開住處,不到七點就趕到了機場。飛機九點起飛,在北京換乘國內航班後,下午三點半到達北方某城市,五點回到家裏。  父親在家裏等着我。隨便聊了一陣子,我問父親:「大姑身體怎麼樣?」父親回答:去世了。晴天霹靂,教人不知如何應對!父親接着說:「除夕從北京打電話,你表哥說大姑病得嚴重;正月初二,你表哥打來電話,傳達了噩耗。幾天後,舉行了簡單的告別儀式,但我在北京,也沒能趕回來參加。」  我只是默默地聽着,完全沒有了說話的氣力。  這是近半年來,我第二次感到時間的硬度。  去年九月,父親在電話裏告訴我,尋找多年的五伯,已於幾年前去世。當時,我感到的,亦是時間的硬度。我不知該說什麼,只能沉默。  五伯是父親的五哥,但一出生就被爺爺奶奶送給了他人,此後音信杳然。那已是八十多年前的事了。最近五六年,父親一直在竭力尋找五伯。經多方打聽,得知五伯在北京某大學當教授,父親就利用每年在北京居住的幾個月時間,多次去那所大學查找。父親說,在大學的人事處查了年齡相仿的所有教師的姓名及其籍貫,卻未有結果。但是,父親依然在尋找。去年九月,終於得到了確切的消息。然而,消息是如此殘酷。父親說:「你五伯可能一生都不知自己的來歷!」  爺爺奶奶有八個子女,今天已是一百五十多人的大家族。去年八月,七十九歲的大堂哥帶着多年前在海南另一位堂哥那裏去世的大伯的骨灰回到故鄉。十七八個家族成員聚集墳地,安葬了大伯。大堂哥淚流不止,哭喊着幾十年前去世的爺爺奶奶。父親、表哥、表姐、堂姐和其他幾個堂哥也都無法控制眼淚,一時間哭聲一片。我忙着拍照,但淚水讓我的視野模糊。  就在安葬大伯的兩周前,我從日本回到故鄉,帶了與這次相同的蛋糕去看望大姑。大姑雖然在幾個月前因數次突發心臟病身體虛弱,但那天精神極好。表姐都快要把午飯做好了,但大姑還是說想嘗嘗日本蛋糕。我打開盒子,取了兩塊放在碟子裏遞給了大姑。大姑吃得很香,連聲說,好吃,好吃!大姑回憶起很多往事,甚至談起了我當年的婚姻。我不知該說什麼,只是安慰大姑安心養病,也期待着明年三月再來看望大姑。然而,時間到了二○一四年三月,我卻不能再見到大姑!  大姑八十五歲,當然是長壽,可是,我們是長壽的家族,大姑理應再多活幾年。四五年前,我和父親去大姑家,正趕上表姐和三個表哥也在。那天,大姑興致極高,一直陪我們從中午吃飯坐到下午六點。大家有說不完的話,特別是牆上掛着的一九五八年反右運動中被逼自殺的二姑的照片,讓我們不斷回憶起家族的過去。去年八月最後一次見到大姑時,亦談起了五十五年前二姑的不幸。  我獨處異國多年,有時感到不少時間是活在記憶當中。我雖然從未見過二姑,但每每在散步時想到二姑,總是悲痛難忍。這些年,每當在大姑家裏看到二姑的照片,就感到這個大家族似乎是在靠二姑維繫着。  五伯去世的消息和大姑的離去,讓我有一種難以名狀的無力感。有時,我真有一種想回到過去的心情,但是,時間冷酷無情:一旦成為現實,就絕無挽回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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辻井喬的人生二重奏 (韓應飛)

  我在給船底塗上油漆  刷完之後就將乘船遠行  我不知船將駛向何方  但我知道  在油漆刷完之前  或許,就必須出發  不是光芒耀眼的地域/目的地  也不是看不清前方的灰色空間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著名詩人、作家辻井喬逝世後,在他的書房裏留下了上述未能寫完的詩篇。  八十六年的生涯中,辻井喬一直不懈尋找人生的終極目標,但又多次改變前進的方向,有時,則不得不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開始人生的新旅途。  辻井喬原名堤清二,父親堤康次郎曾當過眾議院議長,並創立了著名的西武集團。有這樣的家庭庇蔭,辻井本應過上富裕的生活,度過安逸的人生。然而,他並沒有選擇安逸,也不看重富裕。關於後者,辻井明確表示,物質上的富裕和精神上的富裕有關聯,但並不是同一回事。關於前者,他大學時代信奉馬克思主義,加入共產黨,投身革命運動,單方面宣布斷絕父子關係等事迹,就是最好的注解。晚年的回憶錄中,辻井描述了小學時代受到同學欺侮的情形,原因是他為「妾」所生。這種出身的「不幸」,讓辻井在漫長的人生中始終抱有各種強烈的反抗意識。父親蔑視婦女的態度,引起他極大反感,也使他與父親的衝突加劇。六十年代,按照父親去世後留下的遺言,包括西武鐵道在內的西武集團主力產業均由異母弟堤義明繼承,而他只是繼承了當時根本無法與三越、高島屋等高級百貨店相提並論的小百貨店——西武百貨店。辻井回憶說,他並不喜歡企業經營,但是,既然要幹,就要幹出個樣子來。後來,在西武百貨店的基礎上,他建立起了包括美術館、劇場、電影院、飯店、便利店、百貨店等在內的龐大的「生活綜合產業」帝國——SAISON(Season)集團。八十年代,「季節文化」領導日本社會的消費文化潮流,辻井本人則被讚譽為把消費改變成了文化。特別是,他創立的「無印良品」(MUJI)這一品牌,鮮明體現了對「美國生活方式——便捷、浪費、奢侈」的抗衡意識。儘管作為實業家,辻井談不上成功,但他創造了「季節文化」,功績不容否認。  作為詩人、作家,辻井一生寫作不怠,取得很大成就。著名詩人中村稔認為,辻井的詩作超越了抒情詩的框架,開拓了一個非常豐饒而又自由自在的詩境。中村說,讀辻井的詩會感到,他用一個詞彙孕育出另一個詞彙,從某一種思想延伸到另一種思想,詞語和思想的編織似乎在無限持續。中村評價說,辻井為讀者呈現了日本現代詩中罕見的既具有深刻思想、同時又富有思辨色彩的世界。一九六一年出版的詩集《異邦人》是辻井的代表作之一,二○一二年出版的詩集《死》則集中反映了他晚年對死的思考。  在小說創作方面,辻井也成果頗豐,《虹之岬》獲得谷崎潤一郎獎(一九九四),《父親的肖像》(二○○四)獲得野間文藝獎。  辻井一九五一年畢業於東京大學經濟學部,四十五年後的一九九六年,他又在中央大學商學部取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其學位論文是《消費社會批判》。  此外,辻井還擔任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為日中友好長年盡力。辻井逝世後,著名作家加賀乙彥不無惋惜地說,在日中關係處於低潮的今天,辻井先生的離去是一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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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後歷史的證人  ——新聞攝影師福島菊次郎的挑戰 (韓應飛)

  二○一二年夏天,日本多家電影院上映紀錄片《日本的謊言——九十歲的新聞攝影師福島菊次郎》。福島一生追尋事實真相,毫不妥協。他譴責昭和天皇發動戰爭,一九六○年出版攝影集《對一位原子彈爆炸受害者的記錄》,曾因發布照片而遭毆打,住所被燒毁。二○一一年日本「三一一」大地震發生,再次激發福島氏拿起相機。目前,他準備集中精力完成《未能攝入鏡頭的戰後——從廣島到福島》系列著作的最新一卷。——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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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奧運會之前的劉翔 (韓應飛)

  精彩摘錄:現在回想起二○○四年的大阪大獎賽,回想起那次之後多次見到劉翔,甚至包括今年五月在日本的黃金大獎賽上見到劉翔的情景,都感覺到,劉翔對他所從事的一百一十米欄這個體育專項的熱情和嚴肅認真的態度,甚至他的性格,都沒有變化。變化了的,是媒體和公眾對劉翔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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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心中的一座高山 (韓應飛)

  精彩摘錄:記得八七年四月曾和師大一位青年教師聊天,談到最佩服的人,他神情中充滿了尊敬,然後一字一句地說,對我來說,方勵之先生是一座高山。八六年底八七年初和八九年的民主化運動雖然都失敗了,但是,在中國歷史上,它們是重要的一頁。方先生是兩次民主化運動中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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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國人 (韓應飛)

  不久前,在日本一所私立大學的課堂上,一位日本女學生善意地對我說﹕「老師,您最喜歡的一句話是什麼?你能用漢語說給我們聽嗎?」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最喜歡的一句話是什麼,所以我一下子竟答不上來。三十多個學生看着我,提問的那個學生更是用期待的目光。我只好說,讓我想想。我想了大約一分鐘的時間。然後,我對大家說,我最喜歡的一句話是﹕「我是中國人。」我用日語解釋了其意思,又將這句話寫在黑板上,並再一次念給他們聽。  事情已過了一段時間,但我常常想起那時的情景。我想起提問的學生在聽了我的回答後,以很認真的神情說﹕「謝謝!」  可以想像,提問的學生一定是想知道我自勉的格言、我的座右銘,或者是反映我人生準則及世界觀的一句我喜歡的偉大人物的名言。但是,我的回答僅僅是道出了一個事實。然而,這個事實是我極為看重的。而且,我認定今後的人生之路將主要是圍繞着這一基本事實延伸下去。因此,對我來說,「我是中國人」這句話比我喜歡的任何格言警句都更能準確地反映我的現在和未來。  回想起來,我大學時第一外語為日語,大學本科和碩士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都是關於日本經濟的論題。一九九三年我來到日本後,曾經想過在適當的時候申請加入日本國籍的事。然而,我的想法不堅定。大概還不到兩年,我就徹底打消了加入日本國籍的想法。我覺得,我不是日本人,我要日本國籍幹什麼?曾記得,一九九六年在日本的國立大學讀碩士學位時,和一個韓國籍老師討論過外國人在日本的處境等問題。我告訴他,我二十八歲來日本,既有的價值觀已經不可改變了,即使我加入了日本國籍,在骨髓裏也依然是一個中國人;所以,我不會加入日本國籍的。韓國老師表示尊重我的想法,但他說,不入日籍的話,在日本工作、生活,為日本社會做貢獻、交稅,就不能享有與日本人同等的權利,所以,應該加入日本國籍。他認為,既然要長期在日本生活,那就只有加入了日本國籍,才能有力地主張自己的權利。  那以後,已過去十多年。我依然清晰地記得韓國籍老師說話時的認真和有邏輯的表達。我承認他的主張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我還是不能改變自己的想法。我的想法與其說是基於理性思維,不如說是出於強烈的情感。近幾年,有私交很好的朋友勸我,不加入日籍,但可以申請永住資格(相當於美國的綠卡)。但我卻依然是每隔三年去申請延長工作簽證。朋友說,即使你將來回國也沒關係,永住資格來去自由,很方便。我感謝朋友的關心,但我說,如果哪天我回國了,我就再不會來到日本了。朋友又說,這說不準,人生當中有很多機會和選擇嘛。我回答,我一旦離開日本,不僅不打算再踏上日本的土地,而且在中國也將不再使用日語,我相信我不用日語也能找到工作。  我不是和任何人賭氣。我覺得不放棄中國國籍,是不需要有什麼邏輯證明的結論。我就是中國人,這是我人生中的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我怎麼會變成日本人呢?我根本就不是日本人!  無獨有偶。去年十二月,在從東京飛往北京的飛機裏,鄰座的一位大姐竟然與我的想法極為一致。這位大姐曾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後,考上北京郵電學院,二十多年前來到日本。談到加入日本國籍和申請永住資格的事,她說﹕「我想都不想。」我說,我也一樣,我總覺得,我為什麼要加入日本國籍呢?我還說,有朋友說,至少申請了永住資格,省得三年一次去入國管理局,省不少時間,也省錢,省麻煩。這位大姐說,那點兒時間,那點兒錢,那點兒麻煩,算什麼!我也道出了自己的心境﹕算什麼呢?  對,我不申請加入日本國籍,也不申請永住資格。這不需要論證,不需要分析,也不需要再三斟酌其利弊。我是中國人。我看重這一基本事實。還有,我的姓,也是不能改變的。那是與生俱來的。名可以改,但改的話,只是想加入我母親的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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