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香港 (馬悅然)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我登上了開往上海的瑞典貨輪Hemland (祖國)。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見大世面。九月十六日到達香港。按照日記所記,我十七日到荔枝角去游泳,十八日看那時剛剛上演的電影《國魂》,十九日再看《國魂》,二十日上香港山頂參觀山上的水塘,從上頭能見到那絕妙的景色。我還記得我多麼欣賞那部電影。我雖然沒有完全懂得,可是演員的語言像音樂一樣美。文芬上了網查閱後告訴我那部電影用的是吳祖光先生的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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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看見我》譯者序 (馬悅然)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自傳性的文本《記憶看見我》,雖然出版於一九九三年,但是肯定完成於托馬斯一九九○年中風之前。《記憶看見我》八個篇章中,托馬斯敘述他最早的零星記憶,素描他母親與他最親愛的朋友、比他大七十一歲的外公,和小學、初中與高中同學、老師的畫像。托馬斯引領讀者進入他熱愛的博物館與圖書館,也讓讀者體會到十幾歲的他如何憎恨戰爭威脅歐洲文化的殘忍力量。這些快樂時光的記述,也伴隨着暗淡悲慘的絕望。  托馬斯讀高中的最後兩年,開始對文學,尤其是詩歌很感興趣。那時正是瑞典現代詩的黃金時代:自由詩替代傳統的格律詩。可是托馬斯選擇了他自己的路。他閱讀羅馬詩人賀拉斯的詩時,精通了形式對詩歌的重要性。從那時起,托馬斯的詩作經常借用自古代希臘與羅馬的格律。  托馬斯高中畢業三年之後,發表了他的第一本詩集《詩十七首》(17 dikter)。他就讀高中時所寫的詩沒有選入《詩十七首》,因此我將這些詩譯成中文,列在《記憶看見我》正文之後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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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悅然公開回應廖亦武 (馬悅然)

  最近,客居柏林的中國知名詩人廖亦武一再發表公開信,對瑞典學院二○一二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中國作家莫言表示極大不滿,甚至批評「瑞典文學院跟中國極權主義的政府有交往與學院院士們終身資格的制度有關係。馬悅然一直保持與中國政府所認可的作家一種親密的關係。這種關係妨礙他對中國當代文學創造的評價能力。」這是廖亦武在二○一二年十二月七日發給瑞典媒體的一封英文信中,對瑞典學院及我本人最直截了當、指名道姓的指責,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試圖將我與中國官方糾纏在一起,從而達到其個人「無中生有」、「混淆視聽」之目的。面對這種莫須有指責,我不想、也不應當保持所謂的「沉默」,因為,廖亦武是在以某種意識形態之對立,將我幾十年來與中國作家的正常交往的歷史有意隔斷,從這一點看,他不僅對一九四九年後中國作家及創作在黨國體制下的艱難處境缺乏善意的了解,而且輕易否定了相當一部分中國作家以獨立的精神進行抗爭的基本事實,這也包括廖亦武本人在中國時期創作詩歌所付出的種種代價和努力。  作為一名漢學家、翻譯家,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我先後翻譯過四十多本中文上古、中古、現代與當代的文學作品。其中包括高行健先生作品(佔其作品百分之九十五,共計二千零九頁),北島的大部分詩歌作品(共計七百七十頁),山西作家李銳的四部小說(共計一千一百零六頁),以及另一位山西作家曹乃謙的兩部小說,沈從文的著作我翻譯過他的小說《邊城》與幾十篇短篇,數量之大,眾所周知;我所編譯的幾本《中國詩選》收集過聞一多先生的《死水》與《紅燭》,艾青先生一九三○年代的詩歌以及《今天》派詩人顧城、舒婷、芒克、楊煉,江河、嚴力等人的力作,這些詩歌作品在特定的時代發揮過相當大的影響力,對於西方世界了解中國人受壓抑的心靈以及文學創作的不平坦之路有積極的作用。還有一部現、當代《中國詩選》一共介紹了從一九一六年到一九六五年四十三位中國詩人作品。這些作品從多角度揭示了從民國初年至文革前中國詩歌的整體面貌,即以今天的眼光來打量,仍不失為記錄中國詩人在北洋時代、黨國時代、專政時代透過文學創作折射中國現實社會的真實種種,不僅有文獻意義,也有社會學、政治學意義上的思考。除了這些成書的譯文外,我在雜誌上發表過幾百種短篇小說,散文與詩歌的譯文,全部中文文學譯文目錄可參見我的博客http://goranmalmqvist.blogspot.se/。  以上提及的中國作家和詩人,並不能算是中國政府特別認可,尤其有幾位,如高行健和北島,套用中共當局的話語,是不是異議分子呢?如果是的,所謂「馬悅然一直保持與中國政府所認可的作家一種親密的關係」,此話從何說起?難道高行健獲諾獎這一事實,也構成某種「親密關係」,妨礙瑞典學院和本人「對中國當代文學創造的評價能力」?當時不是也有人對高行健獲獎持懷疑態度嗎?那麼,到底採用哪種評判標準才算是「正確」的,才能讓廖亦武式的人物亦感到皆大歡喜?還有,沈從文與艾青(藝術家艾未未的父親,擔任過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在反右運動中和文革時代在不同的程度上經歷了很嚴重的迫害,他們同樣是體制內作家,我翻譯他們的大量作品既有文學之本身,也有時代的關注。  廖亦武顯然不知道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四年先後二十七年間,中國政府把我視為不受歡迎的人;也不知道本人在二○一一年五月十六日已通知中國駐瑞典大使館,表示不願與官方中國有任何聯繫。因為,我清楚看到官方中國為保持現行體制不惜摧毀普世價值觀,造成道德淪喪、良知泯滅之現象。莫言獲獎就在於以個人視角和文學創作力將當下中國底層社會隱而不彰的人的故事表現得淋漓盡致。瑞典學院的「授獎詞」充分表達了這一點。  需要的時候,我給瑞典的媒體和中共當局寫信抗議他們曾經如何對待異議分子如魏京生、劉賓雁、方勵之那樣,抗議今天對劉曉波、艾未未的政治壓迫,這是一位九十老人應持的道義情感,所謂的「人權鬥士」當無所置喙!  (作者是著名漢學家、瑞典學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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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力量 (埃斯普馬克 撰、馬悅然 譯)

  十二月七日,諾獎得主莫言在瑞典學院演講以前,瑞典學院院士埃斯普馬克(Kjell Espmark)做了演講介紹。當日常務秘書恩隆德喜獲千金,無法出席。埃斯普馬克是著名的文學評論家、詩人、小說家,前任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小組委員會主席。本文由馬悅然院士翻譯成中文。——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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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的文化大革命 (馬悅然)

  精彩摘錄:文化大革命是「革中國文化之命」,六六年的文革以至今天孔子學院的建立,都絞痛人心。《明報月刊》的創辦人金庸先生表示,辦《明報月刊》是「和文革對着幹」。說來不無感傷,這句老話至今仍負有使命,這也是我對這份老刊物深切的寄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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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林語堂先生 (馬悅然)

  本文是馬悅然先生的專題演講稿。二○○六年十月,台北東吳大學舉辦林語堂逝世三十周年「跨越與前進——從林語堂研究看文化的相融/相涵」國際學術研討會,馬先生應邀參與。文中可見林語堂先生完全改變了馬悅然先生一生的學術志向,林氏的幽默感與中國文人素有的閒情逸致,在在使西方人了解並親近優秀的中國文化。文中更詳述一九四○年代林氏著作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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