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院和九龍醫院點滴 (黃岐)

  剛過去的一年,香港不少公立醫院都有各種周年慶祝活動。醫院管理局成立後的第一家大型醫院——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二十歲了。當然還有慶祝金禧的伊利沙伯醫院。伊院是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教學醫院(瑪麗醫院和威爾斯親王醫院)外最具規模的公立醫院,可說是醫管局的龍頭醫院。伊院服務香港市民半個世紀,當然有不少故事。  《伊院人.情.事》一書,透過口述歷史,重頭細說舊日點滴。一九六三年伊院落成的時候,是全英聯邦最大的醫院,翌年建築師還因此獲頒英國皇家建築學會銅獎。一九六七年暴動的時候,很多傷者都送到伊院治療,包括被燒傷的著名電台播音員林彬先生。武打巨星李小龍的殞落,也發生在伊院之內。一九九六年的嘉利大廈五級大火,是香港近年最嚴重的火災,死者多達四十一人,伊院當年就派了三隊流動醫療隊到現場協助。作為九龍的龍頭醫院,社會上很多重大事故,伊院可說是無役不與,盡心守護市民的健康。   伊院也是少林寺。她雖然不是大學的教學醫院,仍然培育了不少醫護界的精英。例如國際知名的何鴻超教授,就在伊院為鼻咽癌的放射治療創出佳績。港人熟悉的前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和現任平機會主席周一嶽醫生,都出身自伊院。伊院也可說是人傑地靈。  五十年代籌建伊院時,新醫院暫名新九龍醫院,因為當時已有一間九龍醫院。九龍醫院始建於一九二五年,是香港現存最古老的公立醫院,比瑪麗醫院還要早十二年。十九世紀末年,英國租借新界後,人口大增,因而有需要在九龍多建一間醫院應付更多的病患。九龍醫院有點生不逢時,總給人「二奶」醫院的感覺。從前的政府醫院,稍有規模的都會冠以皇室的名字,從瑪麗到伊利沙伯到威爾斯親王,可謂一脈相承。從一開始,九龍醫院就沾不到這點貴氣。二次大戰前,瑪麗醫院是龍頭,戰後的二十年,人口驟增,九龍醫院角色吃緊,只是資源有限,好像沒有特別亮麗的表現。伊院投入服務以後,九龍轉型成為療養醫院,星光自然較為暗淡。  Gosano醫生,一九三九年在九龍醫院當外科醫生,他的自傳對九龍醫院有這樣的描述﹕醫院大約有二百張病牀,分布在四座二層的樓房,其中三棟分別用作內科、外科和婦產科病房。外科部只有兩名住院醫生,輪流隔天當值。一九四一年日軍入侵新界時,大量傷兵都送到九龍醫院治理,工作令人喘不過氣來。不久,日軍佔領香港,九龍醫院變成日軍的醫院,本地市民只可到廣華醫院求診。戰後的九龍醫院,在外科服務方面,仍然擔當重要角色。香港大學首任華人外科教授王源美,就曾在九龍醫院工作,開展他拿手的食道癌手術。  九龍醫院也許沒有星味,吸引不到一般大眾的注目。事實上,九龍醫院是我們醫療界的活古董。今天的九龍醫院內,仍保留了當年的一些建築物。例如從前的產房所在的M座,已被古物古蹟辦事處定為法定歷史建築。院內這一群承載着本地醫療歷史的建築,部分若果能活化成為醫院文物展覽館,會是一件美事。伊院將來可能遷到舊啟德機場,九龍醫院若能原地屹立,十多年後就可擁有百年老店的榮光。  (本欄由黃岐、苗延琼、楊日華、尹浩鏐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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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傳教一頁 (黃 岐)

  今年一月十二日,巴治安醫生(Dr Edward Hamilton Paterson)在英國病逝,香港最後一代的傳教士醫生又弱一員,醫療傳教的一頁,大概也就到此為止了。  巴治安醫生一九五一年來香港服務,任那打素醫院的高級外科醫生,直至一九八九年榮休返英定居,為香港服務了差不多四十載。和他同代的天主教傳教士醫生,有服務律敦治醫院的高隆龐修女,而區桂蘭修女(Sr. Aquinas)和紀寶儀修女(Sr. Gabriel)都已作古了。  巴醫生的父親是來華傳教士,他一九二○年在江西廬山出生,在上海完成小學教育後回英國繼續學業。在英國完成醫學訓練後,於一九四九年重回中國,成為倫敦傳道會的傳教醫生,並在北京學習中文,其後到天津工作。大陸政權易手,巴醫生於是轉到香港服務,加入倫敦傳道會在香港創立的那打素醫院。  倫敦傳道會的傳教士醫生,對香港早期的醫療發展有很大貢獻。一八八七年,由傳道會主辦的雅麗氏紀念醫院成立,同年,香港西醫書院也在該院開課,首屆學生包括孫中山先生。傳道會的醫生,順理成章也成為西醫書院的教師。香港大學於一九一一年成立後,有一段時期傳道會的醫生仍然保持教席。一九八一年,中文大學醫學院成立,一九八三年,由於在沙田的教學醫院未及完工,巴醫生又協助中大醫學生到他主理的基督教聯合醫院上課。  雅麗氏紀念醫院經過多年發展,在戰後成為在般含道的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以產科聞名於香港。巴醫生於一九六三年成為那打素醫院的院長,致力為巿民大眾提供優良的醫療服務。  巴醫生是外科醫生,最鍾情的手術是幫患兔唇裂顎的小童做整型手術。在窮困的六十年代,他的精湛手藝令不少貧苦兒童可再展歡顏,實在功德無量。不過,他的真正夢想是建立一間「無牆的醫院」。一間醫院要同社區互動,幫助病人根本不應分牆裏牆外。一九六三年,他已開始構思在九龍區比較貧窮的地方,開設新醫院。最後,選址定為工業區觀塘,也就是今天的基督教聯合醫院。漸漸地,他開展了觀塘社區健康發展計劃,實現了無牆醫院的夢想。聯合醫院也是首間派出護士到社區服務的醫院。社康護士的成功,政府也注意到,而且引進政府醫院。  巴醫生對醫療服務的奉獻,不單是全情投入,而且還有不少創見。例如,聯合醫院早在醫管局成立前已採用病人個人統一病歷,可謂開風氣之先。巴醫生對香港醫學界的另一貢獻,是為香港醫療歷史留下兩本力作。第一本是那打素醫院從創院到一九八七年的百年史,對西醫在本地的發展有頗詳細的記述。第二本書《夢想的實現》,是聯合醫院創院的歷史。  筆者一九八○年代初任職聯合醫院,與巴醫生有數面之緣。這位白髮蒼蒼的醫生給人的印象是溫文慈祥的長者。不過,在手術室,他卻有一種不怒而威的震懾力,讓人不敢不專注。巴醫生的離世,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結束,可是,他為香港付出的心血,應該會活在人們的心中。  (本欄由黃岐、陳文巖、苗延琼、楊日華、尹浩鏐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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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史家王吉民 (黃 岐)

  香港的大學新學年改制,醫學院由修讀五年改為六年。多出的一年,將會引入通識教育。過去香港大學醫學院一向課程緊迫,甚少有機會兼顧通識。醫學院前院長周肇平教授(現任副校長)和現任院長李心平教授,都是醫學人文教育的支持者,而醫學院與文學院早於二○○九年結盟,成立人文與醫學中心。看來,在新課程中,醫學人文科目,應該會更受重視。  醫學人文涵蓋的範圍很廣闊,而醫療歷史肯定是核心課題。回顧醫學院一百二十多年來的歷史,有一位港產醫學史家,在內地赫赫有名,本地醫學界反而知之者不多。  王吉民醫生(一八八九─一九七二)一九一○年畢業於港大醫學院前身的香港西醫書院。與他同一代的師兄有他的堂兄王寵益(醫學院首位華人教授)和李樹芬(養和醫院前院長)。畢業後,王吉民曾任船醫,直至一九一五年轉任滬杭甬鐵路管理局主任醫師,定居杭州。從二十年代開始,王吉民致力研究中醫的貢獻。王吉民的祖父是中醫,研究中醫可說是駕輕就熟。一九二八年,他把有關論文結集成書——《中國歷代醫學之發明》。這就開始了他四十多年來始終不渝的醫史路。  王吉民的成名作,是與伍連德合撰的《中國醫史》。伍連德是防疫專家,在一九一○年東三省的大鼠疫中,立下功勳,揚名天下。王、伍二人有見外國人對中國醫史的無知與誤解,因此決心以英文撰寫中國醫史。此書一九三二年出版,經十多年資料搜集才寫成。這本巨著出版後,迅即成為國際醫史界的重要參考書。此書分二部分﹕第一部分詳述傳統醫學的發展,第二部分主要論述西醫傳入中國的情況。王吉民生於基督教家庭,對於傳教士的醫學活動尤為專精。  王吉民對醫史的貢獻,還在於他對醫史研究的開拓與推廣。一九三八年,他和伍連德發起成立中華醫學會醫史委員會,翌年建議獲理事會通過,王吉民成為首屆醫史委員會主席。他亦大力倡議成立醫史博物館,一九三八年博物館在上海成立,王吉民成為館長,直至一九六六年,七十七歲高齡才離任。醫史館後來遷到上海中醫學院內,內裏有不少王吉民捐贈的文物和文獻。王吉民曾任《中華醫學雜誌》的編輯,又催生了專業的「醫史雜誌」。王吉民一生用中英文撰寫的醫史論著,多達二百篇,部分編進了二○○九年出版的《王吉民中華醫史研究》。  王吉民雖然一直在內地生活,但與香港仍有聯繫,一九五一年十月,他還應香港大學醫學院的邀請,作中國醫史的專題演講。  據說現在香港的學生對歷史都不大感興趣,醫學研究追求的是更新與突破,醫學生大概也不會對古老的醫學世界情有獨鍾。現在的醫學教育太側重醫學的科學面,對醫學的「藝術」一面,最多是蜻蜓點水,到此一遊。醫史教育應可以增進醫學生的人文素養,醫史的五大場景﹕治療者、病人、疾病、醫學發現和思想、醫療社會史,都可以豐富學生的視野,加深了解我們今天醫學境況的由來。歷史作為劇場,其實也可以是多彩繽紛的。   (本欄由黃岐、陳文巖、苗延琼輪流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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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科今昔 (黃 岐)

  今年的醫療大事,內地孕婦「攻陷」本地產科病房,肯定會佔一席位。去年在香港出生的嬰兒有八萬多名,其中約有一半為非港人所生育。內地孕婦自由行,為本地私立醫院帶來無限商機,但「一牀難求」的景況,卻苦了本地孕婦。  本港出生率之低,幾乎稱冠全球,卻會鬧產牀荒,情況實在弔詭。回望歷史,當年一家八口的生產高潮,醫院卻不怕招架不來。何解?  辛亥革命前一年,香港才有法例監管助產士的註冊。一九一一年,政府只有註冊助產士九名,全年上門接生了約二千一百個嬰兒。那麼,醫院的產科牀位夠嗎?  雅麗氏紀念產科醫院在一九〇四年開院的時候,只有六張牀位,但負責的本港第一位女西醫西比(Alice Sibree)卻嫌工作太清閒。何解?那時候,大多數本地孕婦,其實都在家生產,最多是請傳統「執媽」上門服務。以一九〇九年為例,雅麗氏產科醫院全年只接生了二百三十五名嬰兒,上門服務卻有一千三百八十一宗。現今,就算仍有助產士肯上門助產,恐怕也沒有多少人會接受。  西方產科技術在本地華人社區落戶,大概始於一八九三年成立的那打素醫院,至於西風壓倒東風,卻要待到二次大戰後。本地西醫產科學第一人,首推前述的西比醫生。她一九〇三年應聘到香港當傳教士醫生,主攻產科,因為本地婦女仍無法接受男性婦產科醫生。她在雅麗氏產科醫院五年任內,為香港政府訓練了首批華人助產士,並作為她們的監督,上門協助難產個案。一九〇九年她轉投政府,仍然不忘推動產科服務的發展。一九一九年,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在灣仔開設留產院,就由她主理。一九二二年贊育醫院在西區成立,她也是重要的推手。由於她的協助,贊育醫院成為了香港大學的婦產科教學基地,直到今天。事實上,廣華醫院的產科服務,也曾得到她的助力。她於一九二八年病逝,終年五十二歲。  一九三七年,政府不再允許傳統執媽無牌助產,立例規定所有助產士必須註冊,有一定執業經驗的執媽,可以在期限前免試註冊,傳統執媽於是成為歷史。  二次大戰後,大量新移民從大陸移居香港,本港人口驟增,戰後嬰兒潮為醫院帶來龐大的壓力。一般家庭居住環境狹小,不便在家生產,時代畢竟是改變了。產科牀位不足,於是乎有兩名產婦佔一牀的「孖鋪」奇景。  醫院產牀數量不足,於是留產所應運而生。在五十至六十年代的香港,差不多有一半嬰兒是在私人留產所出生的。一九七〇年的《香港年鑑》,仍然錄有約一百間留產所。很多留產所是個人領銜,如方二姑接生院。嬰兒潮帶來助產士的黃金歲月,踏入八十年代,出生率不斷下降,私人留產所終於步進了歷史。  面對今天產牀不足,私人留產所能否再領風騷?關鍵是安全問題。今時今日出生率偏低,高齡初產婦人數偏高,加上剖腹生產流行,都不利單打獨鬥的留產所。就算是留產所的全盛時期,也不時要向大醫院求救,甚至要醫院派出「飛產隊」(flying squad)協助。  一百年來,生產由住家移師醫院,反映了整個社會倚賴醫療科技的大趨勢,自然生產早已被科技入侵,上帝也不能與手術刀爭鋒了。  (本欄由黃岐、陳文巖、苗延琼輪流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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