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計算代替理解 (黃鳳祝)

去年在中國翻譯出版了兩部重要的人文科學著作:希伯來大學歷史系教授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未來簡史》(Homo Deus),以及阿姆斯特丹大學數字人文科學教授任博德(Rens Bod)的《人文學的歷史》(A New History of the Humanities)。前者的結論是:人文科學將被大數據計算取而代之;後者則試圖消除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隔閡,拯救被學術界日益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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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社會與世界主義 (黃鳳祝)

二○一七年十一月,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德國前首都波恩舉行,會議的主題是減少全球氣候變暖帶來的風險。作為東道主,德國政府原計劃在本屆會議上發揮主導和表率作用,推動全球二氧化碳減排。但是由於德國九月大選之後各黨派利益分散,難以組閣,臨時政府無法作出任何有效承諾,導致會議黯然落幕。氣候變化和難民問題,是當今世界面臨的兩大風險。按照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一九四四—二○一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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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哲學」的旨趣 (黃鳳祝)

二○一七年內地翻譯出版了法國哲學家巴迪歐(Alain Badiou)和斯洛文尼亞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的對話錄《當下的哲學》(Philosophie und Aktualität)。這本小冊子是二○○四年兩位學者在維也納一次講座的記錄,講座的主題是當下哲學的困境。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哲學家對於當代社會問題的觀察、看法、建議以及對政治的介入,受到世人的高度關注。但是步入二十一世紀,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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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主義與民主政治 (黃鳳祝)

自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圍繞危機的解決方案,歐洲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進行了曠日持久的大討論。歐洲思想界則試圖從歐盟政治架構改革的層面,探索歐洲的未來。繼德國社會學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超國家民主」、法國哲學家巴里巴爾(Étienne Balibar)的「歐洲聯邦」之後,德國政治學家烏爾里克.格羅(Ulrike Guérot)提出了「歐洲共和國」(Europä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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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黨派民主的神話 (黃鳳祝)

今年五月七日,法國總統大選塵埃落定,「前進」運動候選人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擊敗法國國民陣線候選人勒龐(Marine Le Pen),當選為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第八位總統。右翼共和黨和左翼社會黨雙雙在第一輪投票中被淘汰出局,打破了法國戰後的選舉傳統。作為超黨派的候選人,馬克龍的勝選被解讀為法國選舉政治的一次「突破」和「革命」。本輪歐洲危機,究其根本,是民主與資本主義之間的一種關係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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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與後真相 (黃鳳祝)

去年年底,牛津辭典(Oxford Dictionary)和德國語言協會(GfdS)分別把「後真相」(post-truth/postfaktisch)公布為二○一六年的年度熱詞。所謂「後真相」,是指在網絡時代,人們對真相的判斷更多地依賴感覺,而非理智。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真相是否被篡改,而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再重視真相。換言之,「後真相」是互聯網時代的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民眾感興趣的不是「真相」是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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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之死與超人之死 (黃鳳祝)

美國的大選,從來沒有像今年這麼滑稽和熱鬧。沒從政經驗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被一些媒體塑造成為「道德敗壞」的人。民主黨人也攻擊特朗普的人格和道德品質,力圖讓選民相信,特朗普是個「道德敗壞」的危險分子;他是不合適當總統。然而特朗普的勝利,卻把一個「道德敗壞的人」,抬上總統的寶座。特朗普的競選綱領的重心是:反對非法移民和恐怖襲擊。美國是一個移民的國家,現在還是一個移民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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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為自己而活:蘭德哲學思想的當代意義(黃鳳祝)

針對主權債務危機,以哈貝馬斯為代表的歐洲左翼哲學家提出建立「超國家民主」,主張通過對歐元區的共同財政、經濟和社會福利政策設立制度性的保障,從市場手中奪回歐洲政治的決策空間。自由主義學派則主張發動一場自由市場的革命,把降低市場監管、削減福利國家制度視為解決全球經濟危機的一劑良藥。作為福利國家制度最尖銳的批評者,蘭德(Ayn Rand,一九○五—一九八二)的哲學思想在歐美兩地得以強勢復興。蘭德是俄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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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歐公投與新階級鬥爭 (黃鳳祝)

英國脫歐風波,使身處債務危機和難民危機的歐盟陷入了更深層次的政治危機,也在歐洲思想界引發了一場有關歐洲民主危機的大討論。脫歐選票的城鄉差異和年齡分布,暴露出歐洲一體化面臨的兩大問題:一是數碼時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秉承矽谷意識形態,認為民主已經過時,市場和技術即可拯救社會;二是歐洲社會的低收入階層承受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巨大壓力,利益主張和政治訴求在現有的民主機制中得不到應有的體現。歐盟是一個從經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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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與時間 (黃鳳祝)

間概念日趨社會化和經濟化。現代人每天都生活在被時間驅趕的狀態中。在《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一書中,美國文化批評家喬納森.克拉瑞(Jonathan Crary)把這種異化歸結為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德國哲學家薩弗蘭斯基(Rüdiger Safranski,一九四五—)則試圖從哲學層面,探討現代人與時間相處的困境。薩弗蘭斯基在二○一五年出版的《時間——它如何規範我們,我們又用它來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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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的存在是否合理?——難民問題的道德哲學 (黃鳳祝)

隨著歐債危機日趨常態化,歐洲大陸步入多事之秋:希臘危機和烏克蘭危機久拖不決,歐洲在二○一五年的夏天又陷入了錯綜複雜的難民危機。浩浩蕩蕩的難民大軍不斷衝擊歐洲國家的承受底線,住屋短缺,加上安全、反恐、融合問題均不容樂觀。德國總理默克爾在二○一六年的新年獻詞中表示,接收難民並使之融入德國社會是一項艱巨的的任務,但是難民也會為德國社會的發展提供機遇。她在講話中呼籲德國社會團結一致,繼續向難民施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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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就在那,沒因美國沉沒 (黃鳳祝)

  二○一五年四月十三日,被譽為德國良心的作家君特.威廉.格拉斯(一九二七—二○一五)逝世,與他同一天離去的,還有拉丁美洲的良心、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休斯.加萊亞諾(一九四○—二○一五)。《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自一九七一年問世後,先後被譯為二十多種文字。在這書中,加萊亞諾以小說的方式,講述了拉丁美洲的「受難史」。  加萊亞諾的作品由無數個小人物和小故事組成。每一個小故事,都是一塊歷史的碎片。讀者可以從這些小故事中,發掘被忘卻的歷史的真實。加萊亞諾的創作是為了那些不能閱讀其作品的小人物,那些目不識丁、被遺棄在歷史的收梢處、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窮苦大眾。「反體制的精靈」  與政治強權同行的是文化霸權。西方世界的歷史,從根本上說是一部歐洲史,也就是一部由歐洲人書寫的歷史。當我們談論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就開始不自覺地用歐洲殖民者的視角觀看歷史。西方的歷史書,把哥倫布描繪成一個擁有浪漫情懷的航海者。美洲就在那裏,需要哥倫布去發現嗎?歐洲人「發現」美洲之時,也就是印第安人悲慘命運的開始,鑄就了拉丁美洲的貧困。加萊亞諾說:「對於世界來說,今天的美洲就是美國。它只是白種人的美洲,印第安人早已失去被稱為美洲人的權利,他們充其量只是美洲次大陸的二等居民。」抵制文字霸權主義的唯一方法,就是搶救記憶。加萊亞諾是一個搶救記憶的作家,他搶救了拉丁美洲被白種人「劫持」的記憶。在《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中,他向世界講述了白種人侵略拉丁美洲的故事。  加萊亞諾生來就是一個「反體制的精靈」。他在著作《鏡子——照出你看不見的世界史》中這樣寫道:「十幾歲時,他聽老師講述西班牙殖民探險者瓦斯科.努涅斯.德.巴爾沃亞的故事。巴爾沃亞登上巴拿馬的一座山峰俯視大海,被譽為第一個同時看到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人。加萊亞諾質問老師:『難道當時的印第安人都是瞎子嗎?』因為這個問題,老師把他趕出了課堂。在學校裏,加萊亞諾第一次體驗到『被驅逐』的滋味,這使他聯想到被逐出家園的印第安人。」他嘗試用《鏡子》重構世界歷史。這種對歷史的重構,必須以體制的重建為前提。加萊亞諾把「體制」問題視為世界上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問題,驅逐是從「體制」中衍生出來的問題。  人類的體制,歷經數千年的磨煉,早已精密自如地貫穿和把握整個人類的歷史。它用欺騙、恐嚇、利誘或威脅規範大眾,時而鬆懈、時而緊張地逼迫人們就範。殖民者最初用宗教的選民意識和神聖的救世光環,掩蓋資源掠奪的真相,通過建立殖民體系、官僚制度、種族主義和貿易戰爭來統治世界。今天則是用金融與貨幣控制、軍事干預、媒體和信息網絡的引導來規範世界。友愛精神就是反體制精神  自從殖民者抵達美洲後,在北美和拉美,被置換的不僅是宗教、語言、制度和文化,甚至也包括人的膚色。五百年來,印第安人一直不自覺地「反抗」這種驅逐土著、滅絕人性的「體制」。直到一九五九年的古巴革命,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才意識到,他們可以用社會主義來反抗殖民主義的奴役。加萊亞諾的《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是在 切.格瓦拉走入叢林革命之後,走入文學叢林、開啓文化革命的一部「解放文學」的作品。這種救世的精神,無論是源自基督教的耶穌,還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精神,始終是兩希文化的傳承。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和非洲的黑人,無論是繼續接受舊體制的統治,還是嘗試建立新的體制,始終難以走出西方文化的規範。從這個意義上說,印第安人的文化與黑人的文化注定要走向沒落。  一個民族想要保存其獨特的文化,必須培育一種「反體制全球化」的精神。每個民族都具有叛逆的精神,但是因受制於西方文化不同層次的規範,在當代非主導性的文化中,缺乏「反西方體制」的民族精神作為載體。在加萊亞諾看來,印第安人是全球化進程中最早的一批失蹤者。他們的文化來不及向世界展示,就被基督教文明扼殺了。  質疑!對現有的世界體制提出質疑,對相互依賴的「進步」提出質疑,對全球化的國際分工提出質疑,才能拯救被全球化驅逐的貧苦移民。加萊亞諾畢生都在尋找造成拉丁美洲貧困的原因。他認為,全球化時代的世界分工建立在極端不平等的理念之上:一些國家負責盈利,另一些國家承擔傷害和損失。拉丁美洲的貧困正是這種「進步」與「發展」的犧牲品。  加萊亞諾本人擁有威爾斯、熱那亞、德意志和西班牙的血統。印第安人的悲慘命運,由一個殖民者的後裔來講述和傳承,也是對歷史的一種諷刺。二○○九年,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把《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這本書送給奧巴馬。奧巴馬的翻譯對查韋斯說:「奧巴馬不懂西班牙文」。奧巴馬和他的翻譯沒有「發現」,在美國,這本書的英譯本已經印行多年。  反體制不是一種虛無主義,而是對資本主義體制的質疑。這種質疑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友情精神之上。友情不同於親情。親情是一種血緣關係,是自上而下的仁慈(caridad)。友愛植根於人的惻隱之心,遵循橫向的非血緣關係的友愛原則(solidalidad),用仁道作為團結(unidad)的基礎:使居於社會底層的民眾,認識到自己是不公正的社會體制的最大受害者,唯有彼此團結友愛,才能抵制和挑戰不公正的體制。友愛精神就是反體制的精神。加萊亞諾的文字,不是站在資本的法權上,簡單地為人權吶喊,而是基於對拉丁美洲這片土地及其文化本源的情感:美洲就在那裏,不會也不應因為美國的存在而沉沒。  (作者是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上海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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