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麼拯救伊拉克? (丁 隆)

  二○○六年十月以來,伊拉克教派衝突不斷升級,自殺式襲擊在伊拉克中部教派混居地區,特別是巴格達、迪亞拉和安巴爾等省此起彼伏,每天都有上百人傷亡。伊拉克教派衝突升級的癥結是什葉派民兵對遜尼派武裝的挑釁行為不再沉默,兩派武裝陷入以暴易暴的互相仇殺。近幾個月來,教派衝突已經佔伊拉克暴力事件的百分之九十,遜尼派的反美活動已經不再是伊拉克暴力活動的主流,這標誌著伊拉克安全局勢已經發生了質變。此外,什葉派不同武裝派別之間也開始爆發衝突﹕十月二十日,什葉派教士薩德爾領導的邁赫迪軍和什葉派政黨伊斯蘭革命最高委員會的武裝組織巴德爾旅,在南部米桑省首府阿馬拉市爆發大規模衝突,邁赫迪軍甚至一度控制阿馬拉市。可見,伊拉克教派衝突日趨複雜,並面臨失控的危險。教派衝突升級 局勢「黎巴嫩化」   伊拉克教派衝突是由一些宗教極端主義組織挑起的,如什葉派的薩德爾派系和伊斯蘭革命最高委員會;遜尼派的穆斯林長老會和伊斯蘭黨。美軍推翻薩達姆政權以來,這些組織一直企圖擴大勢力範圍。以邁赫迪軍為例,二○○三年,該武裝僅有二萬人,目前已增長到六萬人。駐伊美軍最近公布的一項關於邁赫迪軍的研究報告認為,隨著邁赫迪軍的擴大,薩德爾已無法完全掌控手下的武裝人員。該武裝事實上已經分裂為若干小股武裝,它們不再關注什葉派的宗教和政治訴求,打著邁赫迪軍的旗號進行綁架、搶劫、搶佔加油站等犯罪活動,該派系已經在向犯罪組織發展。隨著美軍撤離被提上日程,這些組織加緊爭奪地盤,伊拉克中部的族群混居地區成為雙方爭奪的焦點,教派武裝割據的局面初露端倪。  更為嚴重的是,伊拉克政府在教派衝突中並不能做到中立公正,致使許多伊拉克遜尼派穆斯林和一些阿拉伯國家將其視為教派政府,只是教派衝突中的一方,而不是其應當扮演的調停人角色。其實,改善伊拉克安全局勢並非無路可走,解除教派武裝便是一個有效的辦法,但是什葉派主導的伊拉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投鼠忌器,擔心解除民兵武裝會損害什葉派的力量。其中,支持薩德爾的什葉派穆斯林是伊拉克政府的主要執政基礎,薩德爾派在內閣中佔據五個席位,在議會中佔據四十席,佔議會總席位數的百分之十五。巴德爾旅則是伊拉克什葉派執政聯盟的重要組成部分——伊拉克最高伊斯蘭革命指揮委員會的民兵武裝。由於遜尼派武裝均處於地下狀態,如果公開活動的邁赫迪軍和巴德爾旅被解除武裝,那麼遜尼派將在伊拉克中部佔據更大優勢,這是現在的當政者不願看到的局面。  經過幾年的發展,伊拉克武裝部隊和警察總人數已經接近四十萬,但這支部隊的作戰能力和忠誠度很差,士兵開小差的現象十分普遍。由於許多士兵不願意離開家鄉到外地服役,士兵每個月都要休一周的探親假,直接影響了部隊的機動性和反應能力。更危險的是,武裝部隊和警察系統已經被教派武裝滲透。一位負責培訓伊拉克警察的美國教官告訴《華盛頓郵報》記者,伊拉克教派武裝,特別是邁赫迪軍和巴德爾旅已經成功地滲入伊拉克武裝部隊和警察系統。據他估計,百分之八十的伊拉克警察局都有被教派武裝滲透的痕跡。  教派衝突的升級表明,伊拉克局勢正在朝「黎巴嫩化」發展。目前伊拉克的教派衝突與一九七五年黎巴嫩爆發的教派衝突有許多相似之處。當時黎巴嫩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德魯茲派和基督教馬龍派之間的混戰,曾使黎巴嫩陷入長期動盪。一九八九年,黎巴嫩各派達成《塔伊夫協議》。各派在分權制基礎上建立了民主制度,黎巴嫩一度被西方樹立為中東地區「民主的榜樣」。此後,黎巴嫩局勢曾平靜了十幾年。但自去年黎巴嫩前總理哈里里遇刺後,黎巴嫩再次陷入混亂,教派武裝和宗派意識顯著抬頭。這充分說明在民族、教派等原生態勢力強大的中東國家,保持政局穩定和建立可持續的民主制度幾乎是無解的命題。伊拉克局勢的「黎巴嫩化」是一個危險的徵兆,很可能將伊拉克拖入一個難以自拔的內戰泥潭。目前伊拉克的狀況如果尚不能算作內戰,也至少是「疑似內戰」。如果教派衝突繼續發展,伊拉克距離霍布斯形容的軍民不分、敵友難辨、「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自然狀態」不遠了。美軍陣亡三千多 伊戰趨「越戰化」?  二○○六年十月對美軍而言無疑是黑色的,該月共有一○五名美軍士兵陣亡,位居伊拉克戰爭爆發以來單月死亡數第三,此前的八月和九月分別有六十四和七十三名。十月份美軍死亡人數陡增的主要原因是美軍為穩定伊拉克局勢,更多地介入教派衝突。加上十月份適逢伊斯蘭教齋月,伊拉克反美武裝在神聖的齋月裏為主道殉難,抵抗異教徒佔領的宗教熱情導致針對美軍的襲擊增多。儘管美軍從八月起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以平息教派衝突,但十月份,巴格達的暴力事件還是比九月份上升百分之二十二。十月,共有三百餘名伊拉克士兵死亡,三千七百○九名伊拉克平民喪生。這些觸目驚心的數字說明,美國正在失去對伊拉克局勢的控制。  CBS最近公布的民調結果顯示,百分之六十二的被訪者認為出兵伊拉克是一個錯誤,這個數據已經高於一九七○年代初蓋落普進行的一項關於越戰的民調結果,當時百分之六十的被訪者認為出兵越南是一個錯誤。截至目前,美國已在伊拉克戰爭上耗資四千億美元,平均每周兩億美元。伊拉克研究小組估計,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的花費將高達兩萬億美元,遠遠超過越戰的五千三百一十億美元。伊拉克戰事的發展勾起了美國人對越戰的痛苦記憶,許多學者認為伊戰正在「越戰化」,甚至小布殊本人也在越南參加APEC會議時,將越南戰爭與伊戰相比。儘管許多學者認為伊拉克戰爭和越戰不具可比性,因為越戰中美軍死亡人數達五萬八千人,遠遠超過美軍在伊拉克戰爭中的死亡人數。況且,美國的反越戰浪潮和目前民眾反對政府伊拉克政策的情緒不可同日而語。但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不能簡單用死亡人數衡量兩次戰爭——因為隨著戰爭高科技化,戰爭死亡人數已經大大下降。截至目前,共有三千名美軍士兵在伊拉克戰爭中死亡,這個數字對美國民眾心理承受力的考驗不可小覷。此外,越戰結束後,越南迅速實現了統一和穩定,戰前美國擔心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並未出現,也未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和戰略利益構成威脅。而伊拉克則不同,如果美國在伊拉克的安全局勢未得到實質性改觀的情況下撤軍,伊拉克將被拖入長期內戰,進而損害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布局和利益。開戰前評估不足 出兵後戰術失誤  剛剛落幕的美國中期選舉成為一次伊拉克政策的公投,美國民眾用選票表達了他們對小布殊政府伊拉克政策的不滿。民主黨借伊拉克問題向共和黨發難,一舉從共和黨手中奪回國會參眾兩院的控制權。選舉失利直接導致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黯然下台,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博爾頓也被迫辭職。當年推動對伊開戰的新保守主義班子,目前僅剩下副總統切尼一人。  小布殊政府的伊拉克政策還遭到了國內許多政界和學界重量級人物的批評。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BBC的訪談節目中表示,「美國不可能在伊拉克取得軍事上的勝利。」 曾經支持新保守主義的美國著名日裔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認為,「伊拉克戰爭從理論和現實上都是錯誤的。」一些共和黨政客也與小布殊政府劃清界線,如來自南卡羅萊那州的參議員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認為,伊拉克正處在大混亂的邊緣,小布殊政府的伊拉克政策不奏效。十二月六日,接替拉姆斯菲爾德的美國新任國防部長蓋茨在批准對其任命的國會聽證會上,承認美國沒有在伊拉克取得勝利。如果伊拉克局勢持續惡化,還將導致整個地區的大混亂。同時,美國的盟友也開始反思伊拉克戰爭。十一月十七日,英國首相貝理雅接受半島電視台採訪時首次承認,「美英聯軍對伊拉克的侵略是場災難」。英國外交大臣貝克特在接受BBC採訪時表示,「未來的歷史學家或許會將入侵伊拉克視為一場外交政策的災難」。  面對選舉失敗和國內外的批評,小布殊不得不開始認真考慮改變伊拉克政策。與其說小布殊政府將調整伊拉克政策,不如說重新制訂政策,因為小布殊政府一直沒有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伊拉克政策,反而犯下一系列戰術錯誤。由於對控制伊拉克局勢的困難估計不足,拉姆斯菲爾德企圖在伊拉克檢驗其「輕型戰爭理論」,即憑藉以高科技武裝的少量軍隊實現政權更迭。美軍輕而易舉地實現了這一目標。然而,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目的不僅僅是政權更迭,還包括建立一個穩定的民主國家,區區十四萬軍隊顯然不能做到這一點。其實戰後發生的大規模搶掠活動,已經充分說明美軍無力控制局勢,但剛愎自用的拉姆斯菲爾德卻荒唐地認為那是伊拉克人在「擁抱自由」。接下來,美國接二連三地犯下一系列戰術錯誤,如﹕解散伊拉克軍隊,使幾十萬訓練有素並携帶武器的軍人加入失業大軍;對復興黨中下層官員打擊過重;聽任什葉派恣意壓制遜尼派;佔領之後沒有立即著手遏制反美武裝等。  三年多來,美國先是忙於清剿扎卡維等「外國聖戰者」和遜尼派反美武裝。針對反美武裝的襲擊,駐伊美軍採取了以「清剿、控制、重建」為核心的戰術,即清剿反美武裝,配合伊拉克武裝部隊控制局勢動盪地區,在條件成熟的地區開展重建,但這三個目標全部落空了。二○○六年二月,著名什葉派清真寺遭襲,教派衝突爆發。美軍將重點轉向制止教派衝突,但顯然未能奏效。三年多來,美軍始終被伊拉克內部的力量牽著鼻子走,而不是根據戰略部署,一步步地朝目標邁進。雖然小布殊不停地說美軍的目標是在伊拉克取得勝利,但駐伊美軍好像無頭蒼蠅般亂撞,既不知道勝利的標準是什麼,也不知道何時才能完成任務。  需要指出的是,戰術失誤不足以解釋美國目前在伊拉克遭遇的困境,深層原因是戰爭改變了伊拉克的政治生態。由於美國不了解伊拉克民族宗教問題的複雜性,對伊拉克戰後什葉派的崛起、遜尼派的失意和庫爾德人的獨立傾向沒有做出前瞻性的評估,對戰爭對伊拉克政治生態帶來的顛覆性破壞估計不足。如果小布殊能够在戰前認識到這些問題的嚴重性,恐怕他不會草率地發動戰爭。美國著名中東問題專家阿賈米(Fouad Ajami)曾經是侵入伊拉克的堅定支持者。戰爭結束三年多後,阿賈米開始懷疑自己當初的立場,他說,「這是一場強迫婚姻。對於這場戰爭,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是:如果當時知道現在的情況,知道要流多少血,花多少錢,他們還會扣動扳機嗎?」撤軍無異於投降 總統執著於勝利  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中獲勝,並非因為它在伊拉克問題上有什麼錦囊妙計,而是共和黨的伊拉克政策實在不得人心。選民希望民主黨控制國會後,能對共和黨形成制衡,迫使其修正失敗的伊拉克政策。中期選舉塵埃落定後,伊拉克不再是選舉工具,民主、共和兩黨圍繞伊拉克政策的辯論隨之趨於理性——兩黨合作,盡快使美國擺脫伊拉克困局已經成為共識。  十二月六日,美國朝野翹首以待的《伊拉克政策研究報告》客觀地評估了當前的局勢和美國的伊拉克政策,承認當前美國的伊拉克政策不奏效,並為調整伊拉克政策提出多達七十九條建議。在外交方面,該報告建議美國尋求敍利亞和伊朗的幫助,召開伊拉克問題地區會議等。在軍事方面,建議削减駐伊美軍作戰部隊人數,將重點轉移到培訓伊拉克武裝部隊,分階段從伊拉克撤軍,到二○○八年三月美軍作戰部隊撤出伊拉克等。這個被寄予厚望的報告其實並無新意,其中的多項政策建議與此前一些議員和學者的觀點相似。儘管蓋落普和《今日美國》的民調結果顯示,百分之七十五的被訪者支持伊拉克研究小組提出的建議,但就可行性而言,該報告提出的核心建議不可能被小布殊政府採納,如尋求敍利亞和伊朗合作,與小布殊政府遏制敍利亞和伊朗的戰略完全相左。該報告建議的撤軍時間表也難以得到小布殊的認同,這個時間表更多地考慮確保美國的國家利益不受損害,而不是小布殊所追求的在伊拉克取勝。  經過選舉的洗禮和圍繞伊拉克政策的大辯論後,小布殊政府調整伊拉克政策的過程將具有靈活性和開放性,用小布殊自己的話說就是「所有選項都在桌面上」。然而,這一政策調整來得太遲了。目前伊拉克局勢雖然沒有達到萬劫不復的程度,但留給小布殊的政策調整空間十分有限。  當前的伊拉克局勢雖然十分嚴峻,但小布殊仍認為對現行政策進行微調後,美國仍然能夠取勝。在伊拉克局勢未改觀時撤軍,在小布殊看來無異於投降,還意味著承認九一一事件以來,美國從發動反恐戰爭到推出大中東倡議等一系列外交政策滿盤皆輸。小布殊的新保守主義外交理念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非黑即白的線性邏輯和理想主義色彩的「民主原教旨主義」,使小布殊難以在伊拉克問題上作出根本性的政策轉向。因此,正當輿論普遍認為小布殊被迫軟化對伊政策時,小布殊卻提出向伊拉克增兵兩萬人。  如果仔細考察伊拉克研究小組的報告和美國政界、學界給出的各種方案,會發現其中有一個共同的關鍵詞:撤軍。分歧只是何時撤、怎麼撤。這意味著除了小布殊還在固執地堅持取勝的目標外,各方對小布殊政府政策建議的基本目的已不再是取勝,而是自救,即盡快使美國從伊拉克泥潭中脫身。至於撤軍後伊拉克安全局勢若繼續惡化,則可將責任全盤推給伊拉克政府。甚至有學者認為,美國不應致力於解決伊拉克教派衝突,那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美國必須盡快撤軍,至於撤軍後伊拉克局勢如何發展,只要不過分損害美國的戰略利益,美國也管不了那麼多了。持這種「拋棄論」者並不少,如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The Brooking Institution)副會長裴寇爾(Carlos Pascual)認為,美國最終的選擇可能是被迫放棄伊拉克,全部撤軍或將軍隊撤至伊拉克鄰國,防止伊拉克內亂擴散到整個中東地區。三年多的實踐表明,美國在伊拉克的戰略目標被不斷調低,最初的政權更迭、建立民主制度,進而以伊拉克為起點和樣板,改造整個大中東地區的雄心壯志,最終將只剩下逃跑二字。作為伊拉克亂局的始作俑者,美國注定無法扮演拯救者的角色。布魯金斯學會中東問題專家拜曼(Daniel Byman)十二月三日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指出,如果美國真的想在伊拉克取得勝利,還需要再投入數千億美元和數十萬大軍。如果取勝對美國十分重要,而事實上又做不到,那麼美國就需要考慮撤軍,同時保持對伊拉克一定的影響力。他在文章末尾稱,「伊拉克研究小組頂多能刺激我們的領導層,幫助美國接受這個痛苦的現實。至於拯救,忘了它吧。」專制維繫和平 槍炮移殖民主  既然美國不能拯救伊拉克,那麼只能由伊拉克人民自己完成民族和解的使命。伊拉克亂局的癥結是戰爭破壞了在這個國家存續了一千三百年的政治生態,其破壞性的震盪效應還將持續發酵,民族和解難以在短期內實現。伊拉克未來政治和安全局勢的發展其實與美軍何時撤出關係不大,而是取決於伊拉克國家和民族構建進程的發展。福山鞭辟入裏地分析了美國在伊拉克遭遇困境的原因,他認為「經濟和社會現代化有一個普遍的進程,你只能在社會的邊緣引導和加速事物的發展」。推廣民主本身無可厚非,美國的錯誤在於用錯了方法﹕通過人為劃界製造的「人造國家」,國家構建進程起點低,水平不高,社會缺乏同質性。專制的薩達姆政權用暴力維繫了國家和社會的黏和,而美國在「民主原教旨主義」的驅使下,用槍炮把民主移植到伊拉克,卻阻斷了國家構建進程。國家構建和民主化本是同一進程中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在被族群和教派碎片化的伊拉克,卻悖論式地變成相互制約的關係。只有遜尼派穆斯林擺脫對部落長老等地方傳統權威的認同,什葉派穆斯林擺脫對宗教權威的認同,庫爾德人擺脫對分離主義的認同,在「伊拉克人」這樣一個最高共識基礎上開啓國家構建進程,才能實現民族和宗教和解,建立可存續的民主制度。這個擺在伊拉克人面前的艱巨任務,無疑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完成,豈是通過外力的民主移植所能達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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