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平常心》訪杜導正 (王彥君)

  內地退休高幹杜導正的《趙紫陽還說過什麼?》出版後,最近,他的另一部力作《一顆平常心》在港發行,找來一口氣讀完,果是大家手筆!有幸的是,五月初筆者藉赴京公幹之機走訪了這位飽經滄桑的長者。  坐在我面前的前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年屆米壽,但神采飛揚,目光如炬,一副坐看雲起雲收的淡定神情。話題就從「平常心」談開了。以平常心對待政治僵局  杜老說,所謂「平常心是道」原是佛家用語。《五燈會元.卷四》記述了一段對話:趙州從諗問南泉普願:「如何是道?」南泉答:「平常心是道。」這段話的意思是講佛理並非高深莫測,道就在人生平常日用之中。  我緊接着問:「那麼您選擇這三字作為多年寫下的幾百篇政治雜文的總標題,是出於什麼想法呢?」  杜老放下手裏的茶杯,緩緩說道﹕「我們這代人經歷的高峰低谷、大起大落實在太多了,我們當中也確實有人很激烈,主張激進地改革政治體制;也有人悲觀失望,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根本沒有希望走上與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軌道。這兩種看法都很片面,很情緒化,也可以說他們離開了平常心。我提出的主張是碎步前進,承認困難但決不放棄,堅韌不拔,有所作為。對現在的領路人,則是既寄予期望,又有所提醒、針砭甚至批評。這本雜文集收進的文章,有些是針對當時當地的具體事件所發的感想,但總的說,都是在這個思想指導之下寫成的。我看,這同我國古人說的平常心是一致的,我認為這是我國改革開放最終取得成功的『秘訣』。」以平常心辦刊  杜老因「六四」退下來後,輾轉辦起了一本政治上、文字上獨具特色的刊物《炎黃春秋》。杜老沒有因當過署長而嫌棄雜誌社「廟小」,反而因她的別樹一幟而情有獨鍾。《一顆平常心》實際上是杜老在辦刊之餘,以別樣筆法記述一位「內部人」回歸理性、回歸民眾的政治宣言,同時也是《炎黃春秋》艱苦卓絕奮鬥史的一部忠實紀錄。  杜老說,想在刊物上完全講出心裏話是很難的,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基層百姓和老同志的願望、呼聲,已經可以了。「確實有不少真心愛護黨的同志建議我更大膽些,也有更多懷着善意的朋友為我捏一把汗,告誡我小心行事。我非常理解他們的本意。但是,我們只能在維護刊物生存的前提下,宣傳我們黨和國家歷史上那些德才兼備的光輝代表,同時把以往有意無意掩蓋起來的真相揭示出來,總結我們成功和失敗兩方面的經驗教訓。」這個辦刊方針,其實也算平常心吧。  《一顆平常心》披露了辦刊十幾年中,跟中宣部大大小小二十來次衝突、矛盾、鬥爭的內部消息。無疑,對方是強勢一方。但是杜老憑着半個多世紀搞宣傳的嫺熟經驗,硬是跟那座頑固「堡壘」周旋至今。杜老說﹕「現在沒有必要多說中宣部的功過,文革後做過好事的老部長陸定一、周揚將永遠被人們記住。他們敢於正視自己跟着毛澤東犯了錯誤的歷史,顯示了共產黨人的磊落胸懷。而出任中宣部長任期最短但口碑最好的朱厚澤,值得我真心敬仰和學習。他提出來並且為之付出代價的『寬鬆、寬容、寬厚』應該永遠明確列入我們全黨宣傳工作的方針。」以平常心看待眾多文化人  有關《一顆平常心》裏披露的那些文化人的逸聞。杜老說﹕「由於工作關係,其中有些人是我的熟人甚至好友。他們的現實表現頗有戲劇性,無法全部呈現到《炎黃春秋》裏面去,就用雜文的方式記錄在案了。而雜文限於文體,並非對他們做什麼全面結論,只是就事論理地加以諷喻。而且,不管我個人跟他們關係遠近親疏,都從改革開放的大局出發,該褒則褒,該貶則貶。有些受『左』的毒害較深的同志,跟我一樣曾有過艱苦的奮鬥史,又都經歷過不堪回首的受難史,我真誠地認為,他們的出發點還是愛國的,只是他們的理念不能引導中國走向富強。」  杜老告訴我﹕「書裏提到更多的是堅持體制創新的眾多文化名人,如戴煌、李慎之、巴金、謝晉等人。雖然僅僅記錄了他們的一件件小事,但表現了歷史見證者的崇高人格。其中有的我熟悉,有的不太熟悉,我都真心引以為師為友。」以平常心刻畫政治人物  作為「三八式」老幹部,杜老更熟悉的當然是一大批紅軍時期、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的老戰士。我饒有興味地讀到,文革後胡耀邦從幹校回到北京連戶口都沒有,上街買酒遭拒,但賣酒的小夥子聽說他是大名鼎鼎的「走資派」胡耀邦,居然擅自開後門賣給他一瓶。還有,朱鎔基身為總理時,在內部大會上點名讓海關總署署長起立回答:扣押的走私軍艦為什麼不繼續追查?署長只能在會下悄悄告訴朱,因為接到了前中央一位領導的夫人的來電,此事只好停了下來。  這恐怕是讀者更感興趣的話題,於是我追問杜老這些花邊新聞的來源。杜老平靜地說﹕「我做了一輩子記者,不會把沒根據的事情寫在媒體上。我親身經歷過的大事件,遠遠沒有全寫出來呢。」  杜老告訴我,文革中,有段時間韋國清同志主持廣東省的工作。當時四人幫搞亂了國家的正常秩序,鼓動壞人奪權,以造反組織取代黨委的領導,當上海的權力落到他們手裏成立所謂「革委會」後,緊接着就給各省發電報逼着表態。廣東這個態怎麼表?「韋國清把幾個知根知底的老幹部叫到辦公室商量對策,其中有擔任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的我,還有省委辦公廳的蕭洪達。我們遠離北京,對內部鬥爭不全了解,但政治大局看得一清二楚:支持造反派,顯然不行,這違背一個共產黨人的良心,不支持,又明顯過不了四人幫這一關。結果通宵研究也寫不出給『中央』(其實就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回電,此時韋國清在另一個房間裏,我聽到他憤怒地拍着桌子大喊:『老子跟她拼了!』我們都知道他在罵江青。」 告別杜老後,他講述的往事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一個十四歲即投身抗日救國的老兵,一個終生從事新聞工作的記者,筆端的硝烟沒有散去,選擇的書名卻竟然是「平常心」。真正體味出其中深意的讀者,能有幾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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