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世貿大樓看人 (王鼎鈞)

  打開日記本,重讀我一九九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所記﹕  今天,我到世界貿易中心去看人。這棟著名的大樓一百一十層,四百一十七公尺高,八十四萬平方公尺的辦公空間,可以容納五萬人辦公。樓高,薪水高,社會地位也高,生活品味也高?這裏給商家和觀光採購者留下八萬人的容積,顧客川流不息,可有誰專誠來看看那些高人?  早晨八時,我站在他們的必經之路,由地鐵站進大樓入口的地方,靜心守候。起初冷冷清清,電燈明亮,曉風殘月的滋味。時候到了,一排一排頭顱從電動升降梯裏冒上來,露出上身,露出全身,前排走上來,緊接着後排,彷彿工廠生產線上的作業,一絲不茍。  早上八點到九點,正是公共交通的尖峰時刻。貿易中心是地鐵的大站,我守在乘客最多的R站和E站入口,車每三分鐘一班,每班車約有五百人到七百人走上來,搭乘電梯,散入大樓各層辦公室。世貿中心共有九十五座電梯,坐電梯也有一個複雜的路線圖,一個外來的遊客尋找電梯,不啻進入一座迷宮。  這些上班族個個穿黑色外衣,露出雪白的衣領,密集前進,碎步如飛,分秒必爭,無人可以遲到,也無人願意到得太早。黑壓壓,靜悄悄,走得快,腳步聲也輕。這是資本家的雄師,攻城掠地,這是資本主義的齒輪,造人造世界。在這個強調個人的社會裏,究竟是什麼樣的模型、什麼樣的壓力、使他們整齊劃一,不約而同?  我仔細看這些職場的佼佼者,美國夢的夢遊者,頭部隱隱有朝氣形成的光圈,眼神近乎傲慢,可是又略顯驚慌,不知道是怕遲到,怕裁員,還是怕別人擠到他前面去?如果有董事長,他的頭髮應該白了,如果有總經理,他的小腹應該鼓起來,沒有,個個正當盛年,英挺敏捷,都是配置在第一線的精兵,他們在向我詮釋白領的定義,向第三世界來者展示上流文化的表象。  我能分辨中國人、韓國人、日本人,不能分辨盎格魯—撒克遜人、雅利安人、猶太人,正如他們能夠分辨俄國人、德國人,不能分辨廣東人、山東人。現在我更覺得他們的差別極小,密閉的辦公室,常年受慘白的日光燈浸泡,黃皮膚彷彿褪色泛白,黑皮膚也好像上了一層淺淺的釉。究竟是他們互相同化了,還是誰異化了他們?  這些人號稱在天上辦公(高樓齊雲,辦公桌旁準備一把雨傘,下班時先打電話問地面下雨了沒有),在地底下走路(乘坐地鐵,穿隧而行),在樹林裏睡覺(住在郊區,樹比房子多,房間比人多),多少長春藤,多少橄欖枝,多少三更燈火五更鐘,修得此身?  唉,多少傾軋鬥爭俯仰浮沉,多少忠心耿耿淚汗淋淋,多少酒精大麻車禍槍擊,剩得此身?拚打趁年華,愛拚才會贏,不贏也得拚,一直拚到他從這個升降梯上滾下去,或者從這些人的頭頂上飛過去。我也曾到華爾街看人,只見地下堡壘一座,外面打掃得乾淨利落,鳥飛絕,人蹤滅。這裏才是堂堂正正的戰場,千軍萬馬,一鼓作氣。  九時,大軍過盡,商店還沒開門,這才發現他們是早起的鳥兒。何時有暇,再來看他們倦鳥歸巢。一女子肥胖高大,穿牛仔褲,束寬腰帶,上面密布不鏽鋼三角釘,映襯黑色皮膚,上身穿套頭棕色毛線衣,乳癌病人開刀的部位有向外張開的口袋,左腕戴運動表,表鏈、耳環也都用不鏽鋼製成,棱角分明,像兵刃一身殺氣。心中納悶,她早起又是為了什麼?  二○一二年八月十一日,附記如下:  十一年前,九月十一日早晨,國際恐怖分子劫持了四架民航客機,以飛機做武器,撞向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大樓,紐約市著名的地標燃燒爆炸,倒坍,成為廢墟。……這天早晨,他們使三千多人死亡及失蹤。我當初以早起看鳥的心情結一面之緣的人,難卜吉凶,後悔沒再去看他們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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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公家庭的宗教成份 (王鼎鈞)

  馮友蘭教授說過,他的著作可以分成兩部分,一是「照着說」(引述前人的成就),一是「接着說」(發抒自己的見解)。我來仿效一下。  最近,史學教授王成勉邀約同道多人座談,解讀蔣介石日記中宗教信仰的部分,話題十分新鮮。  據報道,參加座談的學者指出,蔣氏一生有幾個最痛苦的時刻,如一九四四年和史迪威決裂,一九四六年簽訂中蘇友好條約。日記顯示,蔣公在面對痛苦危難時,從《聖經》和祈禱中得到啟示和支持。  按,宗教信仰不能使人免於壓力,但是可以幫助世人承受壓力,壓死駱駝的並非最後一根稻草,而是他的意志提前崩潰。猶太民族四千年來顛沛流離,歷經千劫萬難,壓不扁、打不散,在此一歷史背景下發展出來的基督教義,「抗壓」的功效尤其明顯。  蔣氏一生,似乎嚴肅多於輕鬆,痛苦多於快樂,他當年常說一句話:「寒夜飲冰水,點滴在心頭。」說到蔣氏最痛苦的時期,我覺得不能遺漏了一九五○年他敗退到台灣的時候,一再說「我無死所矣!」他和夫人同登玉山,置身「只有天在上」的孤絕之中,讀《以賽亞書》:「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我們可以想像這兩句經文對他的意義。  報道說,學者指出,蔣氏堅決反共,見機甚早,而且始終一貫,他的宗教信仰雖非唯一的因素,但應是重要的因素。按,蔣氏是站在時代潮流的歧路上的領導人,那時他可以南、可以北,可以蒼、可以黃,結果他沒做希特勒,沒做斯大林,遍體鱗傷做了個蔣中正,不管你多麼討厭他,他這個選擇總還不賴。如果這也出於基督教的影響,可以算是基督教對中國最大的貢獻了。  新聞報道引述王成勉教授的話:蔣氏日記中多次提到他受到神的感召、啟示,甚至還有和神溝通的經驗,但都沒有更多的資料可說明細節。這倒是我們當時生活在台灣的人完全不知道的事情,這個保密工作做得好!如果這些細節當年公布了、或者由教會故意泄漏了,不知道台灣當年有多少天父附身、天兄降世的信徒,笑話可就大了。  蔣公似乎從未利用他的權力幫助基督教發展,台灣媒體從未報道他證道,雖然恆久參加主日崇拜,似乎從不發言談及他在《西安半月記》中提到讀《聖經》,在《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中引用了耶穌一句話:「愛仇敵」,他曾應聖經公會之請寫下:「我常勸人讀《聖經》。」這樣的例子不多。他在基督教的重要節日發表過文告嗎?那是蔣夫人的事。他好像把他的宗教信仰當做私事,這個分寸把握得好。  蔣公的葬禮雖然用基督教儀式,但主持人周聯華牧師一句「請全國同胞各自向你們信奉的神禱告」,石破天驚,把蔣公扶上全民領袖的寶座,非一教一黨所得而專。我猜這樣符合蔣氏的心意。  新聞報道說,座談會中有人標舉蔣氏伉儷引領三個重要的人物皈依基督,這三個人是張學良、孫運璿、尹仲容。我想應該加上一個人,或者應該首先提到這個人,蔣經國。王教授說蔣氏日記中對於「經國受洗」有豐富的描寫,提及自己為此而感動謝恩,也談及一年來和經國共同禱告,最後由其自定受洗。可見此事何等重要,非他人所能比擬。  依我拙見,孫、尹兩位先生皈主,對公眾影響很少。張少帥本來要信佛,他闖下的瀰天大禍,最好由他放入佛法中去消解。蔣經國,他是蔣介石之後關係台灣禍福的人物,他的蘇共背景,他的特工經歷,都曾經令人惴惴不安,可是上台以後他完全變了一個人,大家「如逢大赦,如歸故鄉!」他的觀念為什麼會改變?似非一句台灣人民的壓力所能完全解釋。既然蔣經國對基督教的投入這麼深,豈能船過無痕?如果基督信仰也對他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他家老太爺可謂用心良苦,台灣人民可以算是進入上帝揀選的名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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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包辦人類救贖? (王鼎鈞)

  人並不是為了下地獄才到這個世界上來,宗教救贖應該為全體人類而設計,得救的人、得渡的人應該是大多數,是絕對多數,甚至是全部。  可是每一家宗教都有局限,都有所不能。佛教說,他只能渡有緣的人,基督教說,得救的人只能是少數(他稱為餘數)。  為全人類的救贖設想,這兩大宗教加起來,可以救更多的人,你不能救的我來試試,我不能救的你來試試,這兩大宗教只能相加,不能相減。他們一加一大於二,一減一小於零。基督、佛陀,都是到世界上來救人的,兩個人要先打一架,先分出勝敗來,豈不荒唐?  慈悲的宗教家!你們誰也不可以把對方的信徒一律判處死刑,如果你們互相宣判對方死刑,結果豈不是大家都死?豈不是宗教給我們的是一條死路,不是一條活路?我們又何必要有宗教?  全人類的救贖,由一教一派包辦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詛咒不信的人,設計一種情況嚴厲的懲罰他們,你反而暗中得意,這個時代也過去了!恕我直言,有人不肯信教,原因很多,教義有缺點,宗教組織有缺點,傳教的技術有缺點,傳道弘法的人的人品有缺點。這麼多人不信教,並不都是他們的罪,其中也有我們的罪。在某種程度上,信教的人傳教的人誤了他們,絆倒了他們,我們的罪比他們大。對不信的人,要體諒、要理解,要說我很抱歉。  佛教、基督教有共同的弘誓大願,兩路分兵進咸陽,人類有了佛陀,又有了基督,我看是好的,我不羨慕只有一種宗教的國家,如果只有一種宗教,無論你多麼完善,多麼圓滿,究竟還是有很多人不滿意,人民沒有第二個選擇,那樣的國家容易產生無神論,對一家宗教的失望,就變成對全部宗教的絕望。  一個基督徒,他寧願社區裏多了一個佛教徒,不願意多了一個無神論者。我想佛教徒也是一樣。胡小林教授有一段話,他說:「當年有神論賦予人們諸多禁忌,還有血緣、親緣、地緣關係的制約,個人力量面對大千世界的無奈,這些因素都限制了人性惡的釋放。當今社會,人們經歷了破除迷信運動的殘酷洗禮,思想過度解放,不再敬畏天道,傳統禁忌被當成笑料,而異地創業又消解了人際背景,科學技術放大了個體的能力。這樣一來,不僅作惡變得司空見慣,而且小惡隨時都能夠膨脹為大惡。」  有人說佛教比基督教好,有人說基督教比佛教好,這何必爭論,一個人信教並不是去信最好的,他信對他最適合的。你進百貨公司是去買最好的東西嗎?你是去買對你最合適的東西。你娶老婆是找最好的女子嗎?戴安娜算是最好的了吧,她來敲我的門我也不敢開,因為她對我不適合,非常非常不適合。我選擇了基督教,因為基督教對我適合,我尊重佛教,因為佛教對別人適合。  佛教、基督教可以互相消滅對方的死角,互相收容對方逃學的學生,他們可以互相是對方的另一半,即使他們互相是對方的反對黨那也很好,他們是忠於蒼生忠於黎民的反對黨,就像美國有共和黨民主黨,都忠於美國人民,英國有工黨保守黨,都忠於英皇陛下。你別說我有佛教,不需要基督教,我也別說我有基督教,不需要佛教,你我不需要別人需要,你要給別人留着,說不定也是給你我的子孫留着。兩大高級宗教並存並行,是中國人的福分,我們要有智慧,使兩種福分相加,不要使他們互相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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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鈞--人生小語

「設身處地,坦誠相待」, 說來順口,其實兩者常常並不同在。設身處地者體諒別人,坦誠相待者呈現自我;設身處地是修養,坦誠相待是天性。許多人正因為「坦誠相待」,不能設身處地;有時候正因為「設身處地」,必須收起自我。人的遭遇,成為他的歷史經驗;人的歷史經驗,形成他的歷史判斷。以上你我他都是一樣。以下你我他就有了分歧:有人汲取新的歷史經驗,修改已有的歷史判斷;有人拒絕或扭曲新的歷史經驗,強化已有的歷史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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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政治 (王鼎鈞)

  文學作品能使大眾相信尚未發生之事,秦朝直到始皇帝死亡,並未將阿房宮建成,可是唐朝的杜牧寫了一篇《阿房宮賦》,天下後世多少人都「知道」秦始皇在這座龐大奢華的建築裏住了三十六年。  文學作品能促使人去做某些事情,「讀了《詩經》會說話,讀了《易經》會占卦,讀了《水滸》會打架。」「讀了《紅樓》會吃穿,讀了《三國》會做官,讀了《水滸》想招安。」詩歌小說都製造欲望和情感,而欲望和情感是行為的動力。  文學有這樣的功能,宗教家、資本家、政治家都為之傾心,這三種人物都希望大眾相信他描述的尚未發生之事,因而改變了行為。文學家與這三種人合作由來已久,他們跟政治家合作的經驗最不愉快,宗教家、資本家手中只有軟性的權力,對作家只能動之以利或動之以義,政治家手中有硬性的權利,對作家可以脅之以勢繼之以迫害。  還有,資本家比較老實,他擺明了是為自己的利益,他對消費者「只能誇大,不可欺騙」。宗教信誓旦旦為了別人的利益,如果欺騙,他的騙局在世界末日來臨之前不會揭穿。政治呢,它實際上也許是資本家,文學把它化妝成宗教家,既誇大又欺騙,要命的是真相「立即」大白,作家陷於尷尬之境,既難自解,又難自拔。三十年代,中國作家與政治是天作之合,到了五十年代就演為家庭暴力,作家硬說孟姜女來到長城之下沒哭,她唱歌,連作家自己也不相信。  有些作家誓言與政治絕緣,這又如何辦得到?文學表現人生,批判人生,而政治管理人生,規劃人生,這就難分難解。日出而作,你要坐地鐵,日入而息,你要找停車位,鑿井而飲,你要自來水中沒有大腸菌,耕田而食,你要青菜沒有農藥,帝力何有於我哉?金融海嘯來了,你得靠政府發失業補助金。你表現人生就看見了政治,你批判人生就褒貶了政治。  還有,你需要創作自由,你的版權需要保護,你的銷路、你的讀者的購買力需要經濟政策成功。「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需要警察維持治安,沒人闖進來搜你的口袋。蓮花出淤泥而不染,那是蓮花高潔,可是如果沒有淤泥中的營養和水份?……作家應該厭棄的是獨裁者而非政治,獨裁者和政治並非同義。如果請他到文化建設委員會領演出補助費,他欣然前往,如果勸他投票,他斷然說我討厭政治,這是很奇怪的思維。當然,故意混淆可以規避社會責任,那是聰明過人。  再說政府應該了解,「文章華國」並非說它是政權的裝飾,而是說它是國家的光環,能在世界上增加國家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引世人尊敬和嚮往。小小丹麥出了個安徒生,就在全世界兒童的精神領域成為泱泱大國。文學藝術使窮人變富人,使富人變貴人,使貴人變聖人,促進人民的精神生活,提高國民語言水準,即使罵人也罵得有風格。不要把文學看成海報標語,可以一夜貼滿大街小巷,一夜又撕去。文學家是沒有用的人,但「無用之用大矣哉」!優秀的文學作品是國家民族的文化資產,一個負責任的政權一定有心給後世留下這一類東西,你不能希望作家不分青紅皂白一定符合政治,那樣會損傷藝術性,真正的作家不為,你也可以放心,「不分青紅皂白一定反對政治」亦然。  (作者是旅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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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門思過,我與雜文 (王鼎鈞)

  我是個「職業作家」,最近寫回憶錄,對自己的寫作歷程作了一番反思。  我在報紙上寫雜文專欄,蓋有年矣,由於報紙的銷路好,專欄讀者多,曾有一番浮華,可是今日回想,不免有愧於心。  這種小專欄每天緊跟在本地新聞後面揀話題,眼界愈來愈狹窄,思想愈來愈貧乏,對一個作家的成長不利。  我想起一個故事,有一個人在路邊撿到一張鈔票,從此他整天往地上看。二十年來,他撿到生鏽的鐵釘九千個,過期的獎劵兩千張,鈕扣一千五百個,一分錢的硬幣六百個,鉛筆頭五百個,玻璃瓶四百個……他的背也駝了,眼睛也近視了,我覺得我也快成為那個人了。  我的雜文專欄算是很出色,獅子搏兔也全力以赴,老闆說我「有把工作做好的天性」,我對人生的感悟、世相的觀照,都零零碎碎宣泄了,沒有時間蓄積、醞釀、發酵、蒸餾,大材小用,依小說家徐訏的說法,這是炒肉絲,用政論家楊照的話來說,這是製造日本筷子。久而久之,貪圖小成小就,避難就易,執簡棄繁,這個壞習慣我很久很久才革除。  在報館寫文章,晚上寫成的稿子,第二天早晨就發表出來,沒有「高欄」需要越過,久而久之,把寫作看成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且貪圖急功近利,熱中短線操作,這種寫作的壞習慣,我很久很久才革除。  小人物寫小文章,對小市民談論小事情,若是四平八穩,子曰詩云,難以引人注意(那是大人物寫大文章的風格)。報紙對雜文的期許是爭取讀者,增加銷路,我們總得有幾句聳動聽聞的話做「賣點」,這幾句話無須和你評論的事物相稱,你只是借題發揮,或者為尖銳而尖銳,為辛辣而辛辣,讀者已經看過新聞,他現在要看到的也只是你這幾句話是否「過癮」。職業的榮譽是很大的壓力,令人身不由己,我們得在修辭上下功夫,大快人意而非褒貶得宜。後來革除這種壞習慣,我花了更久的時間。  副刊上的雜文專欄很多過激之詞,過激之詞對建立一個公平的、有理性的社會並無幫助。例如說,學校是不准讀書的地方(林語堂),醫生的聽筒是騙人的東西(郭沫若),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理當遺臭萬年(桓溫),這些當年寫在筆記本上的警句,我都扯下來丟進字紙簍裏。莎士比亞「生命是一个傻子說的笑話」這句話至少不能概括全部莎劇。魯迅說,學醫無用,不過是把病人醫好再讓帝國主義去殺掉,我恨不得帶他到戰地醫院去看看,在那裏,醫生把傷號病號醫好了,他再上前線殺「帝國主義」。我為何要誘人這樣思考呢?但是有時候球在腳邊,不能不踢,顧不得球門旁邊坐著一個孩子。  二十年間也曾多次求去,我這個「小巫」在大巫之下,你還有掌聲,欲罷不能,一步深、一步淺,熬到曲未終而人將散,我還是不能離開,江湖洗手,談何容易?二十年飛短流長,我得罪了很多人,需要報館這頂保護傘。直到我離開台灣,「出國」可以解決許多問題。  某年,柏楊來信,他想編一套雜文名家集刊,邀我參加一本,我回信說,當年以雜文謀生,原非得已,何堪以此名家?這種回應當然不能使他高興。後來他這一套書也沒能編成,沒編成也好。我自己出過兩個單行本,現在只能「悔其少作」,晚年的選集,沒從當年的小專欄中選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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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景蒙:一半是名士 一半是鬥士 (人物-王鼎鈞)

  一九五二年,中國廣播公司人事大變動,總經理董顯光去做駐日大使,董事長張道藩去做立法院長,他們照例請求辭去中廣的職務,蔣介石總裁到一九五四年六月才批准。這年我二十九歲,任中國廣播公司專業作家,職稱編撰。  國民政府行憲以後,停止每周一次的總理紀念周,改為每月一次的動員月會。董事長張道藩在動員月會上告訴大家,他當初上任時曾和董顯光約定,董何時離開中廣,他也同時離開。結束黨營廣播時代   眾所周知,黨營事業的董事長和總經理,一定分別屬於兩個對立的派系。張道藩受陳果夫培植任用,屬於所謂C. C.,董顯光受蔣夫人信任,屬於所謂官邸派。抗戰時期,董顯光主管國際宣傳,常常怪罪C. C.掌握的廣播電台不肯配合,董是個老實人,他把當年的嫌隙寫在回憶錄裏。國民黨遷到台灣,C. C.失勢,董顯光「佔領」中廣,張道藩對他非常尊重,兩人沒有墜入「權力鬥爭」的俗套。  一九五四年六月,魏景蒙接任總經理,梁寒操接任董事長。梁氏黨國先進,長期追隨孫科,聲望很高。魏是董顯光的老部下,兩人「情同父子」,他和蔣經國也非常接近,常常參與機密,他的年齡和人事關係正好承先啟後,接過老人的棒子,為新生代做開路先鋒。梁魏之來,象徵黨營廣播事業的「C. C.時代」結束了。  中國廣播公司實行「總經理制」,魏景蒙當家負責,他面臨許多難題。第一,他必須提高員工待遇,可是中廣沒有錢。待遇低,士氣也低。前任總經理用他生澀的中國話慢吞吞的說過:「前線的士兵待遇更低!」新任董事長是詩人,書法家,三民主義理論家,他手書舊作《驢德頌》展示中廣同仁:「木訥無言貌肅莊,一生服務為人忙。只知盡責無輕重,最恥言酬計短長。任意人憐情耿介,獻身世用志堅強,不尤不怨行吾素,力竭何妨死道旁!」  那時大家更願意閱讀的是,台灣省政府發行愛國獎券開獎,各報刊登中獎號碼,同仁眷屬常常省下菜錢,買個夢想。  第二個問題是,中廣設備老舊,發射電力不足,理論上收聽範圍的半徑多少公里,實際上大打折扣,即使在有效收聽的範圍內也聲音微弱,雜音很多。  工程部一再解釋,那是因為收音機的性能太差,或者天線沒有架好,或者附近有工廠干擾。可是到魏景蒙上任的時候,台灣地區已有多家廣播電台,每天晚上八點鐘各台有個聯播節目,大台北地區收聽節目的人,往往把波段轉到警察廣播電台,那裏的聲音好。有一年,美國空軍交響樂團到台北演奏,那是托斯卡尼尼指揮過的樂團,名氣很大,中廣參加聯播,北部地區的聽眾就多半把波段轉到空軍廣播電台。  那時對外遠距離廣播用短波,對內廣播用長波(後來改中波)。長波沿地面傳送易受地形阻隔,所以台灣山地有多處死角,各地分台轉播台北總台的節目也很困難。依傳播理論,國家有責任把廣播節目送入每一戶家庭。依當時情勢,這是中廣的責任。與中共波段相抗   還有更緊急的情況。中共重視廣播宣傳,許多波段對台灣定向發射,台灣各地可以清晰收聽。國民政府對暗中收聽中共廣播立法重罰,常常聽說有人因此坐牢。可偏偏中共電台的那些波段和台灣電台的波段緊挨在一起,聽眾收音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實在不勝困擾。中廣公司工程部曾經派人環島測試,我看見他們繪製的圖表,紅線代表中共的廣播,藍線代表台灣的廣播,線長線短代表電力強弱,只見藍線又少又短,紅線又多又長,紅線簡直把藍線密密圍困了。  依專家的意見,最好的辦法是中共有多少波段,台灣也有多少波段,一個對一個,同一時間在同一頻道上播音。這樣台灣的聽眾只能聽見台灣的節目,聽不到或聽不清中共的節目,中廣公司必須增加工程設備和節目人才。  「財政為庶政之母」,魏總經理必須開闢財源。中廣公司組織龐大,分為對國內廣播、對大陸廣播和對海外廣播三大部門,魏總接任時對大陸廣播剛剛獨立,尚有兩大部門百廢待興。對國內(也就是對國民政府治理的地區)又分國語廣播、方言廣播;對海外又以十餘種語言對華僑和外國人士廣播。任務如此繁重,而偌大公司卻像是一隻嗷嗷待哺的小雞。那時黨營事業的董事長用以酬庸元老,他不能和員工共患難。這位新上任的總經理才是四處奔波覓食的母雞。領導文化工作文彩煥發   起初,我們對魏景蒙這個名字等閒視之。聽說他英文極好,能在英美外交官群中說「黃色笑話」,不失雅趣,滿座鬨堂。聽說他酒量好,整個晚上和美國記者拼酒,進退自如。聽說他善與人交,尤其擅長贏得紅粉知己。這些都是過人之處,但是憑這些條件來領導文化工作,並且要振衰起敝,怎麼夠?我們在大陸上都見過許多只有人事背景並無學養能力的首長,料想今日亦復如是?  他上任後我立刻發現不然。那時台灣各電台聯合辦了一份雜誌為廣播節目宣傳,匡文炳總編輯派我訪問魏總,向廣播界作一次文字介紹。我發現魏總中國文化的底子很厚,見解很高。例如他說:  教育不僅是辦學校,教育是增進人類的生活。  文藝是「國風」,也就是國家的風儀風度。  三十年來,中廣生於憂患,所經歷的不是戰爭就是國難,她能長得這樣大,不知渡過多少難關,嘗過多少辛酸,以前歷任負貴人的辛勞可以想見。  我一看,他為人好像挺忠厚嘛,談話誠懇樸實,既沒有官僚的含混空泛,也沒有新聞記者的油腔滑調。我當時就思索,他這番話還有誰能說得出來?  他坐上了那個位子,總會有人請他演講寫文章,他極其忙碌,能夠推辭的都推掉了。有一次他對我說,新上任的國立藝校校長鄧昌國找他,要他出席音樂教育座談會,他沒有空,但是必須有一份書面意見,囑我筆記下來派人送去。這是一個熱門話題,那時中樂西樂門戶之見很深,中廣節目部有個音樂組,其下分國樂科和西樂科,彼此積不相容,西樂指揮王沛綸戲稱之為「中西大藥房」。魏總說:  中國音樂和西洋音樂的分野,不在樂器而在音樂的內涵。用提琴演奏《二泉映月》仍是中國音樂,用胡琴拉出《藍色多瑙河》仍是西洋音樂。(他用商量的語氣說)中樂西樂都是寶貴的藝術,今後在音樂教育方面,是否可以強化兩者互通共濟之處,淡化兩者的歷史分歧?  後來鄧校長對我十分稱讚魏先生的高見。限於師資和教材,鄧校長那時能做到的很少,五十年後回頭看中國音樂的發展,大致符合魏先生的願望。  魏總有一份自辦的英文報紙,他進入中國廣播公司以後,同時具有報人和廣播事業主持人兩種身份,出國開會或考察的時間更多。有人說他開會是個藉口,實際上藉機會替政府辦一些外交部辦不到的事情。我們看到的是他遍訪世界各大博物館,拍遍了世界各地的名花異卉,涉獵有關著作,他的知識可以和專家對話。跨越亡國之恨的識見   新聞界元老卜少夫在香港辦旅遊雜誌,一定要他寫篇文章,他送去一篇以色列遊記,也是由我筆記而成。德國在希特勒當政的時候,據說殺害了六百萬猶太人,以色列立國以後,特地為死難的同胞修建了一座紀念館,以色列接待外賓,必定引導大家參觀這座紀念館。我永難忘記魏總怎樣描述他的所見所感。  紀念館的位置在大衛王的陵墓旁,彷彿「昭告列祖列宗在天之靈」。紀念館建在地下,使人想起「九泉之下」。館內光線幽暗,陰氣森森,你可以看見百萬以上死者的照片,沒留下照片的有遺物,眼鏡、鞋子、日記本,沒留下遺物的有紀錄片,堆積的裸屍,飢餓寒冷的集中營。館內還有用猶太人皮做成的鼓,猶太婦女的頭髮編織的手工藝品,當然還有集體殺人的毒氣設備。高潮是參觀者環立在受難者的公墓四周,這是一個象徵性的西式墳墓,墓面平鋪,大家俯首致哀,一個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朗讀祭文。魏總說,我們聽不懂他們的語言,但從聲調節奏裏充分感受到那種不可化解的憤怒和仇恨,令他「毛骨悚然」!魏總作此描述的時候,他的語氣充滿了悲憫,我不覺為之肅然。  最後魏總很懇切的告訴我,以色列立國未久,需要鎔鑄國魂,他們要讓每個猶太人牢牢記住民族的仇恨,記住仇恨才會堅忍不拔,奮發圖強。但是——  亡國之痛不可不記,亡國之恨不可永記。  他對我清清楚楚連說兩遍,好像唯恐我忽略了,又好像在叮囑以色列的執政者似的。他這兩句話有智慧,我對魏公的認識又深一層。以後我一再引用詮釋他的這兩句話,至今無人反對,可是也未見有人贊同。  慢慢的,我聽說了一些事情。中共韓戰戰俘奔台灣   一九五三年七月韓戰結束,下一步是遣送戰俘。中國志願軍(共軍)官兵被俘者二萬零七百三十九人,由中立國的部隊看管。聯軍首先送回傷病戰俘一千零三十二人,此外一萬九千七百零七人,依國際公約要按各個戰俘本人的志願送往他們指定的地區,於是北京和台北展開了對這一大群人的爭奪。  一九五四年一月,一萬四千零六十七位戰俘選擇了台灣,佔百分之七十以上。這是台灣的一大勝利,具有多種象徵意義,蔣介石總統十分高興,論功行賞,陳建中、魏景蒙、黎世芬由此出線。  據說魏景蒙精通滬語,又有口才,由他向蔣介石當面報告戰俘歸心的細節,蔣氏一再開懷大笑,「自一九四九年撤出大陸以後,蔣公從未這樣笑過」。魏景蒙除了出任中國廣播公司的新職,還得到一枚勳章,授勳一事,他要求政府不發新聞,他也從未拿出勳章向朋友展示,直到他逝世後,我們才知道他曾經得到這一份榮譽。  抗戰時期,世界各國的新聞記者齊集重慶,他們的新聞報道常常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魏景蒙接待他們,替他們服務,常常和他們混在一起,適時提供資訊影響他們報道新聞的角度。他要適應這些洋記者的生活習慣,陪他們吃喝玩樂,台北《自立晚報》因此說他是「酒色之徒」,惹得他發了好大的脾氣。蔣介石知人善任  實際上魏景蒙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是為工作而生活的人,國際宣傳處的工作使他必須在自己的生活中附加某些東西,工作改變了,那些附加的東西可以去掉。以蔣介石考核幹部之密之嚴,應該知道魏景蒙有這一份修養,戰後那些跟魏景蒙有交情的美國記者,大都有相當的社會地位,可以幫助發展中華民國的對美關係,也有利於中廣公司爭取美援,蔣氏更該了然於胸。後來魏總奮鬥十年,成績斐然,蔣總統還是知人善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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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夢和兩種夢 (王鼎鈞)

  五十年代,台灣號稱「恐怖十年」,國民政府「檢肅匪諜」辣手無情,大案一個連一個公布,士農工商黨政軍都不斷有人涉及,罪案的發展和罪行的認定往往出人意料,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也驚。我在「敏感媒體」廣播工作,每當看見文化界的人士被捕了、判刑了,甚至處死了(據報紙公布,十年間以文化人為主嫌的案子至少二十一案,公開處死三十五人,判囚三十二人,牽連被捕受審打入「列管名冊」者不知多少人),更使我惴惴難安。  文化界以外的大案也許更多,像中共在台灣發展地下組織的案子,一九五○年由三月到五月連破五案,死四十五人,囚二十三人,論行業、論生活圈子,我跟他們中間沒有任何關連,仍然感到驚恐。更不幸的是國防醫學院學生出現諜案,學生遲紹春判死、王孝敏判囚,我跟這兩人是抗戰時期流亡學校的同學,案發之前我曾到國防醫學院的宿舍去探望他們,那時沒有事先預約的習慣,我撲了個空,給他們留下一張字條,這張字條流落何處?它可是個禍根哪!……  我就在這樣的氣氛中戰戰兢兢的「擁護領袖、反共抗俄」。  那時「匪諜案」用軍法審判,軍法並不追求社會正義,它是伸張統帥權、鼓舞士氣的工具,它多半只有內部的正當性,沒有普遍的正當性。被捕不可怕、槍斃可怕;槍斃不可怕、刑求可怕;刑求不可怕、社會的歧視可怕,像煙台聯合中學校長張敏之的夫人那樣,「匪諜」的妻子兒女都是危險分子,所有的關係人都和他們劃分界線,拒絕分享生活的資源。  亂世夢多,我常常夢見「土八路」追捕我、公審我、挖個坑要活埋我,我大叫驚醒,喝一杯冷水再睡。又夢見我在保安司令部上了手銬、灌了冷水、押到「馬場町」執行槍決,我又大叫驚醒。我坐在床上自己審問自己,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有理由懷疑我、懲治我,我兩面都有虧欠,我站在中共公安的立場上檢查自己,階級敵人,革命對象;我站在台灣保安司令部的立場上檢查自己,嫌疑重大,寧枉勿縱。  多年以後,我在海外對一位台灣本土生長的官員說,當年你們只做一種噩夢,我們做兩種噩夢,我們的恐怖是雙料的,你們的恐怖縮了水。你們只怕蔣介石,不怕毛澤東,你們到底比我們幸福。你們的問題比較簡單,也許認為只要推翻蔣介石就可以了,我們不行,大家得保蔣擁蔣,靠他抵抗共產黨。我們唯一的交代是保他才可以保台,但是台灣不領這個情,我們勞碌一生,也許三面不是人。他聽了哈哈大笑。  什麼叫本省人,什麼叫外省人,多少人爭執不休,以五十年代而論,本省人是做一種夢的人,外省人是做兩種夢的人。  有人作了一副對聯形容騎摩托車很危險:「早出事、晚出事、早晚出事;大受傷、小受傷、大小受傷。」我的處境和職業正是如此。每月唯一有意義的事情,好像只有領到薪水袋,跑到郵局給弟弟妹妹寄零用錢,向母親的在天之靈交代一句「我這樣做了」。有時想起「刀口上舐血」,想起「殺頭的生意有人做」,雖然老早就知道這兩句話,以前僅僅是認識那幾個字罷了。  四年內戰期間我味覺遲鈍,到台灣後只有加重,這才了解什麼是「食不甘味」、「味同嚼蠟」。大米飯囫圇吞嚥,常常懷疑我到底吃過飯沒有。口乾舌苦,吃糖,吃下去是酸的。常常到「美而廉」喝黑咖啡,沒有糖沒有奶精,有時一天喝五杯,「我苦故我在」。常常到中華路喝高粱酒,或者吃豆瓣魚,有時一天吃兩條,「我辣故我在」。奇怪的是我並未失眠,睡眠的時間反而特別長,那時候沒人告訴我,這都是病。  儘管如此,日子照樣像流水般過去。「亂世的人,活着就是成就。」我真幸運,兩種夢都做過,我更幸運,終於兩種夢都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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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角色 (王鼎鈞)

  父親節前夕,四位名人座談做父親的甘苦,他們充滿自信和成就感,大家聽了非常羨慕。  我那天想到一點意思。咱們的新文學作品寫母親多、寫父親少,寫父親寫得好尤其少。就文學論文學,母親容易寫,寫她的愛,她的付出,「茹苦含辛」,恆久忍耐,就能感動天下讀者。母親的卑微和她的偉大成正比,但是你如果以同樣的素材、角度寫父親,效果就很難說了。朱自清的《背影》是經典名篇,七十年來浪淘盡多少教材,《背影》始終在國內海外的語文教科書裏佔一席位置,卻也引得多少個竊竊私議:「朱先生怎麼把他的父親寫成那個樣子!」  應該寫成什麼樣子?依照大多數人的理念,父親要為全家提供安全感,家庭尊嚴,社會空間,他不但可親,還要可敬。母親對子女只要張開雙臂提供一個胸膛,父親卻要在他們頭頂上張起傘蓋。傳統用詞:喪父曰「孤」,喪母曰「哀」,可見對父親的態度少了幾分感性,多了幾分理性。「看父敬子」,父親首先是成功的社會人物。這種無形的角色分配很難抗拒。  這樣,「及格」的父親就沒有母親那樣多,可寫的「素材」稀有,幸而得之,他的子女如果這樣寫父親,這位父親的形象浮誇,難以進入大眾讀者的內心深處長年同感共鳴。何以故?因為他自己的父親不是這個樣子。那麼何以又抗拒《背影》?因為他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父親也是這個樣子。成功的社會人物反而是失敗的文學人物,至於「成功的文學人物」像《背影》那樣,卻是失敗的社會人物。  到底應該怎樣做父親才值得寫?到底怎樣寫父親才可以成為典範?恐怕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可以說,作家們或是在規避,或是在摸索。父親難寫是因為父親難做,這年代做人難,做父親難,做總統也難,有時候我覺得做上帝也很難,尤其是做中國人的上帝。  五十年來,台灣的「外省人」之間流行兩句話。前二十多年,為人父者常說他「對得起國家,對不起子女」,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他必須逃出大陸,妻子兒女離散不知下落,即使把子女帶到台灣,他也不能讓子女受良好的教育,甚至不能提供充分的營養。  後二十多年,另一批為人父者常說他「對得起子女,對不起祖先」。這些人砸鍋賣鐵也要子女升學,「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少數父母心急如焚,迫不及待,把未成年子女送出去做「小留學生」。一入異國,先改姓名,族譜上的方塊字變成蟹行拼音,而且遷就美國人的習慣,聲音往往拼走了樣。有一個孩子問他的父親:咱們不是姓崔嗎?怎麼老師說我姓「揣哀」(Trai)?父親無言可答。敝宅姓王,美國人叫我「Mr. 完!」我一聽,完了!這一下子真的完了!  台灣流行的這兩句話,顯示千千萬萬「中國父親」的窘境,為子女,他們「極無可如何之遇」。如果這是「母親」的腳印,那將是可泣可歌的母親;如果這是父親的「行誼」呢?恐怕子女另是一番感受、社會另是一番估量了吧!  父親難做,中國人難做,這個時代過去了沒有?父親、作家,都盼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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