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余汝信(程 翔)

作者撰文回應本刊上期刊登余汝信〈「六七暴動」的發起者是港澳工委嗎?─對程翔新書的一些批評〉,回答五個問題,力陳六七暴動中周恩來是被動領導,發動六七暴動的是港澳工委。讀者可把兩篇文章都讀一遍,找出真相。──編者 文革史學家余汝信先生在《明報月刊》十月號撰文批評拙作《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質疑筆者的動機。他說:「程翔先生不顧事實地誇大港澳工委作用,將港澳工委與北京切割,不禁使人產生一個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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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墨留情」──丁衍庸的藝術與情懷(陳冠男)

二○一八年是丁衍庸先生辭世四十周年紀念,他生前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任教時之學生及友好捐贈大批丁氏書畫遺作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於二○一八年五月十二日至九月二日舉辦「筆墨留情──丁衍庸與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門生友好的藝緣」展覽,延續丁氏慷慨精神,表達感念之思。捐贈作品原有一百零三項(其中三項早於一九八九年及二○一六年已捐贈),展覽期間又另獲四項捐贈,合共一百零七項,另借展十一項,是中大文物館近年所獲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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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革命、保守與幸運──楊振寧、翁帆《晨曦集》讀後(陳方正)

將近二十年前,在楊振寧教授榮休的學術討論會晚宴上,楊先生的老朋友戴森(Freeman Dyson)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講,將他稱為「保守的革命者」。為什麼呢?因為他雖然破壞了宇稱守恆的思維結構,卻建立起由數學對稱性支配的非阿貝爾規範場,成為日後物質結構根本理論的基石,而他雖然終身從事西方科學探索,卻仍然服膺於中國文化傳統。所以「革命領袖可以分為兩類:像羅伯斯庇爾和列寧,他們摧毀的比創建的多;像富蘭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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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輯:他希望中國人活得像人樣──從柏楊的《中國人史綱》談起(陳漱渝)

談到史學,大家公認中國史學的祖師爺是司馬遷。司馬遷的《史記》是史學經典,同時又是文學經典。司馬遷修《史記》繼承了孔子的傳統。因為「王道缺,禮樂衰」,孔子才修《春秋》。《史記》之所以成為千古絕唱,也是因為這部作品針砭了「王道缺,禮樂衰」的現實。柏楊是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七年成為階下囚之後才潛心治史的。柏楊不是宮廷史學家,也不是學院派史學家,而是一位平民史學家。他研究歷史不是為了補王道的缺失,重振封建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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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所進退(馮永基)

水墨畫常言「留白」,在我的畫作,更突顯「留白」所衍生的虛實對比,令黑白之間產生強烈的視覺效果。因我的職業關係,觀者會從「留白」的隱喻,視為一種建築的美學。 筆者的角度,從形而上的詮釋,正好反映在我畫作上一個閒章的四個朱文:「知所進退」,時刻提醒我為人處世的座右銘。這好像是老生常談,但當要身體力行,原來知易行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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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漢年夫人董慧的一張照片(葉 周)

看完內地熱播的電視劇《風箏》,不禁對中國共產黨地下戰線的英雄們肅然起敬,但同樣為他們建國後所遭遇的挫折感到欷歔不已。大結局裏,雄壯的國歌聲中,十一位英烈的照片依次呈現,第一位就是潘漢年。他作為中國共產黨地下戰線上最卓越的領導人,數度被判刑,最後死在勞改農場中。本文來說說他的妻子董慧。在我的家庭相冊中,有一幅照片在我腦中揮之不去。照片上的兩位女性,一位是我的母親劉素明,當時她才二十三歲,神情靦腆,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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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照逝水(張香華)

每逢老朋友從外地來到坐落在新竹偏遠鄉間的家來看我,我總會親自到新竹高鐵站去接、送他們,一者是為了回報朋友的熱情,再者是因為我可以再一次欣賞到新竹高鐵站建築新穎而奇幻的景觀,遠遠看過去車站像一隻銀灰色的大鳥伏在綠色的草地上,好像正準備展翅高飛,我總不忘向朋友介紹:「這是我最欣賞的一個高鐵車站,它的設計者名叫姚仁喜。」我向朋友說,朋友們點點頭,並不是每個人都知道這位建築師,其實我對建築師姚仁喜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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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民主(陳若曦)

自美返台定居二十多年了,碰到台海兩岸和美國朋友,講到個人遷徙的前因後果,總很自傲地豎起拇指說:「台灣有民主!」然而這兩年,談到台灣民主,逐漸感到理不直也氣不壯了。民主不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嗎?自由提案和選舉就是標桿。台灣有《公投法》,任何提案具有了一定人數就可以啟動公眾投票,通過據以制定法律。問題是,議題、議案可以沒有底線嗎?說有也有,執政的民進黨推翻以前的審議機構,另立一個「中選會」來審議。也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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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陽明學、明治維新與 日本國家路線的抉擇(黃光國)

日本與陽明學的接觸,始於明代正德四年(一五○九年)日本禪僧了庵桂悟奉將軍足利義政之命,以八十三歲之齡遠使中國,與王陽明會晤。回國前,王陽明作序一篇相送。桂悟回日本時,已經是八十七歲高齡。 日本陽明學派開創者﹕中江藤樹陽明學在日本的真正開創者是中江藤樹(一六○八—一六四八)。中江早年學習朱子學,到了三十七歲時,才讀到《王龍溪語錄》,之後,又讀《陽明全書》,大有收穫,乃賦詩曰:「致知格物學雖新,十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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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明治維新」的前提是政變(馮 瑋)

七一二年,日本「經典中的經典」《古事記》問世,宣揚「天皇是天照大神後裔」,對日本「皇國史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取自《古今和歌集》、宣揚「吾皇盛世兮,千秋萬代」的日本國歌《君之代》,和「皇國史觀」有關。日本國旗「日章旗」(通稱「日之丸」),原先稱作「天皇旗」,於一八五九年被定為日本「御國總標」。 「紅太陽」是這樣升起的一八七○年,明治政府頒布「太政官布告」,將中間為一太陽、周邊有十六道血紅光芒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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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的「敦煌佛跡結善緣」(陳青楓)

香港人真正比較普遍認識敦煌石窟藝術的緣起,我想還是打從商務印書館出版《敦煌石窟全集》開始。 與陳萬雄積極推廣敦煌文化當年,陳萬雄(退休前是聯合出版集團副董事長、總裁)一力承擔起這出版重任。萬雄曾對我說:「日本人說過,『我們日本可以把整個敦煌石窟內容拍下來,然後在日本復原。他日你們敦煌石窟毀了,還有我們呢!』我就是嚥不下這口氣,決定與敦煌研究院合作,由我們聯合出版集團承擔出版全集。李先生(李祖澤,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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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輯:回看劉以鬯──文學中的電影故事 (黃勁輝)

劉以鬯先生逝世,宣示香港文學巨星殞落,張愛玲、徐訏、葉靈鳳等一脈的海派南來文人之曲,將近終結了(一九三三年出生的馬朗,幾乎是現時碩果僅存的南來作家之一,據聞身不在香港)。回首劉以鬯百年人生,很多人只注意到他的代表作《酒徒》是學術界推崇的華文首部意識流長篇小說,又或是他扶持香港戰後第一代至今,幾代文學家的貢獻。但是較少人注意的是,劉以鬯其實是一位超然於政治的藝術家。據廣州學者許翼心教授透露,曾有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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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戒與齋戒牌 (許曉東)

清代時齋戒牌為參與祭祀人員佩帶於胸前的牌式小物件,質地有玉、翡翠、琥珀、金、織物、金屬胎畫琺瑯、瓷胎畫琺瑯、木等等。形式多樣,見有蝠桃式、葫蘆式、橢圓形、長方形、香袋形等,大小約在四至九厘米之間。兩面分別裝飾滿文及漢文「齋戒」二字。 齋戒牌的出現,與齋戒活動相關。所謂國之大事在戎與祀,祭祀是古代國家大事之一。古人在祭祀之前,通常需要沐浴齋戒,以示對鬼神的尊敬。明洪武三年(一三七○年),制定祭祀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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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碼李小龍──寫在李小龍逝世四十五周年 (馮應標)

李小龍是香港人,他是香港歷史、文化的一部分,是這兩三代港人的集體回憶;他亦是海外華人一分子。他在美國三藩市出生,在香港長大,十八歲時返美求學,在彼邦生活十多年、擇西婦為妻、洋人為友。在荷李活打拼了五六年後,卅歲時回流返港發展,成為舉世矚目的天王巨星。李小龍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返港時,絕對有一個典型美國人的思維、生活習慣和處事方式。解讀李小龍,必須從他的港人和美國華人雙重身份入手。 為什麼能與毛澤東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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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在意識形態之間的官方歷史教育--從殖民地走到特區時代 (張 往)

八九民運作為影響歷史走向的轉捩點,對香港歷史教育也有深遠影響。「六四」事件發生後,外交政治形勢劇變,隨着《基本法》落實,彭定康被委任為港督,中英雙方在回歸前的政治角力變得激烈。到了回歸前夕,教育局分別頒布新版本的中史科及歷史科課程綱要,中史課程加入「建立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感及歸屬感,達致民族團結,共同建設國家」的原則,開始加添國民教育的色彩。而歷史科則維持強調公民精神,但無着墨於對英國的認同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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