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之後的呂赫若 (孫康宜 撰;傅 爽 譯)

  小說家呂赫若(一九一四—一九五一),人稱「台灣第一才子」,他生逢的時代,是台灣歷史上的一個充滿傷痛的過渡時期。呂赫若飽受戰亂折磨,同時對自己的政治身份深感困惑,可謂當時痛苦掙扎中的台灣知識分子的代表。身為台灣殖民地的「日本良民」,呂赫若深惡大和帝國——儘管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他才敢於在文學作品中表達自己的憤恨之情。那時候,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日據時期結束後,中國收回台灣的主權,台灣人再次效忠中國(中國在戰時屬於「敵人」的陣營),呂赫若跟眾多台灣人一樣倍感振奮。因此,一九四五年他甚至加入過蘇新和吳新榮發起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然而,他和友人們很快對國民黨政府感到失望,棄團而去。此後,呂赫若投身於隨二二八事件而至的地下政治運動的洪流中。他最終逃亡到鹿窟山區,與其他左翼分子會合,並於一九五一年犧牲,埋骨青山。  此處談到的呂赫若簡略生平,直到一九八七年台灣戒嚴法取消後,才為公眾所知,作家如藍博洲等才被允許公開發表作品來紀念二二八事件的犧牲者,以及那個暴力年代不計其數的受難者。然而,二二八事件的餘波及相關的政治審查制度讓這段重構的歷史遺失了很多重要環節。其中一個重要的「遺失環節」,就是呂赫若和一些重要左翼知識分子之間的聯繫。我的舅父陳本江(或陳大川,一九一五—一九六七),以鹿窟事件中的領袖人物而聞名,他正是這些左翼知識分子中的重要一員。本文嘗試探討他與呂赫若之間的聯繫。  然而,由於缺乏現存文獻資料,本文不得不部分立足於較為隨意的回憶錄和親歷者的追述;某些觀點也來自於筆者自身「偵探」一般的研究與合理的假設。同時,筆者也將會以對呂赫若戰後小說的細讀,作為支持本文結論的額外論據。國民黨造成關鍵缺失   在幾乎所有關於呂赫若的傳記性記述中,關於他和陳本江的關係以及逃亡鹿窟山那一部分均極其簡略。這可能是因為,當時國民政府推行「寧可錯殺一千,不可錯過一個」的恐怖政策,故呂赫若和他的朋友盡力隱藏行蹤。顯然,儘管呂赫若四十五年前的日文日記簿被保存了下來,由於白色恐怖,他的親友和追隨者還是隱藏或毀掉了他的信件和手稿,令很多關於呂赫若的寶貴資料最終在歷史上銷聲匿迹。  但最重要的是,我懷疑,是國民黨政府造成了最關鍵環節的遺失。他們不願讓鹿窟事件的歷史真相大白於天下,唯恐青年一代追隨早期左翼激進分子的行迹。因此,鹿窟事件成了台灣的禁忌話題,從沒有人敢於公開談論,甚至時至今日幾乎沒有人了解這幕真實的迫害曾經在台灣發生過。直到二〇〇一年「二二八紀念館」於台灣建成之時,人們才終於了解鹿窟事件(該事件發生於二二八事件不久之後)是一九五〇年代意義重大的事件之一。  鹿窟事件,是指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軍警開入鹿窟山,槍殺三十六人,另將九十七位熱血志士投入監獄。這事件的細節在紀念館中雖然有所備份,但是鹿窟組織主要領導者的姓名卻未透露。他們對於這樁血案的解釋僅有寥寥數語:「涉案者中,從外地進入山區的主謀可能是社會主義者。」上面描述的那個「社會主義者主謀」,就是陳本江。而呂赫若就是另一個「從外地進入山區」的「主謀」,只是在一九五二年鹿窟事件爆發之前,他已於一年前去世。  呂赫若是那群進入鹿窟山區做初步調查的左翼分子中的一員,該調查是為建立一個政治基地做準備。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軍警大力逮捕左翼分子,尤其在那年的四六事件之後陳本江、呂赫若和其他幾個左翼知識分子。他們得到警報之後流亡到鹿窟山上。  然而,由於現存資料的缺乏,呂赫若一九四七年後的地下經歷依然是一個謎。但是我相信我們使用一種與以往不同的調查方式是很重要的——這種方式涉及到內心世界的探究,並可以幫助我們解開這個「謎」。比如說,如果我們更加細心地考察他和他的同志們身處那個時代的壓力,我們將會從呂赫若的傳記中得到什麼呢?或者,呂赫若和他的好友們的某些內心經歷,由於政治迫害的原因而不見史傳,這些內心經歷到底是什麼呢?陳本江「左」轉之迷思   或許我們從重建歷史缺失的記錄入手。從可靠的第一手口述中,我相信呂赫若與陳本江曾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而且,陳本江或許是二二八事件後呂赫若加入左翼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主要原因。雖然我們缺少呂赫若在二二八事件後的紀錄,但有一件事情我們可以肯定,那就是在呂赫若發表的最後一部小說《冬夜》後,他的政治觀點急劇轉變。在經歷了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的種種折磨後——如果我們讀出了《冬夜》中寓言的意義——呂赫若最終在社會主義中找到了台灣未來嶄新的「希望」,雖然那種「希望」在今天看來過於理想化。但通過觀察他的左翼活動,至少能夠更加接近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真相。  在二二八事件以後,左翼分子的人數急劇增加。之前只有約七十人加入了台灣工委會,但事件之後,該組織的成員激增到約九百人。正是在這個時代轉捩點,陳本江出現在歷史的舞台上。當時,他是一個在日本和中國大陸都受過教育的三十二歲的台灣人,戰後由北京返回台灣,直接在台灣省工委會的首腦蔡孝乾的領導下工作。陳本江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和一個熱切擁抱西方思想的讀者,他所熱愛的西方作家包括康德、黑格爾、卡萊爾和馬克思。他有一個獨特的教育背景﹕在日本佔領期間,他的父母不允許他在台灣上學,而是讓他在鼓浪嶼的一所教會高中就學。一九四三年從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後(政經專業),他遷回北京並開始在北京大學教書。據說在那之後,陳本江變成了駐京台灣學生會的積極成員。在北京期間,陳本江目睹了由通貨膨脹帶來的極大恐慌,在通貨膨脹的時候,有錢人也買不到米。他經常在冬天的清晨看到橫七豎八的屍體散布在北京的街道上。正是在那個時候,他決定加入左翼組織。陳本江對呂赫若的影響  從可利用的資料來看,我懷疑呂赫若是通過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皈依者蘇新開始認識陳本江的。(蘇新,呂的密友之一,一九四七年三月開始為《中外日報》工作,當時陳就是這家報社的參事。)在蘇新逃亡回國內之後(一九四七年)呂赫若開始與陳本江和其他左翼分子如陳文彬建立了友誼。作為一個熱情的知識分子,呂赫若一定十分珍惜他和陳本江的友誼,因為陳滿懷烏托邦式理想,是個不折不扣的理想主義者。而且,陳非常了解馬克思、黑格爾等人的哲學體系,這也正是呂赫若所一直熱衷的。尤其在看到陳本江對社會主義的革命熱情並聽到他在中國的親身經歷時,呂一定經歷一個內心世界的根本轉變,以至於他決定加入到台灣工委會領導的左翼運動中去,而陳本江恰恰就是工委會的領導者之一。  當然,在二人相識之前,呂赫若經歷過漫長的對文化身份的探求,他已經對社會主義非常感興趣了,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政治上。不過似乎是呂在認識陳本江之後,才下定決心加入地下左翼組織。畢竟,他們志趣相投。他們同在台灣出生,年齡只差一歲,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主義深懷不滿。作為台灣人,呂、陳二人都感到他們命中注定生活在社會的邊緣。那個時候的台灣,最好的學校是為日本人準備的,在皇民化時期,台灣人必須放棄自己的閩南話,被迫講日語。在那段歷史時期成長起來的台灣人受盡創傷。(或許這就是呂赫若之所以經常用女性受的壓抑來象徵那些處於受害者地位的台灣人的原因。)從小說看呂的身份定位   台灣人民在日據時期受的種種創傷,在呂赫若戰後的中文小說中有所體現。這種創傷對像陳本江這樣的台灣知識分子尤其顯得感同身受﹕陳在青年時代選擇離開台灣,恰恰是為了躲避日本殖民者的虐待與歧視。與他們在台灣的屈辱經歷相比,作為「外國」學生,在日本卻受到了尊重。而呂赫若也曾赴日學習音樂,並在那裏度過了兩年的幸福時光。  呂赫若於一九三九年到達日本(同年陳本江也東渡求學),但是不巧的是我們終究無法了解這兩個台灣知識分子是否曾在這樣早的時期邂逅對方。  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前,呂赫若是用日語創作所有作品的,因為他最初受到的是日本語言文學的培養。但隨着年齡的增長,他逐漸生出一種強烈的回歸本土的渴望。比如,早在二戰結束之前(一九四三年),呂赫若已經有學習中文的熱情,這促使他努力鑽研國學經典。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七日的日記中,他寫道:  今天買了《詩經》、《楚辭》、《支那史研究》三本書。研究中國非為學問而是我的義務,是要知道自己。想回歸東洋、立足於東洋的自覺地作品。  同時,呂赫若也努力地讓自己熟悉中國小說。據他的朋友巫永福透露,呂赫若尤其醉心於《金瓶梅》。他還有一本寶貴的注解版《紅樓夢》,無疑他曾經研究過這部偉大的著作。所有的這些都顯示出在台灣這個日據殖民地,在一個中國文學已經不再流行的時代,呂赫若是如何向這類文學致敬的。此外,為了提高寫作熟練度,他在戰後馬上成為了《人民導報》和《自由報》的記者。因此,他能夠在一九四五年完全轉向中文寫作。印刷廠是地下活動基地   呂赫若對中國語言和文學的熱愛與他那些中文出版界的左翼朋友的影響是密不可分的。正如台灣作家藍博洲所示,呂四部中文小說中的三部,都是由他的左翼朋友蘇新主編的雜誌《政經報》和《台灣文化》發表。此外,呂為《人民導報》工作時,當時該報的主筆正是陳文彬。蘇新和陳文彬分別於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九年逃回中國大陸。呂赫若和陳本江終於也在台北創辦了大安印刷廠,從事中文音樂書籍的刊印,同時秘密印刷與社會主義有關的極具政治敏感性的手冊和文件。然而,迄今為止,除了一些音樂讀本外,我們沒有發現任何由大安印刷的呂赫若作品。因此,為什麼呂赫若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停止寫作,抑或他確實寫了某些東西但之後由於政治審查的原因被毀掉了,依然是一個謎。而且,似乎陳本江曾經以表現左翼情緒的武俠小說的形式創作過一些作品,並署有「紅豆公主」的筆名,但不幸的是今天很難重獲這些作品了。不論怎樣,印刷廠似乎起了一種掩護的作用——用來暗中進行他們的地下活動。很顯然,呂和陳都沒有被那個時代的危險嚇倒,兩人都願意為這份新的事業犧牲生命。  根據一篇報道,在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呂赫若在台中的家鄉潭子變賣了全部家當,為了他在台灣的新「出版」事業(或者說是「政治」事業),傾其所有。同時,陳本江也在過一種極端清苦的生活,因為他在堅持不懈地為籌資建造印刷廠而節衣縮食。陳本江最終成功地從劉明先生那裏得到了大筆的捐贈。劉是一位從事煤礦業的巨富,這筆捐贈大約有當時的台灣貨幣一億元。從一開始,大安印刷廠就被用作左翼知識分子的秘密聚會場所,他們在這裏見面並交流看法。逼上梁山?   然而,噩夢忽然降臨到這個左翼知識分子團體,在一九四九年,他們得到消息說政府要逮捕他們。就在那時,陳本江走進了鹿窟山,呂赫若緊隨其後。同時,許多左翼知識分子——包括不計其數被牽連的無辜者——被捕並入獄數年,比如贊助人劉明。而在台灣歷史上,這僅是白色恐怖的開始。  很多年來,我經常想,像呂赫若和陳本江這樣的知識分子算不算是被「逼上梁山」的典型呢?鹿窟山的左翼集團被國民黨宣布為「鹿窟武裝基地」。但事實上,鹿窟地區並沒有配備任何武器;這個團體僅由十數個左翼知識分子和一些當地村民組成。但當國民黨特務於一九五二年十二月開進鹿窟山襲擊鹿窟基地時,他們帶來了軍隊,人數多達一萬多人。大舉圍攻之後,鹿窟村完全被夷平。因此,在我看來,因為一些國民黨特務企圖為迫害左翼知識分子尋找藉口,並以此來取悅蔣介石政府,所以他們很可能故意誇大了鹿窟「武裝基地」的規模。  然而,呂赫若未能反抗國民黨一九五二年發動的襲擊,因為他已經在一九五一年中蛇毒去世。根據一些目擊者的敍述,就在呂被蛇咬之後,一個朋友立刻奔回城裏為他取藥。可惜太遲了,呂赫若在三天後咽下了最後一口氣。他死之後,他的朋友(陳春慶是其中之一)把他的屍體包在草席裏葬於一堆亂石之下——無意之中,一語成讖,他的原名「呂石堆」竟在這時得到驗證。去世時,年僅三十七歲。  在另一方面,陳本江一直活到一九六七年,在那一年,他在台北市的一條街上死於腦溢血。不過,在他人生最後的十五年中,陳時刻受到國民黨秘密員警的監視,行為非常低調。用「行屍走肉」來形容他最後的歲月,並不誇張。他本想為自由而戰,卻一切成空,這可能是最終導致他五十二歲就英年早逝的原因。  鹿窟事件依然是台灣歷史上最具悲劇性的篇章之一。不幸的是,呂赫若和陳本江都沒有給我們留下有關他們的鹿窟歲月的日記或回憶錄。在他們的心中,自由和公正是他們最為寶貴的理想。然而,在政治迫害的年代,沒有什麼曾經慰藉過他們的在天之靈,連紀念的文字也沒有,在生之人難免為之神傷。不過,至少他們給我們留下了一筆精神財富——即使成敗已定,危亡可待,仍然拒絕放棄自己的理想。(作者是美國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教授暨研究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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