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錢鍾書先生 (張世林)

  一九八六年中華書局新創辦了一本雜誌——《書品》,就是專門品評介紹中華版圖書的書評刊物,用主編趙守儼先生的話說,就是自己評自己,優點和缺點都可以說;也可以是夫子自道,由作者自己講述研究和著述中的甘苦。我是雜誌的責任編輯,為了辦好這本小刊物,當務之急就是要建立起一支高水準的作者隊伍。為此,在創辦的過程中,我曾先後拜訪過許多位大名鼎鼎的專家學者,錢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那時的錢先生雖不像後來由於小說《圍城》被搬上了電視熒幕而家喻戶曉,但是在學術界和出版界,一提到他的大名,確是如雷貫耳。我呢,只是區區一名小編輯,按說怎麼好去打攪他呢?更何況聽說他一向淡泊名利、惜時如金,從不願接受外人的採訪。可是為了辦好《書品》,為了能得到錢先生的支持,我還是鼓足餘勇,拿着剛剛出版的創刊號,輕輕地叩響了錢先生的宅門。我當時想,若開門的人告訴我錢先生不會客,我放下書就走。沒想到來開門的是楊絳先生。我忙紅着臉一邊自報家門,一邊說是周振甫先生介紹我來給他們送書的。楊先生聽後,便客氣地把我讓進客廳,說先坐一下,她去叫鍾書過來。直到這時,我那顆懸着的心才稍稍放了下來。不一會兒,楊先生端着一杯茶,後面跟着身穿灰布中式對襟棉襖的錢先生一同走來。我見了忙站起來,很有些局促不安。錢先生則一邊走過來一邊說:「快坐下。」說着他自己坐在了我旁邊的沙發上。這時楊先生把茶放到小几上,輕聲地說:「喝點茶吧。」我剛點了下頭,他接着問﹕「你在中華書局工作?具體做什麼?」錢先生的問話聲音也是輕輕的,一臉的儒雅和慈愛。我這才趕緊從包裏拿出《書品》創刊號來,恭恭敬敬地遞給先生,「這是中華新創刊的一本雜誌,我是責任編輯。」先生接過去認真翻看了幾頁後,遞給坐在旁邊的楊先生說:「你也看一看,印製得還不錯。」我見二老興致挺高,忙不遺時機地說道:「這本小刊物是季刊,一年出四本,以後想送給你們,聽聽意見。」「好呀,可就是麻煩你了。」「能來看你們,我該多高興啊!」我不敢多浪費二老的時間,說完話就起身告辭。楊先生一直把我送到門外。關注愛護一本刊物   從這以後,每出版一期新的雜誌,我都要趕緊給二老送去,希望能聽聽他們的意見,更希望他們也能為《書品》寫點什麼。錢先生對這本小雜誌看得還是很認真的,他在創刊不久,即一九八六年的六月二十八日寫信給編輯部稱:「刊物中文章甚引人入勝。」並就創刊號上《讀〈水窗春囈〉後》一文中提到的在清代傳記中不見作者生平記載事指出:「其人數見於晚清人文集、筆記,拙著《七綴集》一二一頁即提到『那位足智多能的活動家金安清』,並引俞樾作金壽序。」可見先生對這本雜誌的關注和愛護。有一次他還當面對我講:「你們辦的這本雜誌口碑很好,來我這裏的幾位先生都提到了它。」能得到錢先生的稱讚,我心裏甜甜的。但最想得到的還是先生的文章。那時先生的大著《談藝錄》(補訂本)剛由中華書局出版不久,在讀者中間引起了極大的反響,一時間「洛陽紙貴」。也有不少人反映讀不大懂。於是我把這些情況當面匯報給先生,並借機提出可否請他寫一篇《我和〈談藝錄〉》的文章,向讀者介紹一下撰寫該書的想法和用意,交由《書品》發表。聽了我的提議,先生沒有反對,只說可以考慮。這真讓我有點兒「喜出望外」。大約過了一段時間,先生打電話叫我給他帶一本《談藝錄》去,說是發現書中有一些錯誤,需要改正過來。我趕忙給他送去一本。他說手頭的書都已送光了,想再買一些,書局說還沒有印出來,就託我帶一本來,把發現的問題直接改在書上,以便重印時對照改正。我聽後回到單位趕緊又給先生找了一本寄去。  那一段時間,先生的身體有些不適,幾次去看望,楊先生都說醫生不讓他見客談話。過了一段時間,忽接到先生寄來的一本書,就是他親手修訂的那本《談藝錄》,裏面還夾着一封給我的信(見圖一)。我把那本書交給了有關的編輯室。信錄如下﹕  世林同志:  賤恙兩月餘未痊,醫戒見客談話。 大駕多次惠臨,未能晤接,歉甚!拙著誤字已訂正,即奉還備案。承賜一冊,尤感。力疾草此,即請  編安  錢鍾書上 楊絳同問好  十月十日  傅、許二先生處請代致候世事洞明   先生是一個挺隨和的人,特別是對年輕人,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不好接觸。每次我去看望他們,有時是先生來開門,見是我便高興地讓進客廳,還親自給我倒茶。我知道他的時間很寶貴,把要辦的事或要說的話趕緊辦完、說完,就準備告辭。但他有時並沒有要我走的意思,而是坐在旁邊的一張躺椅上和我談天。先生是一個很健談的人,有時他一談就是半個小時或四十分鐘,當然了我只能在一邊靜靜地聽,一句話也插不上。他講完了,便站起來說:「今天就談這些。你還有事嗎?」我這才慌忙起身告辭。先生同我講的那些話,只可惜我當時沒能記錄下來,因為有些我也聽不大懂。但有一次談到錢穆先生,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他歲數比我大,但若按家譜算,我輩分比他高。今年(可能是一九八九年)正值蘇州建城二千五百年,中央出於統戰工作的需要,想請他回大陸看看。由誰去信邀請呢?於是便想到了我。一位領導出面,要我寫這封信。依我對他的了解,我相信他接到我的信也是決不會回來的。有可能還會來個反統戰。我說出了我的考慮,但來人堅持要寫。沒辦法,我只好寫了信。可是,果不其然,沒過多久,我給他的信連同他的聲明就在香港的一家報紙上發表了。我知道他是決不會和中共合作的。」我想,依先生之世事洞明,他是不願意寫這封信的。可惜的是,兩位先生均已作古,看不到今天兩岸的關係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了。嚴謹不通融的側面   先生又是一個很嚴謹的人,不管對誰,他認為不可以的事情,都很難通融。一九八八年,為了慶祝《書品》創刊三周年,我們請了一些著名學者題詞勉勵,這其中當然就想到了先生。於是,我便把這一想法寫信報告給他,沒想到很快接到了回信(見圖二)。信寫得很客氣,不但不同意為《書品》題詞,還舉出了一九八七年中華書局為慶祝成立七十五周年時曾派專人送紙索題未果一事為例。真是拒絕有方。信錄如下﹕  世林同志:  惠函敬悉。《書品》承按期送閱,並 玉趾親臨,感愧之至!我自慚形穢,不敢廁名流之列,揮毫品藻。故 貴局紀念冊出版前,專人送紙索題詞,即敬謝不敏,有紀念冊可證。去年病後,心力更衰退,一切此類文字應酬皆辭卻。尚乞鑒諒為幸。草覆即頌  編安。  錢鍾書敬上 楊絳並候  卅日通讀東西方大經典   先生還是一個博覽群書、學貫中西的人。這方面的事見諸報道的已經很多了,我只想舉一件親身經歷過的事。有一天先生給我打電話說:「從《書品》上得知,中華書局出版了《中華大藏經》的前五十冊,你下次來時方便的話,可否將前五冊帶我一閱?」沒過幾天,我便將這厚重的五本書帶給了先生。不到兩個禮拜,又接到了先生的電話,要我再給他借六至十冊。我把書交給先生後,他告訴我:「前五冊已經看完了,你帶回去吧。以後我每次就借五冊。」要知道該書是影印本,大十六開,精裝。這麼快,先生就看完了?先生見狀,又補了一句:「我這已經是第四次看《大藏經》了。」聽完後我心想,《中華大藏經》全部出齊要有二百二十冊,甭說看四遍了,連一本都看不明白。走出門來,我還在想先生是不是誇張了呢?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過,我還是每隔十幾天便去先生家送去新的五冊,取回看過的五冊。就這樣,我幫先生借了一段時間的書。  先生去世以後,他的摯友李慎之寫過一篇悼念他的文章——《石在,火是不會滅的》,其中記下了這樣一個情節——躺在病床上的先生對前來看望他的好友說:「這一輩子沒有什麼可遺憾的了,東方的大經大典我看過了,西方的大經大典我也看過了。」聽了這話以後,李先生感慨道:「環顧宇內,今天的學人有誰能說出這樣的話呢!」讀到這裏,我好慚愧!我只能為先生借書,卻根本讀不懂先生這部大書!  如今,先生離開我們已經整整十年了。這期間我總想寫點什麼表達對先生的紀念,又總擔心自己這支拙筆寫不出先生的精神風貌於萬一。可是,上面這些事情都是我親身經歷過的,我還是如實地記錄下來,一可以了卻自己的一樁心願,二希望能和廣大愛戴先生的讀者共勉。  (作者是內地資深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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