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以「抓碼」下「史筆」  以張學良史跡為例 (張之宇)

  「抓碼」可以不必拘泥雞蛋比雞先出、豆芽在豆後才發。一鍋調炒,美味爆出,成為一盤好菜。「史筆」﹕如果把後發事件挪居於前,先有的史跡抑移在後,不求年、月、日、時順序,雖文辭燦爛,即使不溢美,不毀惡,終是文學作品而非歷史敍述,所以「文才」與「史才」不同。張學良事跡眾說紛紜  近代史中重要人物如張學良,其生平事跡流傳着千百種不同版本的傳奇。作者在不同的政治立場之下,更是各說各話。所以張在其自傳體遺著《雜憶隨感漫錄》後序中,有過這樣一段話﹕「我近十年來,使我覺着歷史上的記載疑案重重,就如我這個人還活着的,對於有關我這個人的記述,我所聽到的、看到的,多不正確。我這個性格毫不護短,我有我的缺點劣點,我有我短處,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事,我所見外間記載、傳聞我的事情,常使我大笑不止。」  雖然張氏晚年把自己存貯的文件,包括日記、文稿、電報、信函等等交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且在該校開館「毅荻書齋」珍藏,立遺囑於二○○二年六月對外開放,方便提供資料予學者研究使用,一來不負身為一位歷史人物的責任﹔二來也為了澄清外界流傳之謬誤。但是至今,道聽塗說、牽強附會的論著仍比比皆是。這些文章,以「抓碼」方式下「史筆」,沒有注意史事發生前後,乃致順序倒置。這對於分析張氏性格趨向和探究其行為的人感到迷霧層層。筆者願就一些史料,傾交給關心者,但不想剝奪有興趣研究者的判斷,所以不作史事評論。張、呂對答詩的謎團  美洲《世界日報》(二○○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上下古今」欄有一篇《張學良不回大陸之謎》,作者黃鶴在文中敍述了中共對爭取張學良還鄉,派特使呂正操與張氏接觸來來往往的經過。文章雖展出了呂正操的詩才與詩作,卻無助於解答張學良何以不回大陸。  黃鶴在文中寫到﹕「次年(指一九八九年)三月,張閭蘅(張學良同父異母弟弟張學森之長女)到北京,回台時呂正操託她給張學良帶去兩首詩,其一是當年(一九八八年)寫給他的《預祝雙八雙壽》(是年張學良八十八歲,所以稱之為「雙八雙壽」)。」原詩文是﹕  御輦將軍堪自豪,當年帥氣未曾消。長命伉儷無衰絕,風流人物屬今朝。  據黃鶴說「推輦將軍」一稱的由來,是呂正操得知張學良夫人趙一荻赴美探親時跌傷腿骨,張學良到台灣桃園機場迎接夫人歸來,親自為她推輪椅,自此便有「推輦將軍」之稱。  張學良推趙一荻出機場,為媒體拍下照片而被大事宣揚,乃發生於一九九二年,且不管是「推輦」或是「御輦」,呂正操如何能在一九八八年就預知張學良在桃園機場會有為夫人「推輦」之舉﹖更何況是次趙一荻下機使用輪椅,是因為早年患肺癌而割去了一片肺葉,以致呼吸困難不便於步行,何曾有「在美跌傷腿骨」之意外事件發生﹖為完美「御輦將軍」,「抓碼」使用骨折故事,在時序上的前後舛訛,該予以正誤。  黃鶴在此文中,又寫呂正操另一首詩文,是為呂正操一九八四年冬之舊作《浙東紀行》,原文是﹕  雁蕩奇突屹浙東,剡溪九曲萬山中。以血洗血高格調,逃台遷台小易盈。西京和談安天下,羑里課《易》求大同。思君長恨蓬山遠,雪竇雙楠盼漢公。  並謂詩中「雪竇雙楠」,是指當年張學良被拘在浙江雪竇山原中旅社手植的兩棵楠樹﹔漢公即張學良。  按﹕西安事變之後,張氏初被看管,在劉乙光監視之下,張氏如籠中之虎,心煩氣躁。左右無人、獨自折衷處理西安方面、甲、乙兩案的善後處理問題。即要接見部下將領,又要應接來訪的重要人士,如莫德惠、汪精衛、宋子文及外籍之瑞納、司徒雷登等,雖經指派邵力子來陪,尋山訪水、游泳、打球,並由于鳳至夫人及秘書趙一荻(四小姐)交替來雪竇寺相陪,但自其日記中所見,張氏熱血沸騰、按捺不易。更因「二二」事件、王以哲在西安被東北軍少壯派射殺,以及七七蘆溝橋事變全面對日戰起,張氏請纓未果,每日如坐針氈,是時要求張將軍成為田舍翁,栽花種樹,勢無可能。  日後,張氏進住台灣竹東清泉鄉,四面環山之下,被限足外出而按下雄心,甘為老農,荷鋤田居,過隱者生活,植樹養心尚有可能。由於若干史家堅信張將軍無法留存日記,故有「雪竇寺手植楠樹」之說﹔筆者除翻閱日記外,並參考其日誌,均無記載植樹一事,張氏否認此事,想不是飾辭。以楠樹紀念張氏舊居則可,以此二楠強調張將軍手植,反失其真。  若干以張學良為題的著作,對他的詩作,說法不一﹔「抓碼」之誤,更以此為甚——張氏在貴州花溪所作的七律詩,被推崇得淋漓盡致,據說是寫於一九四一年五至六月間(見張魁堂著《張學良傳》),詩文是﹕  犯上已是禍當頭,作亂原非願所求。心存廣宇壯山河,意挽中流助君舟。春秋褒貶份內事,明史鞭策固所由,龍場願學王陽明,權把貴州當荊州。  不少內地張學良研究專家,認為是「張將軍即席之作,音韻和諧,對仗工整,用典恰當,聯想巧妙……以委婉尖銳的筆鋒,表達了詩人內心的沉痛……張氏情懷詩作,媲美陸游、辛棄疾……愛國情懷一脈相承,他們的處境、人格、詩品,也不無相似之處……」(見《張學良文集》,畢萬聞編注﹔以及《張學良愛國詩詞鑑賞》,何聯華編,張德良序),且確註此詩為張學良「即席」吟成。可是,張學良移居台灣後十年,自認得意之作,且留存於《雜憶隨感漫錄》之中的是這一首詩﹕  客舍台灣已十霜,憂心日夜憶遼陽。何當共渡桑田水,痛飲黃龍踐故鄉。  張學良在西安事變之後二十年(一九五六年)幽居台灣竹東,傷歲月不我與,眼見舉國同胞浴血抗日,自我坐糜廩粟,此詩應是憂懷牢落,豪情慷慨的﹗但是這詩文采凡庸,與十五年前(一九四一年)在貴州花溪舊作之不受繩墨、任率、悲壯、幽咽、灑脫、雄渾、蒼涼、胸襟相比,難免令愛詩的讀者有張冠李戴之懷疑。  如果此詩比一九四一年的「花溪」之詩早出,則可以說張將軍在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囑其讀書,才浸淫古籍,雖然學詩起步甚遲,但張學良有一日千里的神速進步,加以聰慧天成……。不過「抓碼」手法的史家大膽抓用清雲貴總督龍場題詩,裝點張學良詩才。就沒有想到古人早就說過「才格自天成,詞事非學能」。如此不僅沒能飾美傳主,反現漏洞。因為這首「客舍台灣」的新作,與龍場弔王陽明詩格不可同日而語。難道張學良有一泄萬丈的退步﹖蔣介石曾抱頭大哭﹖  今後史研工作已大非昔比。因史料已破甕迸出,加上私人、公家材料陸續釋出,就如宋子文檔案最近在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公開,參考信息日益快捷,而取證方便。僅舉其中一件史事,再試論「抓碼」取材而下「史筆」之不妥﹕「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以最高統帥被拘,在見到周(恩來)、張(學良)時大哭。」這一說法「史筆」落墨早已甚囂塵上,可是張學良不僅在文字上,連口述時也對蔣氏嚴正「軍人魂」風骨無一異辭,亦未見蔣哭之記述。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鄧穎超在周恩來逝世周年前夕,審閱了三篇《人民日報》悼念文稿後說﹕「……我們回憶歷史,一定要遵循主席(指毛澤東)要實事求是的教導,要有嚴肅的態度,科學的態度。對於歷史事實,最重要的是要確切、要完整、要弄清楚。不能只要前半截,不要後半截,不能自己編造。不能為了吸引人,就嘩眾取寵,弄得那麼神秘似的,什麼神奇呀、傳奇呀,這都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我們要悼念恩來同志,但不能從中揑造。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不能胡說。」又說﹕「另有一篇文章,講西安事變後,恩來和蔣介石、張學良談判時,說蔣介石抱頭大哭,就根本沒有那麼回事﹗當時恩來同志是共產黨方面的代表,還有張學良那一方面和蔣介石那一方面,恩來同志是和兩方面談妥以後,見了蔣介石一下,當時蔣介石根本沒有抱頭大哭﹗」(見 《親歷﹕鄧穎超在電話中對我說﹕「歷史就是歷史」》,溫憲著)  在張學良、鄧穎超都否定蔣介石大哭之後,「蔣並沒在見到周、張時大哭」這件史事應該不再是「孤證不立」。而且,宋子文在日記中亦清楚記下了蔣介石曾大哭失聲(wept bitterly)的時間——不是在蔣介石與周、張會見當時,而是宋子文由南京來西安與蔣介石單獨初見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棄乎無徵」  由上述史料來看,「抓碼」方式把蔣介石之大慟,由被拘時見到宋子文突然單身來訪,移挪到與周恩來、張學良初會,瑟縮而抽噎。史筆千年留聲,「蔣介石抱頭大哭」不論是否為了矮化、或拔高任何一位當事者,這種史筆旳「書法」標格,殊令人鯁疑。「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棄乎無徵」(漢徐幹《中論.貴驗第五》),筆者僅提出一些時序上的考據,供關心的讀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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