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班禪靈童之爭看達賴轉世問題 (張 仁)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十世班禪在西藏日喀則圓寂。六月,北京成立了班禪轉世靈童尋訪小組,成員包括班禪所屬寺廟札什倫布寺的恰札活佛。在數年尋訪過程中一共發現了四位靈童,其中以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生的更敦確吉尼瑪最為靈異,恰札活佛將此消息秘密傳遞到印度達蘭薩拉(流亡政府所在地)告知達賴喇嘛,達賴喇嘛旋即於九五年五月宣布更敦確吉尼瑪為第十一世班禪。北京立即發表強硬聲明加以否定,而更敦確吉尼瑪及其父母和兄長從那曲的住所被帶走,恰札活佛以泄露國家機密罪判處監禁六年。十一月,北京循清朝乾隆皇帝制度,在大昭寺內以「金瓶掣籤」方式從餘下三位靈童中抽出了堅贊諾布為十一世班禪,後取法名確吉杰布。政治宗教認同,解不開的死局   整個靈童事件,流亡政府和北京各執對自己有利的歷史定制。流亡政府從宗教出發,認為歷史上達賴和班禪互為師徒、互相認證,現在的達賴喇嘛和一九八九年圓寂的十世班禪喇嘛都沒有經過「金瓶掣籤」來認定,新班禪自然也只需由達賴喇嘛認定即可。北京則從政治角度出發,沿用清朝「金瓶掣籤」制度,歷史上乾隆皇帝的確頒授過兩個金瓶,一個在西藏大昭寺,一個在北京雍和宮,以掣籤的形式確認西藏和內外蒙古的大活佛。必須注意,歷史上進行「金瓶掣籤」時還需要諸多宗教上的元素來配合,以達至政治和宗教的雙重認同。  現在造成的局面是﹕達賴喇嘛認定的「班禪」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他已經無法履行宗教和政治上應有的職能,但是得到了外間很大的道德同情。北京認定的「班禪」將得到世俗的權利,成年後會出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但在宗教上的合法性將被質疑,從他幾次返回西藏所得到寥寥無幾的信眾朝拜就可以得知。  相信班禪問題也是北京和達蘭薩拉流亡政府之間談判的一個重要議題,如果雙方談判有所進展,達賴喇嘛以秘密或半公開的形式訪問北京和五台山,北京肯定希望他可以會晤北京認定的「班禪」,以增加這位「班禪」在宗教上的合法性。而從宗教上來看,達賴喇嘛承認這位班禪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因為在藏傳佛教裏有嚴格的戒律,而達賴喇嘛所屬的格魯派又以善守戒律聞名。我們從達賴喇嘛所有著作的署名可以看到,他從不自稱達賴喇嘛,而是謙稱為「格隆.丹增嘉措」。所謂格隆,意即比丘,丹增嘉措是他的法名,他把自己視作受過比丘戒的普通僧人。比丘戒共二百五十三條,而其中以殺、盜、淫、妄為最重,稱為「四根本」或「四波羅夷」。經書有云:「比丘犯此四戒如頭墮地,不可再生。」如果達賴喇嘛改口承認北京的「班禪」,則說明他此前認定的「班禪」是假的,他說了假話,也就是犯了四根本中的「妄」之戒,他也就不再是比丘了,而對於一個虔誠的佛教徒,破比丘戒比奪去他們的生命更為嚴重。  那麼是否可以互相妥協讓兩個班禪並存?答案也是否定的。藏傳佛教裏的確出現過一位活佛圓寂後出現「身」、「語」、「意」三位轉世,甚至再加上「功德」、「事業」而成為五位轉世,但是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所屬的格魯派裏沒有這個先例。如果開此先例,必定對轉世制度構成極大的衝擊,造成日後宗教上和政治上的混亂,達賴喇嘛和班禪若不是唯一獨特的,其權威性必將削弱,相信達賴喇嘛不會接受這個選擇。  對北京而言,不可能放棄自己所立的「班禪」去承認達賴喇嘛所認定的「班禪」,否則中央政府將威信掃地。因此,班禪靈童事件已經成為一個死局,雙方都沒有退路。  班禪靈童事件可以視作一九八○年代初以來北京治藏政策的重大失誤。事前沒有進行通盤考慮,也沒有預測可能會出現的問題,甚至沒有認清班禪靈童對北京和西藏的重要性。沒有設法在政治上和宗教上與達賴喇嘛充分地溝通而達成某種默契,從而共同宣布靈童的認定,以確保班禪的轉世在政治和宗教上都具有權威性和合法性。加上保密工作又嚴重失誤,事後一味以強硬手法處理問題,不諳恩威並施,經略手法還不如元、清時期的宣政院和理藩院。外界認為北京使用強硬手段是因為面子大失、威信全無而做出的不理性過激反應。筆者認為,從更深層來看,北京並非逞一時之快,它考慮到假如承認達賴喇嘛認定的班禪會有很大政治風險。一則,等於承認了達賴喇嘛在宗教上的權威性,這有悖於北京一貫以來的宣傳。再則,即使這位小班禪掌控在北京手裏,如果他宗教上的權利源自於達賴喇嘛,他的終極效忠對象很可能是達賴喇嘛,而不是北京。  北京採用極強硬手法認定班禪,其結果是導致自己日後在技術上極難操作,政府只能運用大量人力和物力資源去組織朝拜,用行政和經濟手段去鼓勵群眾信仰,媒體的大力粉飾只會引來民間的一句嘲諷——「漢人班禪」(嘉米班禪)。當然,達賴喇嘛可能事前也沒有充分估計到北京會用如此極端的手法讓事情成為一個死局。否則,或許會與北京溝通後再行宣布,不至於造成現在這種雙輸的局面。噶瑪巴出走,北京治藏又一大失誤   北京治藏又一大失誤在於噶瑪巴(大寶法王)出走印度。噶瑪巴貴為噶舉派最大活佛,宗教影響力僅次於達賴和班禪,藏語裏稱為「尼達噶松」,即「日月星三尊」,日指達賴,月指班禪,星則指噶瑪巴。上一世噶瑪巴在美國圓寂,現時的第十七世噶瑪巴一九八五年在西藏出生,由居於印度的噶舉派第三大活佛司徒仁波切回國尋訪,並由中央政府和達賴喇嘛予以認證,在拉薩以西六十公里的楚布寺坐床。傳統上噶瑪巴在西藏民間的地位非常高,而且又得到北京和達賴喇嘛雙方的承認,有穩固的宗教和政治基礎,而藏傳佛教的活佛轉世制度就是由這一系第二世噶瑪巴開創。  歷史上的噶瑪巴是一位神奇的人物,過往的神跡是在蒙古皇帝面前顯現,而這次是在全世界媒體的頭條裏演繹﹕二○○○年元旦剛過,這位不滿十五歲的小活佛,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徒步穿越喜瑪拉雅,抵達達蘭薩拉與達賴喇嘛會晤。試想一位在西藏土生土長的小活佛,多次受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接見,放棄了等待着他的國家領導人職位而流亡印度,可見宗教的力量不能以世俗的方式來解讀,北京再一次失去了以宗教力量治藏的籌碼。  在噶瑪巴出走後的記者招待會上,有人問他是否還會回到西藏,他簡單地說:「如果達賴喇嘛回去我會跟隨他一起回去。」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到,北京的治藏政策無論是統戰還是國安保衛,軟硬兩手都無法奏效,達賴喇嘛的影響力也在這個事件裏再次突顯出來。如果達賴喇嘛圓寂 將重演班禪靈童事件   在北京和達蘭薩拉的談判沒有達成任何共識的情況下,一旦現在的達賴喇嘛圓寂,勢必將重演班禪靈童事件。從人大副委員長熱地的講話中可以去解讀,北京已經制訂了一套很周密的應變預案。十四世達賴圓寂,北京很可能馬上宣布十五世達賴喇嘛在西藏轉世,然後組成一個尋訪團,找到兩名以上的靈童以示公正,在靈童年紀極小的情況下(或者只有兩三歲)秘密進行「金瓶掣籤」,造成既成事實以防夜長夢多。有班禪靈童的前車之鑑,保密工作將做得異常嚴密。當然,為了增加靈童的合法性,北京肯定還要在宗教儀軌上下足功夫,誰來做尋訪團團長?怎麽尋訪?憑什麽依據尋訪?誰來進行金瓶掣籤?如何在官方媒體和民間散布輿論?如何讓信眾或至少部分信眾相信北京抽出來的達賴是真的?而現時西藏自治區內幾位有威望的大活佛(包括從金瓶裏抽出北京「班禪」的波密活佛)都相繼圓寂,無疑更增加了北京在宗教上操作的難度。假如北京和達蘭薩拉雙方沒有共識,不管如何操作,北京選出的達賴喇嘛很可能與政治官員沒有太大區別,而缺乏廣泛的信仰基礎,日後的感召力非常可疑。  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曾萌生不再轉世的念頭,筆者認為很可能是他有鑑於西藏的近代史。由於當時達賴喇嘛年幼無法親政,西藏政府有將近二十年的權力真空期,在此期間出現了政敵間的惡鬥,使西藏內部虛耗,最終間接導致這個喇嘛王國不復存在。故此,達賴喇嘛希望學習西方的民主議會制度,由全民選舉出政治領袖,以避免再次出現權力真空期。在他一再堅持下,六十年代末流亡政府通過新憲法,其中規定只要人民會議全體大會三分之二議員投票同意,便可廢除達賴喇嘛的所有職權,而現時流亡政府的很多行政職能也由二○○一年流亡藏人直接選舉出來的首席噶倫(相當於總理)桑東仁波切接管,可見達賴喇嘛受西方的民主議會選舉制度影響很深。  近年達賴喇嘛意識到,假如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精神核心來凝聚整個民族,西藏流亡政府有可能存在泡沫化之虞,其影響力也會逐漸收縮,最終僅存在於印度的一些流亡社區,對西藏境內的藏族將失去影響力。故此,他非常認真地考慮了轉世問題,發表最新看法,「達賴喇嘛此一職務是否繼續,完全由西藏人民的希望所決定,若我過世,我想西藏人民將找出另一位達賴喇嘛,在未來,如果此職務不再有存在的意義或價值,且大環境也有所改變時,其機制就將停止。」對具體轉世的地方他則表示,「若西藏仍維持現狀,我將出生於西藏以外而不受制於中國官方控制的其他地區……輪迴轉世的根本目的是接續前世未完成的工作,所以,若西藏問題仍未獲解決,我自然會流亡於外地,繼續履行我的職責。」  顯然達賴喇嘛認同自己將有轉世,繼續成為流亡政府和藏民族的精神核心,並且不希望自己的轉世操控在北京手裏,成為管制西藏的宗教砝碼。可以設想,為了防止今後的爭議和混淆,達賴喇嘛很可能會留下一些親筆手書的文件,明確自己轉世的主要區域和一些宗教上的細節內容。就宗教義理而言,「遷識」之法可自主靈魂出入,一位有證悟的高僧是可以預見自己轉世的地方,歷史上七世達賴喇嘛就是按照六世達賴喇嘛留下的預言詩尋訪而得。  當然流亡政府要尋訪下一世達賴喇嘛在宗教上也存在技術上的難題,比如尋訪每一世新達賴前都需要到西藏境內山南的拉姆拉措「觀湖」,需要在大昭寺的覺沃佛前占卦等等,顯然這些傳統宗教形式在現時無法公開進行。找到靈童後流亡政府也不得不考慮,新靈童要進行近二十年的培養,這期間流亡政府如何保持被世界關注,新的達賴喇嘛又如何建立自己的個人魅力,繼續在世界舞台上發揮如同上一世達賴喇嘛一樣的影響力。  達賴喇嘛靈童的尋訪和認定還存在一種可能性,就是靈童轉世在西藏境內,甚至是青海、四川、雲南等藏區(藏族稱為安多、康),由流亡政府秘密尋訪並帶出西藏,然後在達蘭薩拉宣布認定,舉行坐床儀式,這將會讓北京極其難堪,北京只能以加強保安和情報搜集工作來避免自己陷入這種尷尬境地。  現時的談判如果沒有任何進展,一旦達賴喇嘛圓寂,兩個新達賴喇嘛的出現似乎無法避免。一個缺乏宗教權威,但是政治上北京將賦予他最高的名銜,一個在藏人心目中有廣泛的信仰基礎,而政治職能只限於流亡社區,當然西方社會將更傾向認同後一位。  歷史上曾出現過兩位達賴喇嘛的情況,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被廢黜,年僅二十四歲在青海湖邊圓寂,當時把持西藏軍政的蒙古汗王拉藏汗另立益西嘉措為六世達賴喇嘛,清中央王朝雖未正式冊封但也予以默認。唯藏人不信這位「蒙古人的達賴」,而根據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留下的預言詩,在四川理塘找到轉世靈童,即後來的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假六世達賴益西嘉措也隨着蒙古汗王的敗亡而湮沒於歷史,現在的歷代達賴喇嘛世系裏再也找不到他的名字。北京不會不清楚這段歷史,但很多時候人們就像磨盤邊的驢子,蒙上自己的眼不自覺地走進歷史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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