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體制改革刻不容緩  專訪中共中央黨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 (改革開放三十年-張 弘)

  在外界看來,中共中央黨校一直扮演著中國共產黨智庫的角色。去年,《攻堅:十七大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報告》一書進入了公眾的視野。到現在為止,這本書已經賣出了數萬冊。該書對於十七大後中國政治體制為什麼要改,改什麼,怎麼改,改到什麼程度等問題,設計出一個權威性的、完整的、務實的、建設性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近日,本刊駐北京特約記者採訪了該書總撰稿人、中共中央黨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他為我們詳述政治改革對創業就業的良好影響、中國現今合法腐敗的嚴重情況,並剖析人大制衡作用不足的問題。——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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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經歷的《讀書》「換帥」事件 (張 弘)

  在今年的《讀書》雜誌第九期,刊出了一則《編者附記》,全文如下:  從本期開始,汪暉、黃平先生不再擔任《讀書》雜誌執行主編。兩位先生在擔任本刊執行主編期間,《讀書》堅持了既定的辦刊宗旨,雜誌的論題與社會現實聯繫得更加緊密,討論的深度和廣度有了新的拓展,發展了一批新的作者和讀者,進一步擴大了《讀書》在國內外的影響。他們為《讀書》的編輯工作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寶貴貢獻。三聯書店及《讀書》編輯部向汪暉、黃平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和深深的敬意。銷路大幅下滑的難題  《讀書》「換帥」事件終於塵埃落定,作為最先報道此事的記者,我長長吁了一口氣。「製造假新聞」的「罪狀」不攻自破,要求「《新京報》立即開除記者張弘」的壓力頓消,再也不用為自己的職業聲譽而擔憂了。從六月二十一日開始,至七月十一日事件趨向明朗的這十幾天裏,我一直處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之下,綜觀此事整個過程,頗覺得耐人尋味。  六月二十日上午,一友人打電話告訴我,「《讀書》可能要換主編,《讀書》編輯孟暉(評論家李陀的女兒)在和訊的博客上和朋友交談時透露的。」我馬上打開了家中的電腦,友人在MSN上告訴了我孟暉的博客地址。果然,孟暉六月十六日在博客中稱,「在最初的激動之後,竟然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說實在的,自己本不適合目前的工作。本是個只想寫自己感興趣的東西的人嘛。而且在這個時代,大約也沒什麼正經道理可言。因此,為一個這個時代並不珍惜的東西而守清貧,大約是很傻的事。想到今後不再有這個義務,倒覺得,自己總算跟上了時代。只是今後的道路還要直面,如何承受住生活,這是個新的考驗。」  孟暉在與訪客交流時寫道,「馬上會聽到讓你意外的消息的。」「我想,我非常幸運的事情之一,就是能夠在汪暉和黃平的手下工作,所學到的東西,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可以說完全的換了視野,並且學習到了很多我以前想像不到的知識。」  隨後,我電話聯繫了孟暉,她說「我沒有興趣接聽你的電話」,接著就掛斷了電話。不久,我聯繫到了汪暉和黃平。汪暉說自己對此事不知情,黃平說剛從上海回來,什麼都不知道。我還撥通了《讀書》執行副主編李學軍,以及在《讀書》工作二十幾年的編輯吳彬,兩人都迴避了此事,並說事情不明朗,不方便說。  既然《讀書》的編輯都不願牽涉此事,那我只好從其他渠道採訪了。我找到了《讀書》雜誌的主辦單位,北京三聯書店的副總經理樊希安。他表示,「今年以來,《讀書》的訂戶和銷量出現了大幅度下滑,所以我們領導班子正在考慮怎麼扭轉,這個事情(換主編)我們正在醞釀,也徵求了一些人的意見,目前還沒有明確的結論。」樊希安還說,一旦有了明確的結論,他一定告訴我。  既然樊希安說到要徵求一些人的意見,那麼三聯的前總經理、《讀書》前主編沈昌文很可能知情。我聯繫到了他。起初,沈昌文說不好透露。當我說到樊希安已經對我明說此事時,他才說,「三聯書店的領導前不久來徵求過我的意見,我同意更換主編。」接著,我找到了沈昌文的接替者董秀玉,她也是當年委任汪暉、黃平做主編的人。我剛說到此事,董秀玉就說,「是他們自己不想做了,他們最近出『《讀書》精選』叢書的意思,就是對這十多年來《讀書》的總結。」  可以說,樊希安、董秀玉已經把此事的真實性說得很明白了,沈昌文也佐證了此事。接下來,我找到了《讀書》雜誌的創辦者,沈昌文的前任范用。范用先生說,三聯領導並沒有就此事徵求自己的意見,對於《讀書》可能「換帥」的事不知情。但是,他力主「換帥」,說現在的《讀書》有很多文章連自己都看不懂。關於主編的人選,范用表示,「吳彬在《讀書》工作了這麼多年,無論是對《讀書》的作者,還是編輯業務方面,都非常熟悉,她做主編沒有任何問題,李學軍也不錯。」  隨後,我又聯繫了史學家何兆武、學者朱正,他們此前都是《讀書》的作者。兩人都表示汪暉、黃平主編的《讀書》太晦澀,希望《讀書》能回復以前的風格。  做完這些採訪之後,我和當天的文化新聞編輯聯繫了一下,他建議我最好再採訪一個刊物主編,因為此前我採訪過《天涯》的主編李少君,我就打通了李少君的電話。我剛對李少君說了《讀書》可能要「換帥」的事,李少君脫口而出的一句話就是「他們倆把《讀書》辦得太悶了」。接著,我讓他談談對此事的看法,李少君剛開始不肯說,我就請他作為一個思想性刊物的主編,談談辦刊物的一些問題。他於是說了一些。  需要說明的是,在採訪孟暉、黃平、吳彬、樊希安、沈昌文、董秀玉、范用、何兆武、朱正、李少君的時候,我全部都有錄音。採訪結束後,我把採訪錄音拷貝到了電腦上,然後開始寫稿。消息見報,風波驟起  六月二十一日,題為《〈讀書〉雜誌醞釀換帥》的新聞出現在《新京報》文化版。以下就是當天報道中牽涉到李少君的部分﹕  李少君認為現在的《讀書》不太好讀,汪暉、黃平把《讀書》辦得太悶了,一個雜誌有主編自己的思想傾向很正常,但作為一個大眾媒體,也要保持一定的平衡。  另外,李少君還表示,雜誌的好讀和學術化之間有衝突,怎麼處理兩者之間的關係確實是一個問題。像溫鐵軍的一些文章就不太好讀,但涉及的問題很重要。《讀書》雜誌面臨比較重的經營壓力,這也許是要換帥的原因之一。  李少君對《讀書》的未來有些擔心,「現在誰來接手《讀書》可能都不容易,因為網路媒體的力量太強大了。  很快,多個網站轉載了這宗新聞。當天上午,李少君打來電話,說我把他賣了,他接到好多電話,問自己發表那樣的意見是什麼意思,壓力很大,並希望我們能發一個消息澄清一下。本著息事寧人的態度,我向他致歉,並答應追蹤一下此事,在稿子中按照他的意思糾正。李少君說,自己要寫一段短話,希望我全部放到稿件中,我表示可以考慮。我和編輯溝通了一下,他也表示了同意。  接著,我再次撥通了汪暉、黃平的電話,兩人仍說對此事不知情,黃平問我採訪李少君的事,顯然,他已經與李少君聯繫過了。樊希安則對自己昨天跟我說那麼多表示後悔,稱什麼都不方便說。下午,李少君給我發來了郵件,他希望我加到稿子裏面的話是:「我在很多媒體上公開說過,《讀書》無疑是國內目前最好的思想文化刊物,多少號稱辦得好看的同類雜誌,沒有一本能超越它,甚至很快就垮下去了。說到個別文章比較專業的問題,要具體分析,比如溫鐵軍的文章是比較專業,但所討論的問題非常重大,我們《天涯》也發過很多,其思想含量與學術含量,沒有多少文章可以媲美,他提出的『三農問題』等話題,甚至影響了學術潮流和思想潮流,並成為國策依據,你說這樣的文章要不要發。至於一些老讀者說看不懂的問題,我覺得每個人讀書,本身也要與時俱進吧,要活到老學到老吧,不能說你看不懂就不好吧。」  我把稿子寫好,把李少君的話也加到了稿子裏面發給了編輯。下午,編輯表示,由於此事沒有實質性進展,今天不報道了,並說會與李少君溝通。我打通了李少君的電話說明此事,並表示願意在後續的報道中把這段話加進去。但是,李少君說他不能等,態度堅決地說晚上要在博客中寫明此事。我說你要寫就寫吧。  二十一日晚上,孟暉在博客上宣稱,「抗議《新京報》利用我製造假新聞,要求該報立刻開除其記者張弘!」孟暉說我的報道「完全沒有事實基礎」,並強調自己沒有說過《讀書》換主編的意思。最後,孟暉稱,「我向《新京報》的總編——我不知道你是誰,但我知道你終歸是個人,因此我作為一個人,向你這個人說話,我要求兩點:一,以你個人名義,在《新京報》文化副刊上,在醒目位置,以文字的形式,向我進行正式道歉,並解釋清楚如何利用我製造假新聞的過程。二,立刻開除你報記者張弘,以證明你領導下的《新京報》認同百多年來廣大報人用鮮血、用生命尊嚴捍衛和建立的新聞原則,證明《新京報》不是一個鼓舌造謠的地攤小報。」與此同時,李少君在自己的博客和天涯網同時發文《我驚訝〈新京報〉歪曲事實》,一些網站也加以轉載。   孟暉和李少君的行為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汪暉認為有人幕後操縱  另一邊,汪暉等人把事情想得更為複雜。六月二十六日,《北京青年報》發表了對汪暉的專訪,汪暉稱,「我所知道的是:那篇採訪涉及的《天涯》雜誌主編李少君先生,已經在第二天公開發表文章抗議對他的歪曲報道,另一位被引用者也在網路上發表了抗議。報道中的受訪者之一、三聯書店的副總編輯樊希安先生給我打來電話,聲明對該報放在他名下的那些話不予認可。《讀書》雜誌是一份以書為中心的思想評論刊物,它也力圖針對當代中國和世界發生的問題做出思考。但總有人不願意對我們思考的問題發表意見,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媒體對一份雜誌進行攻擊,這實在有點讓人驚訝———在中國,大概沒有第二份刊物享有這份殊榮。」顯然,汪暉認為,《新京報》報道此事是有人在幕後操縱,這當然與事實相去甚遠。而樊希安的話,顯然只是安撫汪暉罷了。否則,何以解釋他向我透露的資訊?  經過了難捱的十幾天,七月十一日上午,我給沈昌文打電話,他不在,接聽電話的是于奇。她讓我別擔心,此事不久就會有結果。半信半疑之間,友人打電話告訴我,《讀書》「換帥」的事已經在三聯公示了。我趕到了報社。報社安排我馬上追蹤一下此事。有趣的是,此事還有餘波。  七月十八日,汪暉接受了《南都周刊》的採訪,汪暉稱,「這次三聯書店對《讀書》的改組卻完全沒有先兆。六月中旬,他們約我和黃平談話,由於黃平出差,我們約定六月二十一日會見。但這天上午《新京報》登出了《讀書》「換帥」的報道,讓我們十分驚訝。在這篇報道中接受了採訪的副總編輯樊希安事後對我說,他從未接受採訪,那完全是媒體的炒作。七月三日和七月十日,三聯書店黨委書記和副總編輯約我兩次見面,所談內容大致一樣,即根據新的規定和出版集團領導的意見,不再允許兼職主編的存在。在第二次的談話中,他們又特別強調說,集團領導高度重視《新京報》的報道,擔心媒體炒作,因此要求盡快處理此事,立刻交接。黃平和我從未對離開《讀書》雜誌表示過異議,我們唯一的希望是從保護《讀書》出發,完成平穩過渡,但三聯領導和他們的上級顯然覺得哪怕晚一天完成過渡也會帶來不測,實在讓人費解。」汪暉還認為,「就像《新京報》的報道所顯示的,不同的力量是一直在運動著的。但三股力量有無直接聯繫,或者是怎樣匯聚到一起的,我並不清楚。我說的三股力量是:官僚體制加強統一管理的力量,總想奪取或取消《讀書》這個思想平台的某些人物的力量,以及諸如《新京報》這樣的你弄不清是官方的還是市場的媒體力量。」有理性態度,才有思想交鋒  回頭看,《讀書》「換帥」的動機和想法其實很簡單。《讀書》雜誌作為國內思想界的一面旗幟,在人文知識分子和讀者中有著難以替代的地位。此前,《讀書》每期訂戶加零售的銷量大約都在十萬份左右。近年來,《讀書》的銷量大幅下降。作為主辦者和投資者的北京三聯書店不可能對此無動於衷,讓一份擁有廣泛影響力的雜誌日見式微。另一方面,對於刊物銷量下滑的現狀,作為主編的汪暉和黃平不能說沒有一點責任。事件中,汪暉所云的三股力量,大都只是其假想敵而已。學者之間相互揣度思想不同者的用意,以猜測為出發點的論爭和人為敵對,什麼時候才能終止?如果連理性的態度、正常的心態都不能保持,又何談思想的交鋒和觀點的論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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