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與中華民族意識的誕生 (張驥)

  戰敗、求和、簽約、賠款、割地、通商、讓權——兩個甲子前的這場戰爭似乎在內容上和一八四○年以來滿清政權的歷次外戰失敗沒有太大的區別。無論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及其後的中英《南京條約》,還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及其後的中美《天津條約》、中俄《璦琿條約》、中法《北京條約》,我們都可以從中找到類似對應的要素。對「殘存」秩序的終極挑戰  但是,一百二十年前的這場第一次中日戰爭,似乎又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這麼平常。比如,不少學者把其視作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興起的關鍵時間點;也有人認為正是從一八九四年開始,而不是傳統上認為的一八四○年,中國真正睜開眼睛去認識和理解世界;而作為五年之後戊戌變法維新派首領的梁啟超,更在他的《飲冰室合集》中評論到,「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然而,甲午戰爭究竟有何特殊之處?這些特殊性又帶給了中國怎樣的影響?本文將綜合以往的研究,從戰爭發生的起因、對象和後果三個方面展開論述,以分析甲午戰爭對於近代中國的特殊性及其所帶來的影響。  首先,在戰爭起因上,不同於前兩次鴉片戰爭是西方列強對中國本土的侵略,中日兩國交兵原因是朝鮮內亂。一八九四年,朝鮮發生東學黨起義,引發兩國出兵朝鮮幫助平定叛亂,之後日本藉機陳兵於朝,更以武力促使朝鮮政變,挑戰清廷的宗主權,最終引發雙方正面交鋒,並將戰火從朝鮮半島一路燃燒至中國本土。換言之,甲午戰爭並非源於日本對中國本土的侵略,而是兩國勢力超出本土之外的一種碰撞。而這種碰撞對當時的清政府而言,並非簡單的國與國之間的衝突,而是一種對「殘存」秩序的終極挑戰。  長期以來,中國以儒家倫理為基礎,自詡為禮儀之邦,位居「同心圓等級結構」的天下之中心,而外圍則包括了已被儒家文化所同化的番和未被同化的夷。然而,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這種「天下觀」受到了西方勢力的強烈衝擊,多次的慘敗讓中國必須正視所謂的「外夷」,並重新調整自己原有的「天下秩序」。如面對英國、法國、俄國分別在南亞(如緬甸)、東南亞(如越南)、西北亞和東北亞對中國原有勢力範圍的擠壓,清政府被迫接受新的國際秩序的同時,也把「天下秩序」收縮到自己長期支配的東亞儒家文化圈以內。所以,日本對於朝鮮局勢的干預其實是對中國在東亞僅存的「天下秩序」的一種挑戰。重新面對「我們是誰」的課題  其次,是交戰的對象。傳統上,「同種、同文」的日本在中國的「天下觀」中長期從屬於中國。因此,跟歐美列強不同,當日本開始試圖改變東亞原有秩序的時候,甲午戰爭本質上也就成為了一場東亞儒家文化圈領導地位的爭奪戰。從這個意義上,甲午戰爭的失敗對於中國長久以來的自我認知具有毀滅性的打擊;以中國為核心的「天下觀」徹底解體。也許正是如此,梁啟超才會把甲午戰敗視作喚醒古老帝國四千年大夢的開始。當中國不再是天朝上國,不再是天下的中心,甚至不再是東亞儒家文化圈的領導者的時候,中國無可避免地要去重新定位自己,重新面對「我們是誰?」這樣一個看似簡單、實則複雜的「舉國課題」。  作為甲午戰爭的後果之一,這種自我認知的思想真空,或有助引入新思潮。而甲午戰敗後簽定的《馬關條約》,其內容本身也間接為新觀念的誕生指明了方向。《馬關條約》雖然同樣涉及割讓土地,但這些土地對中國的意義,卻與一八四○年以來至一八九四年的歷次不平等條約不能同日而語。回溯以往的條約內容,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中法之間、中俄之間還是中英之間,涉及的土地都是藩屬之地(越南)、邊境之地(外西北、外東北)和偏遠之地(香港、九龍),對於一個本就強調文化上臣服而無穩定邊界與領土意識的傳統帝國而言,轉讓這些開發和歸化程度都非常有限的邊緣土地,在心理上的衝擊其實十分有限,比如將香港讓予英國做航運、商貿用途,就有一種天朝贈予乃至施捨的意味。  然而,《馬關條約》中所涉的奉天南部、台灣等土地,在中央王國的同心圓「天下秩序」中明顯和前述土地處於不同的「位階」。比如台灣雖處帝國邊境,但經過十七世紀台灣府(一八八五年更是升為行省)的設立及數百年東部沿海移民的「內地化」,已成為化內之地;而奉天南部即今日的遼東半島,在地理上更是直逼北京,時刻危及首都安全。因此,這種赤裸裸地對治內土地的掠奪除了在心理上帶來巨大衝擊外,也刺激中國去思考在失去了「天下」、失去了東亞、失去了自己曾經治內的行省之後,要如何守衛剩下的土地。也許只有在這個時候,西方的「世界秩序」和「國家觀念」才最容易讓國人所接納,成為其思考「舉國課題」的支點。因為西方標準的「世界」是由一個個民族國家組成的,並無應然的中心,正符合當時國人失落的心境;在理想意義上,每個民族組成一個國家,每個民族國家都有自己不容侵犯的領土主權,正符合中國當時的需要。戰後七年誕生「中華民族」的概念  所以,按照同樣的邏輯,國人完全可以用中華民族的概念來指涉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各個族群,以建立起西方標準的民族國家,並以民族國家的領土主權概念來捍衛自己的土地。可能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民族」、「國家」、「領土」、「主權」、「世界」等西方的國家觀念,才會在甲午戰爭之後開始大量進入中國民間和官方的書面語系統,而「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也在《馬關條約》簽署的七年之後(一九○二年)誕生,並被廣泛使用。比如,根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全文檢索數據庫(一八三○│一九三○)的搜索結果,以上幾個概念在一八九四年後出現在近代期刊、晚清民初士大夫著述、晚清檔案資料、文編、晚清來華外人中文著譯和西學教科書(數據庫涵蓋的資料共逾一億字)的比例,遠遠高於甲午戰爭之前(除了「國家」之外,都在百分之九十八以上),而「中華民族」這個概念在一八九四年及其之前的文獻中也確實並未被朝野的文獻所提及。「領土主權」意識與「受害者」心態  由此可見,相較於歐洲大陸民族國家(比如德國、荷蘭和意大利)一般是由本身各自為政的市鎮、公國和邦國(在語言、文化上相似)等聯合而成,中國近代民族國家意識的誕生過程反映的卻是一個傳統跨文化│多族群│無邊界帝國不斷的向內收縮,並伴隨一系列外敵入侵、戰爭失敗與土地割讓。或許正是由於這樣特殊的背景,現今的中國民族主義帶有非常強烈的「領土主權」意識與「受害者」心態,對於已控制的領土的捍衛和具爭議的領土的要求,成為照顧這種心態最好的心理補償,因而任何被容許呈現在大眾媒體上的「領土爭議」問題在大多數民眾看來都是不可妥協的。特別是當如今中國國力不斷增強、越來越多的領土爭議(比如南海大量島礁被佔)進入大眾視野之後,中國民族主義的「領土面向」會更加明顯,甚至將延伸至長期在主流媒體中被忽略的外蒙古問題、東北、西北與俄羅斯曾經爭議的部分。  但另一方面,現時的這種「領土面向」本身其實都有很強的選擇性,比如中國民間對於涉及日本的釣魚台問題一直反應強烈,爆發過多次激烈的全國示威遊行,甚至延伸至香港;而實際上,中國在南海因越南、菲律賓等而失去實際控制的海洋國土,以及近代因為俄羅斯失去的土地,在面積上遠遠大於前者,但卻不見民間有類似規模的行動。這在某種程度上或許和官方的輿論導向有關,但我們也不可以忽視甲午戰爭本身所帶來的影響。正如前文所述,中國的民族國家意識誕生於甲午戰敗之後,而任何自我意識的強化一般都需要一個「他者」作為參照對象;顯然,那時令中國「喪權辱國」的日本自然成為這樣一個「當仁不讓」的「他者」,因而也將「反日傾向」注入了民族主義的「潛意識」之中,並延續至今。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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