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輯:兩個「五四運動」(張 鳴)

兩個五四的說法,其實不是我「發明」的,在運動過去不久,就有人提及。所謂的兩個五四運動,一個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另一個,則是以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門大遊行,以及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的激烈行動為標誌的政治事件。 新文化運動不該標上五四標記其實,所謂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不應該標上五四標記的,它就是一場以一九一七年蔡元培主掌北京大學為契機,若干知識界人士發起的一場思想文化啟蒙運動。在五四運動爆發前兩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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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後威權政權的接班困局 (張 鳴)

  非民主政體最大的困惑,是政權難以和平移交,這是政治學公認的常識。但在古代,帝制國家這樣的問題還不算十分突顯。以中國為例,儲君的確立,首先必須在皇室血緣範圍之內選擇,然後是君主的認可(如果君主沒有來得及認可,由皇太后出面也可)。等於第一道先是血緣認證,然後再權威認證。經過兩道認證的接班,雖然依然不穩定,但遠沒有一般人想像的那樣大的動盪。除非皇室中出現強有力的集團,像李唐初年的李世民,北宋初年的趙匡義和明朝的朱棣集團,才可能翻盤。即使翻盤,新的君主也大體上得是皇室內部的人,在形式上,也得走血緣和權威認證的過場。  進入近代之後,東方國家先後發生了政體變革,君主制不是被廢除,就是退居幕後(泰國),或者全然虛位(馬來西亞),或者成為無用的孑遺(印度的土邦)。只有日本還保留了君主制,但它的二元君主政體,在二戰以後,也徹底虛位化。新崛起的統治者,仍然可能是家族專制的色彩。幾乎每個新生的共和國,都出現過強人家族。二戰後出現的社會主義國家,自然更是不能免俗。儘管如此,對於東方這種家族本位的國家而言,強人家族內部的權力繼承,依然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只要繼承者大體過得去,就可以得到國內相當多權貴乃至民眾的認可。台灣的蔣氏家族、朝鮮的金氏家族、新加坡的李氏家族,甚至印度的尼赫魯家族,都有這樣的權力家族嬗遞色彩。  但是,在共和政體的招牌底下,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肆無忌憚地實行權力家族繼承,障礙還是相當大的。因為現代國家的政體,從形式上是排斥家族世襲的。強行世襲,道理上說不過去。這樣的強人家族,要想使政權在家族內部傳遞,無論自身怎樣強,還是有政體上和輿論上的困難,難免會招致「封建殘餘」的抨擊,影響國際聲譽。所以,傳統的血緣認證,很可能被廢置。不過,這樣的威權政權,又不大可能實行選舉,因此,政權的傳遞和接班,只能靠權威的指定或者元老之間的協商。不消說,沒有了血緣認證的繼承,不穩定性增加了。從中國的經驗看,在毛時代,即使毛這樣「奇理斯瑪」型的權威,他指定的接班人也相當不穩定,一直動盪不已。從某種意義上說,文革的發生,也跟這種接班人難局,有一定的關係。重慶模式體現最高權力爭奪  在今天,台灣已經實現了從家族傳承到民主化的轉型,而新加坡的政權,由於第一代權威尚在,家族傳遞還可以維繫,但轉型的苗頭已經出現。越南已經在共產黨內部,進行選舉的變革。在中國,毛死後,鄧已經是次一等的權威,接班人的指定,已經在相當程度上,需要靠元老的協商。由於權威不再,元老家族的權威也在遞減,接班人的爭奪,勢必加劇。前階段所謂重慶模式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這種最高權力爭奪與卡位白熱化的體現。  中共政權走到今天,即使沒有外部壓力和內部民主的呼聲,即使統治層內部的爭權紛擾,也會逼得他們走一條繼承程序化的道路,否則,他們內部的爭奪,將會越來越激烈,甚至有可能破局。有人說,現在的權貴內部,已經達成共識,內部一定要團結,這樣才能爭取利益最大化。當然,如果有這樣的共識,理論上一定有利益最大化的結果。  但是問題是,權貴集團即使形成這樣的共識,事實上也無法貫徹。歷朝歷代,統治階層的團結一致,從來都可以實現他們的利益最大化,但哪朝哪代都沒有實現過。統治階層的分裂和爭奪,是永恆的,但團結卻總是難以實現。這裏,存在一個難以克服的囚徒困境,團結是需要大家都讓步的,但你讓步了,怎麼能估量別人也一定會讓步?你不壞別人,怎麼知道別人不壞你?在黑箱政治的環境下,囚徒困境永遠克服不了。促使統治層團結的因素只有一個,但導致不和和猜忌的因素,卻有成千上萬。更何況,中國從一個殘酷鬥爭的歷史中走過來,權貴集團內部的殘酷鬥爭,使得他們的父輩已經勢同水火、你死我活,到了子一輩又怎麼可能真正團結一心?因此,權貴的爭奪與爭鬥,是絕對的。在接班問題上,若要不破局,最大的可能性,就只能是元老家族之間的協商,如果元老家族的權威不再,那麼就只能走黨內選舉的程序。就目前而言,這是一條唯一可以大體服眾、避免破局的出路。這一步,就是目前越南已經開始的選擇。如果走到這一步,應該說,從理論上講,離民主改革就不遠了。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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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模式為何還有魅力? (張 鳴)

  曾經明星似的薄熙來倒了,雖然,導致薄熙來垮台的薄王交惡的原因,中共提供的解釋,還遠不能服人。一個依仗薄熙來起家,像打手一樣,在重慶的打黑過程中,導致多人莫名其妙死亡,多人冤死的王立軍,似乎很難因為牽扯主子夫人的一樁刑事案件跟主子翻臉。但是,畢竟王立軍戲劇性地去了美國領事館,引爆了薄熙來事件,也引爆了重慶模式。讓這個曾經寄託了很多人希望的模式,一個不進行政改就可以穩定中國的試驗,戛然而止。儘管如此,重慶模式的魅力,卻並沒有因薄熙來的倒台而消逝,相當多的人,包括很多知識分子和底層民眾,依然認可這個模式。甚至覺得儘管薄熙來倒了,但重慶模式卻未必有錯,即使否定薄熙來,但重慶的民生建設卻不能否定。退一萬步說,重慶的唱紅不好,但打黑和民生工程卻不能說不好。看得見的實惠與政績工程  是的,儘管我們可以說,所謂的重慶模式,不過是薄熙來為了進一步上位,自己給自己搭的梯子,但是,這個梯子本身,的確有着濃烈的民生工程的色彩,在短時間內,也給部分的重慶人,帶來了看得見的實惠。所謂的「五個重慶」、「十大民生工程」,雖說有些不像是能真正落實,比如醫療資源的向下傾斜,照顧好一百三十萬留守兒童等。有些實際上不過是領導人的政績工程、面子工程,比如規模巨大的「暢通重慶」工程,大幅度提高重慶的森林覆蓋率,用昂貴的銀杏樹替代重慶原有的樹木,即所謂的「森林重慶」等等。但如果真的建成,也的確間接地對民眾有些好處。其中相當多的,比如發展微型企業,三千萬平米的公租房建設等等,無論怎樣挑剔,都不能說不是跟民生直接相關的。  不用說,現在的中共的地方大員,即使沒有薄熙來這樣大的野心,所謂民生工程,也是政績的焦點。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但由於國企改革的中途停止,政改遲遲不能啟動,這種唯GDP主義的發展,也迅速積累了巨大的社會問題;資源的枯竭,環境的破壞,也達到了一個令人難以忍受的境地。經濟發展的紅利,絕大部分都落到了權貴集團手裏,中產階級雖然也分享一些餘瀝,但底層的民眾卻分得很少,即使收入有所增加,也因為社保和醫療保障的不到位,不僅焦慮感在增加,而且也真的很容易重新返貧。整個社會收入差距之大,已經達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也就是說,雖然經濟發展,但發展的好處,卻有很大部分的人群沒有得到分享。相反,經濟發展過程中所犧牲的環境、資源,以及土地,負擔甚至災難都落在底層民眾頭上。特別在最近十年,由於中共領導人的無所作為,所謂的改革,成了利益集團掠奪的藉口和工具,因此,社會矛盾非常尖銳,官民矛盾已經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點,很少能見到一個政權,民眾對於官員有着這樣普遍而深刻的敵視。這樣的敵視,跟普遍的民生困局密切相關。近幾年來,不僅底層民眾日益貧困,就連城市中產,都市白領,也陷入困境,國進民退的囂張,司法環境的惡劣,逼得中產紛紛逃離,堪比改革前的大逃港。借債工程與天文數字負債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幾年中共領導人對民生的強調,無非是一種修補,一種基於修補其統治合法性的嘗試。然而,由於利益集團的格局已經形成,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傾向已經成形,所以,這樣的修補,落到具體的地方,往往成為樣子工程。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誰能呼應民生難題,誰肯定就可以贏得民眾的擁護。薄熙來也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才放手一搏,花大力氣打造自己所謂基於民生的重慶模式。  但是,薄熙來這樣做,無非是為了攫取上位的資本。在本質上,跟諸多的政績工程沒有區別,而且,由於他的野心特別大,政績工程做得也格外出格,很像是一場顧前不顧後的豪賭。「五個重慶」和「十大民生工程」,每年需要三千多億的資金,但目前重慶每年全年的財政收入,不過一千個億,扣去人頭費和日常開支,所剩無幾。那麼薄熙來拿什麼來做這樣的工程呢?雖說重慶國企擴張很快,但全世界的國企,除了中國這樣的國家壟斷性的央企,基本上少有盈利。短時間擴張速度越快,盈利能力就越差,重慶當然也不例外。同時,重慶的房價也不高,土地財政收入有限。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借債。現在,重慶的債務已經達到五千個億,如果這些工程都建成,重慶的債務,將是天文數字。即便只是現在的債務水平,實際上已經是寅吃卯糧,透支了重慶人此後多少年的錢糧。古今中外,世界上有過這樣的發展嗎?有過這樣的民生工程嗎?這樣一種毀掉子孫前景的發展,不過是殺雞取卵。當然,按薄熙來的如意算盤,只要他能上位,這些債務也就沒有人追究了,自有人來給他擦屁股。民粹政治與罔顧法律的打黑  事情的災難性,還遠不止此。人們都知道,在重慶大規模開展民生建設之前,有一場聲勢浩大的打黑運動。這個運動,在政治上是罔顧法律的黑打,但在經濟上,卻是所謂的掃蕩灰色經濟。為重慶拍馬屁的一些學者說,發展中國家在市場經濟過程中,勢必會出現所謂的灰色經濟,即一些人用涉黑的手段建立起來的企業,用涉黑手段欺行霸市等等。因此,為了社會主義市場的健康發展,必須打掉這樣的經濟。當然,在中國這樣欺行霸市的人不是沒有,但怎麼能夠說整個重慶到處如此?為了打掉這些所謂的灰色經濟,打掉涉黑企業家,重慶抓了五萬人,判了二萬,把一些規模大一點的民營企業家,都打成了黑社會頭子,殺了一些,沒等司法定罪,就沒收了人家的全部財產。據給這些所謂黑社會頭子辯護的律師說,這些案件,幾乎沒有確實證據的,普遍刑訊迫供,手段之殘忍,令人髮指。引起法理界震驚的李莊案,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的。此案一期,李莊的罪證,居然有他眨眼睛暗示辯護對象翻供這一條。那些學者們,憑什麼認為重慶存在着如此龐大規模的灰色經濟?憑什麼相信這些企業家涉黑都證據確鑿?  打掉了原來成形有規模的民營企業,然後用沒收來的少部分錢(大部分的資金都進了警局),去扶植所謂的微型企業,也就是個體戶。這就是一些學者說的重慶國進民進。但是,世界上有過這樣形式的民營企業的發展模式嗎?這樣幹,無非是為了贏得部分底層民眾的民心罷了。這不是搞經濟,而是在搞政治,特別惡劣的民粹政治,說白了,無非是新時期的殺富濟貧。眼前好處與後代沒飯吃  經過共產革命洗禮的中國大陸,民眾對於殺富濟貧,對於罔顧法律的運動式打黑,有着高度的親和力。儘管在歷史上,他們的前輩,也經歷過這樣的殺富濟貧,經過這樣的打黑,後果都相當不好,等於自己幫助統治者剝奪了自己的土地和財產,剝奪了自己的自由。但是,人總是健忘的,而且很多人即使不健忘,也沒有這樣的水平,認清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正像他自己說的那樣,薄熙來一直在學習毛澤東,他跟毛一樣,也喜歡操控人們的心理。他明白,在這種貧者感覺越來越差,越來越覺得被剝奪的情況下,他只要重新祭起毛主義的旗幟,切實殺富濟貧,打黑整頓秩序,就一定會贏得一部分民眾的擁護。眼前得了好處,治安好轉,就足夠了,長遠的事情,有誰能看得清呢?  事實上,即使相當清醒的知識分子,認清毛主義的危害,也都有一個過程,在當下巨大的民生危機的情況下,要想在打着民生幌子的重慶模式面前保持清醒的頭腦,並非一件易事。我們要明白,即使真的民主化了,完全解決民生問題,依然需要時間。斷然不可能像重慶這樣,通過聲勢浩大、耗費巨資的超大規模建設一蹴而就。這樣的民生工程,如果真的建成了,實際上就是重慶乃至全國的災難。一代人,把子孫的糧食都吃光了,讓後代沒飯吃。  不認清重慶模式的危害,薄熙來的真面目就不能被揭開,相反,他甚至可能變成一個失敗的英雄。當年中國的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結束的,結果到現在還有人為之張目。今天,薄熙來也不應以薄熙來的方式結束。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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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事件的成因和走向 (張 鳴)

  兩個月前,誰也難以預料,高舉毛主義旗幟,唱紅打黑的重慶,其核心人物王立軍會突然走進成都的美國領事館,一呆就是二十四小時。王立軍出事之後,在兩會重慶團開放日上還信誓旦旦無意辭職、高調堅持唱紅打黑、認為自己做的都是按總書記指示辦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幾乎是話音未落就被免去職務。新老書記交班,薄熙來甚至沒有到場,留在北京的他,從此銷聲匿迹,而重慶的各個單位,則紛紛表態支持中央調整領導班子的決定,這架勢,很像當年粉碎「四人幫」時的表態政治。這一切,給人們留下了豐富的想像空間。只是,重慶這番戲劇性眼花繚亂的變化,外人很難看得明白。王立軍出事前的蛛絲馬迹  毋庸諱言,中國的政治,迄今為止還是黑箱。頂多某些部分,偶爾會透出一絲亮光。重慶發生了什麼,我們大概只能猜測。其實,在王立軍出事之前,一度聲勢浩大得甚囂塵上的重慶,已經有蛛絲馬迹表明,他們開始收斂。他們開始講民主與法治,開始找全國的意見領袖到重慶看一看,找各方面的學者到重慶開會,尤其熱衷於把全國法學的會議拉到重慶來開,甚至宣稱要在重慶實行鄉鎮直選的試點。這個唱紅打黑的「紅都」,明顯是想在自己的身上加上一點別的色彩。這個過程,大概從李莊案的第二期審理,重慶方面被迫撤訴之後,就開始了。按道理,能讓強人薄熙來退一步,應該不僅有來自輿論對於他們運動式的打黑和唱紅的非議,更可能有來自某些勢力的壓力。  正如人們想像的那樣,重慶模式之所以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薄熙來在權力爭奪中,感覺到了自己的某種失落,利用所控制的重慶搞出點名堂,希圖上位的結果。像很多人說的那樣,他是在「攪局」。這樣的攪局,對於一個後威權時代的國家,在威權不再,接班人不能再靠威權指定,而由元老家族協商的情況下,是非常正常的。有資格爭大位的人互不服氣,接班紛爭加劇,有人為了爭位而有非常之舉,一點都不奇怪。但是,薄熙來採取了一種特別的方式,他樹起了毛主義的旗幟,高調宣稱要走毛的道路。也真的祭起毛式的運動整肅和意識形態灌輸的法寶,從整肅官員隊伍入手,唱紅打黑。同時也在堅持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擴張政府勢力,推行民生工程、惠民措施,改善了重慶的社會治安,同時,也把重慶的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率,降到了相當低的水平。有來頭的壓力波及王立軍  重慶模式一出台,不僅令全國的左派歡欣鼓舞,而且也給中共的當權者提供了一個選擇。儘管有些人不喜歡薄熙來這個人,但他們卻不能不喜歡重慶模式。中國近十年改革停滯,經濟發展迅速,積累下來非常多的社會問題:官民結構嚴重失衡,矛盾激化。高速經濟發展帶來的環境問題、能源問題,跟原有的城鄉二元結構下的城鄉矛盾、社會流動停滯、社會保障缺失、醫療問題、教育問題扭結在一起,使得上訪成潮,群體性事件每年以成萬起的規模增長。政府不肯改革,只能以抹漿糊的方式維穩來應付,導致維穩成本成了天文數字,而且急速增長。如果能有一種辦法,不改變政體,不開計劃經濟的倒車,卻可以把事情擺平,這是多麼令人鼓舞的事情。這就是為什麼一時間舉國上下都在學重慶,不單唱紅處處,而且打黑,尤其是像重慶這樣運動嚴打式的打黑,也相當盛行的緣故。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開倒車,向左轉的趨向,已經相當明顯。  但是,毛主義的模式,包括重慶這種複製的毛主義模式,有兩個最大的軟肋。一是經濟上難以為繼。市場經濟與殺富濟貧無論如何都難以協調,重慶不計成本的各種工程,單靠打黑充公的財產,支撐不下來,只能大舉借債,或者寅吃卯糧。二是這種模式,會導致內外的緊張。重慶模式在內部整肅的時候,要找敵人,在外部,也要製造敵人。如果說,重慶模式僅僅在重慶做,對於全國而言,還不過是一條鯽魚塘裏的梭魚,但是,如果把它推行到全國,就成了一條巨大的鯊魚。相當多深受文革之害的中共黨內官員,對毛主義的運動模式,還記憶猶新,薄熙來這種毛式亮相,不能不引起他們的緊張。重慶模式聲勢越大,越是全國都在效法,他們就越是緊張。不僅重慶之外的人緊張,重慶內部也一樣緊張。就像毛當年搞文革,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和同伴也高度緊張一樣。  由於有這樣兩個軟肋的存在,重慶模式,命中注定是要出事的。不是經濟上被拖垮(這個時間要拖得長一點),就是內部出問題。我們現在難以猜測,到底有什麼樣的壓力,使得原本氣焰囂張的李莊二期案件的審理,最終偃旗息鼓,又是何等壓力使得心高氣傲的薄熙來會悄然退卻,直到把自己的第一號心腹愛將從主管要害崗位上撤下。我們只能猜測,應該有這樣有來頭的壓力,加上輿論對重慶「黑打」的抨擊,波及到了王立軍頭上,而在薄熙來也難以保住王立軍的時候,薄王的關係也就完了。種種關於薄王之間的緊張和衝突的傳聞,不應該是空穴來風。按常理,對於一個副省級的官員,擅自跑到美國領事館,等於是自毀政治生命。應該說,唯有他的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才有可能做出這樣斷然的選擇。畢竟,薄王之間的關係太密切了,或者說,王立軍知道得太多了。對於一個長期以來就野心勃勃,甚至想要問鼎大位的人來說,做什麼犯規犯忌的事,也在情理之中。薄熙來逼胡錦濤表態,耐人尋味  當王立軍戲劇性走入美國領事館之後,應該說,重慶模式就已經以內部爆裂的方式宣告破產了。王立軍出事不久,微博上有關重慶的「網絡水軍」(編按:即受雇的網絡打手)悄然消失,網管的删帖也不再積極。說明在這樣的「政治問題」面前,此前作為風向標的中央宣傳部門已經撤回對重慶的支持。薄熙來的攪局,從此宣告失敗。如果換一個人,理應立刻自動辭職。但是,權貴出身的薄熙來,卻選擇了硬撐,以撐待變,高調宣告他沒事,他沒錯,一切都是按總書記的指示辦的。甚至宣稱總書記應該到重慶去看看,大有逼人表態之嫌。這一切,居然發生在他實際上並不知道王立軍給美國人留下了什麼,同時對中央交代了什麼的情況下,就顯得格外耐人尋味。  按道理講,在大換屆的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夕,穩定是大局中的大局。我原來以為,雖然薄熙來肯定是要走人的,但最大的可能是在十八大之後。但是,薄熙來這樣高調反擊,其中也許還包括傳聞中的重慶挺薄大遊行,如果沒有這種事,我們很難理解在重慶換人之後,重慶市市長黃奇帆那番關於保證不發生「政治性社會事件」的話指的是什麼。結果,在十八大之前,重慶就換人了,這裏面,肯定有一定的政治動盪風險。  暫時消除了向左轉的可能  此後,無論如何,薄熙來的政治生命已經完結了。儘管對他的處理,很可能因為他的種種過份的動作,會從溫和轉為嚴厲。等待他的,甚至也可能是陳良宇的下場。但經此一挫,此公就算能全身而退,也沒戲可唱了。重慶模式的破產,使得中共高層對於按這種模式解決難局的幻想破滅,中國也就暫時消除了向左轉的可能。要想把社會問題擺平,只能另尋出路。從大的方面講,改革三十多年,最有權勢的權貴集團,聚斂了巨大的財富,成為改革的頭號受益者,這個集團,雖然自身也分裂成各種派系,但都變成了超級有產者。有產者跟革命家不一樣,無論道德如何,理性程度肯定是增加的。他們的身份和財富,使得他們不可能不堅持開放而選擇回到朝鮮去。所以,來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的壓力,以及中國社會內部的動盪壓力,逼得他們今後依然要選擇繼續改革,以期解決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難題,也就是說他們唯一的選擇是推行政改。從某種意義上說,此前種種關於國進民退,法制倒退,意識形態左轉,輿論言論的嚴厲監管等等「左的舉動」,將會隨着重慶模式的破產,走到盡頭,改革,最終會從谷底反彈。改革從哪兒起步,改到何等地步,是不是還像以前那樣先難後易,我們無從推測;儘管這條路還很難走,保守勢力依然可能反撲。但自從一八四○年以來,中國走向世界的趨勢,無論如何都擋不住了。再出一個狂人,重試重慶模式,至少障礙會大得多了。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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