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淨土  悼念賈植芳伯伯 (彭小蓮)

  胡風分子、詩人冀汸的女兒殷殷給我打電話,她說:「賈(植芳)伯伯去世了。」「什麼時候?」「就剛才。」我一下被嚇住了,就在幾天前,我剛去醫院看望了他,進門只聽見賈叔叔大聲地說:「小蓮,你怎麼沒有給我帶水果來啊?」頓時引得邊上的人都哈哈大笑。  任何時候,賈叔叔都是要讓大家快樂的人,他像一個做脫口秀的演員,隨便你怎麼笑,他就是唬著一張沒有表情的臉。笑聲依稀還在,可是人怎麼已經走了?我們都堅信他是要活到一百歲的呀!我趕緊給胡風先生的孩子發了短訊,曉山立刻回信了。這時,我正在通知上海其他胡風分子。小顧(征南)叔叔說﹕「啊呀,小蓮,你說好上星期天是要帶我去的,你就是在那裏瞎忙,我……唉……」他沒有說下去。羅飛叔叔急得話都說不出來,他說:「我心臟不行了,一會兒給你打回去!」只有何滿子叔叔是冷靜的,他停頓了一下說:「老賈心臟不好……」後面就沒有聲音了。以黑色幽默面對荒誕人生  記得第一次去看賈叔叔的時候,他在贈送我的書上題簽的是:賢侄 小蓮留念。那是一九八○年代初。那時我還不大明白我怎麼成了他的侄女。後來,殷殷跟我說,你到全國任何有胡風分子的地方,稱說是「分子」的子女,都會被接受,都會有好吃好住。他們這些人,即使在上個世紀,互相之間也不稱呼「同志」,他們稱呼為「兄弟」,於是我順理成章地成為賈叔叔的侄女了。後來我走遍全國各地的「分子」家,果真被招待得像侄女一般,我被這一份溫暖和親情折磨了很久很久。  冀汸叔叔比賈植芳年輕,所以他的女兒管賈叔叔叫「伯伯」,我父親(編按:彭小蓮父親彭柏山是一九四九年後接替夏衍的第二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在一九五五年被打成黨內級別最高的「胡風分子」。)比賈叔叔大六歲,我稱他為「叔叔」。賈叔叔跟我說:「我沒有跟你父親說過話,我只聽過他作報告。他是當官的,我們這樣的小民,就坐在下面老老實實地聽嘛。不過,你父親還不錯,還是一個讀書人。」  我聽他的補充,哈哈大笑,這算是他對父親很高的評價了。賈叔叔也領會了我的笑聲,朝我眨了眨眼,又說﹕「我在日本當流亡學生的時候,在書店看見你父親的小說翻成的日文書,魯迅先生給他寫的序。」「胡風分子」相識恨晚   其實胡風分子之間大都不相識——這是一群很奇怪的朋友——一直到文革結束以後,這群因為戴著「胡風分子」帽子的人,都很想看看被打成一個集團——胡風反革命集團裏的都是些什麼人,用何滿子叔叔的話說:「一看,哎喲,真有相見恨晚的感覺!」後來,他們自覺地「團」在一起,這讓這些老人的晚年比任何人都多了一份溫馨。  現在回想這些事情,年輕的一代幾乎不能相信,所有的罪行和證據,竟然是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的舒蕪《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舒蕪交出他與胡風多年的通信所構成的,其中包含舒蕪本人斷章取義、上綱上線的分析,再加上同日《人民日報》編者按語的評論,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就在全國展開了。胡風先生信中涉及的詩人和作家,後來都成了「分子」。當時誰都不知道編者按語是毛澤東主席親自撰寫的,但是按語中的「雷霆萬鈞之勢,絕不可等閒視之」的氣氛,已經籠罩了整個國家。五五年六至七月,《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作為單行本的小冊子,僅僅在上海就印刷達八次之多,數量為六十萬冊。官方正式文件公布的資料是:一九五五年五月,共九十二人被正式逮捕,其後有六十三人被隔離監禁,七十三人停職審查;二千一百多人被株連。  直到一九六五年,這個案子才送上法庭。這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都已經被關押了十年之久。但是最後只有三個人正式判刑:胡風先生十四年,詩人阿壠十二年,賈植芳叔叔十二年。其他「分子」免於起訴。我們認真審視這個事件的話,發現事情十分荒誕。原來他們不是在一個平等的條件下論爭現實的。陷害是一開始就被確定的,這完全是不合乎法律的。有意思的是,這樣違反法律的事情,卻又用法律的形式來解決。正式開庭,依然出示證人,而證人的供詞是被事先審查過,並且指定證人必須背誦證詞。阿壠先生在天津出庭的時候,如臨大敵,警察全部出動。因為阿壠先生堅持自己無罪,堅持認為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人為的,是捏造的。胡風先生雙手攏在自己的袖子裏,站在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他還想保持一份人的尊嚴,因為他不願意讓人看見他戴著手銬!「我沒有背叛朋友」   面對荒誕,賈叔叔竟然用黑色幽默,用自己的生命面對它,開了一個玩笑。  賈叔叔用插科打諢的方式向我憶述被拉出去判刑的那一天:「一九六五年的一天,他們在叫一千七百八十三號……原來上午那個老法警來了,他跟我說就是你,你還不結案啊?你不懂規矩,你上去。我後來上了車,他們問我吃過飯了嗎?我說我沒吃,他就給我一碗飯,還有一碗青菜,一個豆腐乾,我都吃了。他問我吃飽了嗎?我說沒有。他說要吃飽,只有死刑犯才讓他吃飽。我想死都要死了,那就吃它個飽,不要做個餓死鬼。後來他說你在這裏等一下,不到兩點鐘,來了兩個青年幹警。他們說,走,走。把我送到一個武警大廳,一到裏面,已經坐滿人了。一個審判長說,把這個老反革命賈植芳帶上來。  「胡風應該是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十四年,他們跟我說:『罪犯服法……』我聽成『伏法』,即把胡風槍斃了。我想怪不得不槍斃我,已把胡風給槍斃了。我想胡風都槍斃了,我不要聽了。我想多少年了,搞了這麼一個結果。於是隨便他們講,然後他們問我,上訴不上訴?我說不上訴!判決書要我簽名,我看都不看就簽了。他媽的這個混蛋,我們過去為了追隨共產黨,監獄進進出出,餓肚子。後來宣判完了,就把手銬給我戴上。我感到蠻光榮。」「為什麼感到光榮?」   「我不是舒蕪,我不做那些下流事情。我沒有背叛朋友。災害期間,我腿腫得不得了,那會兒就把我帶到提籃橋監獄,把我帶到病號間,現在我不用麻煩人家了,我多少年跟共產黨的關係到這裏結束了。蠻光榮。」幽默裏包含了智慧  當這個吃飽了不做餓死鬼的賈叔叔,在面對死刑的可能時,他的坦然和幽默,實在讓我笑不出來。可是他就是這樣一路走了過來。二○○三年春節,我去給他拜年,正趕上「分子」何滿子叔叔夫婦、小顧叔叔都在那裏。我一進門,賈叔叔就說:「你最近拍的電視劇,我看了。不錯。」我一聽就笑了,不知道他是裝糊塗還是真有點糊塗,或者是沒話找話說。我什麼時候拍過電視劇啊?他說:「怎麼不拍拍你爸爸的事情,這不比什麼故事都好看嗎?」「沒有你這樣的人物在裏面,還有什麼會好看的?」「那就把我和這些『分子』都拍出來啊。」於是,邊上的「分子」都笑了。  可是我卻笑不出來了。我知道,賈叔叔的幽默裏總是含著思考。後來,我和朋友魏時煜一起把攝像機對準了他們。但是在對準賈叔叔的時候,因為在同期錄音,我不敢笑出聲,只有停下拍攝時才讓放肆的笑聲爆發。賈叔叔還是舉著那支烟,吸一口,然後繼續往下說。我只好大叫著:「等等,我機器還沒開呢。」在那裏,他似乎比在自己家還自由,因為賈叔叔的個性,他把所有的約束都給打碎了。  賈叔叔又吸了口烟,變得稍微嚴肅一點:「斯大林也好,希特勒也好,你不聽話,我就把你殺掉。毛澤東是搞群眾專政,叫你寂寞難忍,寂寞得受不了,就自殺吧,就說你是畏罪自殺,所以我就不自殺。我天天脖子上套著一塊大牌子,上面寫著『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賈植芳』。小孩子圍上來問我,人家牌子上都只寫一個名字,你上面怎麼寫了兩個人的名字?我說,他是我朋友就一起寫上去了。大家一出校門,就都把牌子摘下來,他們帶著包包去學校,摘下牌子就放在包裏。我從來不帶包,提在手裏也重,我就掛著牌子往宿舍走。工宣隊說,賈植芳,你還掛出癮來了!『你們給我掛的呀。』『拿掉它!』其實,是後來上面說不要掛了,影響不好。我也不知道影響誰了。」遠大的精神境界   二十多年過去了,從我踏進賈叔叔的小屋那天起,他就再也沒有搬走。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水泥單元樓宿舍,幾乎所有的「分子」都是這樣生活著。不論他們的著作在書架上排了多少本,不論他們得到多少個文學獎,不論他們建樹了多深學問,他們的生活依然是簡單、樸素和淡泊的。沒有一件豪華的家具和擺設,貼牆是一大排書櫥,裏面塞滿書。賈叔叔把我的書也放在顯眼的位置上,那不是因為我,而是因為我寫了那個時代,寫了他們的故事,寫了一本他認可的書。  有一個教授離開上海調往北京的時候說,即使在上海的大學裏,大家見面仍不是談股票和買房子,就是談自家的孩子,沒有什麼學術氣氛,不像北京。真的很遺憾,上海就是給人這樣的印象。但是,我是幸運的,因為父親的朋友,這些「分子」給了我一份很珍貴的饋贈——那就是他們的追求,他們的精神境界。一代人慢慢地都走了   「到了七九年,我到北京去看蕭軍。我頭上還戴著帽子。我是去開會收集資料的。我叫那個講師到師範大學查資料去,藉此把他打發開,就去找蕭軍去了。我說﹕『老蕭,你還認識我吧?』他說﹕『怎麼敢忘記呢?胡風家裏的那個賈植芳。』他說﹕『你在我這裏吃個便飯。』他老婆在生病,我說﹕『算了吧,咱們就見見面。再見面就是開追悼會了。』我再碰到蕭軍,頭髮都白了。不久訃告就來了,向遺體告別。  「小蓮,我們這代人慢慢地都走了。前幾年,我還到龍華開追悼會,這幾年都不去了。最多送個花圈。咱們這個追悼會,還講黨籍……還有待遇。掛個照片,級別高的站在第一排,都是老頭子,低個頭。我說,不要低頭不要哭……。小蓮,你記住我的話,追悼會天天在開,牆上掛的肖像也天天在變,一個一個都死了。那個釘子不變,照片在變。釘子還是那口釘子,下回,我掛在那個地方,你站在這個地方。都是這樣,這個地方就是平等的,每個人都要到這個地方來的。」  說這話的時候,是二○○三年夏天,我和魏時煜帶著賈叔叔和何滿子叔叔回訪提籃橋監獄。天很熱,那時候我還沒意識到重新面對關押過他們的監獄,他們是什麼感受。那天氣溫三十八度,兩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居然在炎熱的大太陽下走著,他們看上去那麼冷靜。  監獄的政委對我們說:「監獄裏面不能拍攝,不能參觀。」  賈叔叔問:「能看看我當年關押的地方嗎?」  政委說:「不行!但是我可以帶你去看看我們的展覽廳。」  賈叔叔微笑著問道:「那裏有我的照片嗎?」  政委說:「沒有!」  「那就不看了吧!」  政委有點尷尬,這是在監獄裏啊。我這才體驗到賈叔叔的幽默,體會到他個性中的力量。但是我緊張得不敢對他的幽默發出笑聲。「我從來沒有當過官,我是讀書人」  我從來不知道這些「分子」改變了我多少;我從來不知道我會在對他們的採訪中,學到了多少;更沒有意識到,因為他們,我對痛苦有了重新的理解。二○○二年春天,我去看(王)元化叔叔,他非常感慨地說:「你要去看看老賈啊,他現在退休工資只有一千元多一點點,還不如一個技術工人。我託人給他送了西瓜去,聽說他感動得都要流淚了。」我趕緊去找何滿子叔叔,說我們一起去看看賈叔叔吧。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何叔叔堅決地說:「不去,我春節剛去看過他,他很好!」於是我轉述了元化叔叔的話。何叔叔更加是一臉不屑的表情。  「不可能!你想想這是老賈的性格嗎?什麼時候會掉淚?胡說八道。不去,不去!」  但是,我還是去了。一看賈叔叔依然坐在他那把破藤椅裏,雙腳擱在另外一張條凳上,拿著一本紀德寫的《從蘇聯歸來》。他看見我走進去,只是扔下書,連姿勢都沒有改變,問:「小蓮,要喝水嗎?不要,那就隨便找個地方坐吧。」  「賈叔叔,你退休工資只有一千多塊錢啊?」  他奇怪地看著我,似乎懷疑我為什麼為了這樣一個問題從大老遠的靜安寺跑到復旦來吧。他幾乎沒有反應過來,我著急了,再追問他:「是嗎?」回答很簡單:「是的。」「憑什麼?」「因為我坐了二十五年牢,教齡不夠,只能算一般教師退休,所以大家都是這點錢,我怎麼辦?」  我完全楞住了,他身旁的學生解釋:「是賈先生自己不要的。因為他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解放前一直幫助共產黨,坐過日本人的牢,還坐過國民黨牢。學校要給他作為離休幹部辦理,那待遇完全是不一樣的。他不要!」  我大聲問:「為什麼不要?你跟錢有什麼好過不去的。」這時候,賈叔叔顯得有點不耐煩了。他說:「我不是幹部!我從來沒有當過官,我是讀書人!」  賈叔叔回答我的話,何叔叔也曾經說過:「我們不要做官。我們是讀書人,我們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意味著什麼?沒有權,沒有錢。但是,我們有自己獨立的人格和思想!」  我把採訪賈叔叔的提問修改了,原來有一個問題:你後悔成為胡風分子嗎?我知道,他永遠不會後悔,即使在文革期間,那麼多人像躲避瘟疫一樣躲避著胡風這個名字,但是賈叔叔還會對那些譏笑他的孩子說,胡風是我的朋友。這份黑色幽默裏蘊含了多深刻的思考,體現了多麼強大的人格力量。  其實賈叔叔很了解胡風先生書生氣太甚,政治上幼稚,容易被傷害。  「馮雪峰在開國前在上海的,後來北京打電話叫他到北京去。他回來後跟我們講,毛澤東同志把他叫去,問上海文化界的情況。毛問他,聽說胡風他們有一幫人?馮雪峰聽這個話覺得很奇怪,就對我們講。我一聽這話就警惕了,我想怎麼把一個把文學社團看成一個政治集團?毛都是從政治權術方面看問題,不是從文化方面看問題。那時候,一直不給胡風安排工作,胡風很苦悶。我就勸他不要和他們爭什麼了。我買了一本英文版的《十日談》,我勸胡風翻譯一點書,好好寫一本魯迅傳,不要去管他們。」  賈叔叔的幽默原來是建立在他政治上的成熟、敏銳和深刻上。他是一個大智若愚的人。你完全不會想到,他那麼輕鬆的笑聲裏,積蓄了準確的觀察和思考。人生就是遊戲   我終於忍不住問,我要賈叔叔親口告訴我。  「跟胡風做朋友,你後悔嗎?」  「我不後悔!」  「如果沒有這個朋友,你的生活會是怎麼樣的?」  「不會比這個更好。文化大革命連劉少奇都打倒了,老革命都打倒了,周揚四條漢子也進了監獄,我說毛主席五五年把我們抓進去了,六六年我們差不多都出來了,卻把四條漢子抓進去了。文化大革命以後,把四條漢子放出來了,把四人幫又抓進去。監獄大家輪流坐。我們是勞改第一期畢業,是老資格了。你說,我怎麼會感到幻滅?人生就是遊戲,我念的中學是美國教會學校,只想回家結婚,娶個媳婦。這個時候,人就很容易感到幻滅,這叫虛無。我大學也沒有念完,高中念了三個月就被開除了。我只有初中文憑。我那個不安分,在『一二.九』運動被抓進去,但我不是共黨黨員,我和他們沒有關係,我當初就是要爭取民主自由,反對封建統治,反法西斯。到抗戰的時候,我在日本是流亡學生,受日本警察監視,後來回國參加抗戰,國共合作。後來在國民黨那裏當個編輯。內戰的時候,我又被國民黨抓進去。終於解放了,你都看見了。」患難夫妻鶼鰈情深   賈叔叔與任敏阿姨的情感老而彌篤。任敏阿姨從青海勞改回上海之後,就沒有了醫療保險。後來她病得很重,住進醫院以後,一天的醫藥費就要五百多元,這時候大家也都看明白任敏阿姨的病是很難治癒的,可是沒有人敢告訴賈叔叔真相。只有醫生暗示賈叔叔不要花這個錢了。那時候,真的是賈叔叔經濟上最拮据的時候。賈叔叔不想跟大家爭論,他裝作什麼都聽不見,就是不肯動搖,堅持治療!正在這個時候,出版社給賈叔叔送來了一萬多元稿費,他連點都來不及點,把錢壓在學生的手裏說:「快,快快,給醫院送去。」賈叔叔唯恐醫生不再支持他,親自找到醫生跟他們說:「我和任敏來上海時,手裏只有幾個銅板,一捲鋪蓋,現在是有一個像樣子的家了,我大不了再拿幾個銅板回老家去住。」最後賈叔叔的真情打動了上帝,任敏阿姨活下來了,可惜成了植物人。賈叔叔在學生的攙扶下到醫院,他緊緊地握著任敏阿姨的手,大聲叫道:「任敏!以前別人整我們,我們沒有辦法,現在好了,我們一定不能自己打倒自己啊!」所有在場的人都嚇呆了,閉著眼睛、不能動彈的任敏阿姨淚如泉湧!賈家的奇蹟   任敏阿姨出院回家以後,賈叔叔每天都走到任敏阿姨的床前,對著完全是植物人的任敏阿姨,一點一點匯報自己一天的生活。說完後再走到她的床尾,把任敏阿姨冰涼的腳握在手心裏,慢慢地把它搓熱,為她捂好被角,這才走到自己的床前。每天如此,一直堅持到任敏阿姨去世。就這樣,在任敏阿姨去世的半年前,有一天她突然醒過來了,賈叔叔叫她,她對著賈叔叔點頭;跟她說話,她也有反應了。  奇蹟永遠在賈叔叔家發生!  賈叔叔的眼淚,在五五年被捕坐牢以後,只流過兩次,一次是胡風先生去世,另一次是二○○二年的十一月尾,任敏阿姨去世時。那時,大廳裏擁滿了幾代賈叔叔的學生,大家在為師母送行!賈叔叔在學生的攙扶下走進來,走到夫人的遺體面前時,誰都沒有想到,這個八十多歲的老人,突然「啪」地一下在夫人面前跪了下來,大家拉都拉不住他,老人哭了。他說:「你跟我苦了一輩子啊……」  生命就像賈叔叔對我詮述的那樣,有一天,他不會再感到幻滅。在他九十二歲高齡,在他思維依然那麼敏捷的時候,二○○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他的遊戲結束了,那麼殘酷,卻是那麼瀟灑。我記住了賈叔叔的話:「不要哭泣,站在我的相片面前不要哭泣,這個地方就是平等的,每個人都要到這個地方來的。」  二○○八年六月一日於加州(作者是內地電影導演。)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