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陳伯達和田家英  兼答曉農君「離奇的造假」 (戚本禹)

  毛澤東逝世三十年祭,我應《明報月刊》之邀,寫了一篇《毛澤東選集》編輯紀事的文章。陳伯達的小公子陳曉農君看了。他挺聰明,「約略讀來」,就知道「該文是說《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主要由田家英、胡喬木負責,田的功勞最大,《陳伯達遺稿》中說具體編輯事務由陳負責是不對的。」曉農君的概括不錯,只是我並沒有否定陳伯達也做過《毛澤東選集》文章的校閱等工作,只是說他這類工作做得少,不是主要的。曉農君不滿意這種說法,認為這是「抹殺、醜化我父親的文字」,是「為了消滅陳伯達為中共服務的痕迹」。曉農君這種說法是不符合我文章原意的。  曉農君說,他不經意地用放大鏡「去看戚本禹文章中那個證明胡喬木、田家英作了主要編輯工作的圖片」。「這一看不要緊,卻使我驚呆了。」因為「圖片右下端的說明文字是﹕『這是《毛澤東選集》發排的稿樣,上有胡喬木、田家英的改動。(作者提供)』然而事實卻是這樣超乎想像地展開在面前,該稿樣上端的『並擊潰了』、『美』、『日波』、『國』、『裝』、『涉者』、『第三次』、『無產階級的』和中縫的『當時』這二十一個字,明明是我父親陳伯達的親筆手迹!」「這張圖片不僅不能證明戚文的觀點,相反,它所證明的恰恰是陳伯達做的工作。」曉農君還提供了陳伯達的手稿,證明《毛澤東選集》稿樣上那二十一個字與陳伯達親筆寫的手稿一致。  曉農君接著說,戚本禹此人「曾長期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 ,「不可能沒有分辨能力」。他這次事件「絕不是偶然的失誤」,「而是一次嚴重的篡改歷史、欺騙世人的造假事件。」  我為什麼要提供這一份《毛澤東選集》文章的稿樣呢?為的就是證明陳伯達在《關於〈毛澤東選集〉答文獻研究室問》和《〈毛澤東選集〉出版的補記》(見《陳伯達遺稿》)中所全力迴避的、甚至連個名字都不提的田家英——才真正是為《毛澤東選集》出過大力的人。事實是﹕那個稿樣中的二十一個修改字樣,全是田家英寫的,這是我親眼所見,他的改樣也是經我送給喬木和出版社的。喬木看了此稿,用紅筆勾回幾個字,所以可以說這個校樣是經過他們兩個人改動的。因為稿樣上根本沒有陳伯達寫的一個字。所以曉農君說的「它所證明的恰恰是陳伯達做的工作」,是不能成立的。  其實,任何一個有點文化修養的人,只要用心把稿樣上的修改筆迹,同曉農君提供的陳伯達的稿件筆迹比較一下,一切就都了然於心了。  例如曉農君的力證「的」字,陳伯達的稿件上有十三個「的」字,全是1+N形,即M形大出頭。田家英改過的稿樣上「的」字有三個,二個是白+勺組合,一個是M形的,但是是歪頭的。這兩份稿子能是一個人寫的嗎?  曉農君講的其他十幾個字,也沒有一個與陳伯達手稿「完全一致」的。例如「者」字,陳稿的「者」字頭兩筆一劃一筆,並不相連接,而田稿上的「者」字,頭兩筆相連。再如「是」字,陳稿中有五個,下部全是連筆,田稿中的「是」字下部是正寫的,不連筆。其他如「產」字、「階」字、「六」字等等都無一相同。  如果這些還不夠,本文作者再提供田家英親筆寫的《古史綱要》一件、題詞一件,敬請曉農君和讀者、專家鑑定。  請看田家英《古史綱要》上的「第三」兩字,與《毛澤東選集》稿樣上的「第三」兩字是多麼的相同。再看那個馬克思「主義」的兩個主字,與稿樣上的「主」字又多麼相同,其他相同之處亦比比皆是。曉農君總不好意思說,田家英的這些親筆簽名或蓋有圖章的題詞和文稿也是陳伯達寫的吧。  如果曉農君對這類問題還感興趣,我還可以提供一些稿樣和田家英、陳伯達的文稿,來作進一步鑑定。  其實,曉農君如果真弄不清這個問題,他可以在給我扣「嚴重的篡改歷史」和「欺騙世人的造假」的大帽子之前,向北京許多熟悉田家英、陳伯達筆迹的人,如姚洛、史敬棠、逄先知、王象乾等(他們都健在)請教一下,問題也是可以弄清楚的。  曉農君和陳伯達畢竟是父子,所以心息相通。他和陳伯達一樣,在他的「批評與回應」中也絕口不提田家英為編輯《毛澤東選集》所做的而且是不可或少的工作。   陳伯達和田家英的矛盾很大。這是我參加《紅旗》雜誌工作後才知道的。一九六六年暮春的一天,陳伯達調我和王力、杜敬三人去天津談話,策動我們反對田家英。他開頭就對我說,「田家英在主席跟前搶了你的功勞。」什麼事情呢?原來我一九五九年曾跟田家英到四川做農村調查。經過三個季度的勞動,我們弄清了事實,由我起草了農田真實產量的報告,送到廬山。報告經田家英送給毛主席,主席很重視,批評了李井泉虛報產量。陳伯達說他是從同我們一起下鄉的史敬棠(陳伯達的秘書)那裏知道,這個報告是我寫的,田家英在主席那裏卻把這個報告說成是他的。陳伯達這些話倒沒能打動我。因為田家英本來就是四川工作組長,他向毛主席報告,讓主席知道糧食的真實產量,就達到了目的,提不提到我,根本不是什麼問題。何況在當時只要田家英知道我在下面的辛苦就可以了,上達天聽是我不敢奢望的事。但接著,陳伯達向我說田家英背底說了我一大堆壞話,卻使我很不愉快。我認為,田家英經常與我一起,有什麼話,當面說不好嗎,為什麼要背後說呢!現在回想,田家英當時壞話主要是說我很驕傲。而我當時也確實有驕傲的表現。陳伯達還說,田家英不支持我寫的《評李秀成》,也不支持我的《為革命研究歷史》。這兩條與我的記憶不同,在我的記憶裏,在這些問題上,田家英曾幾次表示支持我。說這話時他的秘書逄先知也在場。當時逄先知也表示支持我。所以對陳伯達這些話,我不太相信。近幾年從田家英家屬等寫的文章裏才知道田家英在人前、人後說話是不相同的。但不管田家英有沒有說過我的壞話,也不管田家英工作上、生活上有多少缺點、錯誤,我都不能否定田家英在《毛澤東選集》編輯工作上的貢獻。因為事實是﹕那幾乎是他一生精力的關注點,有時為了這個工作,他中午不睡覺,晚上再熬夜,忙起來,寢食俱忘。毛澤東思想,曾經鼓舞了全中國人,也鼓舞過亞、非、拉等家許多革命的人們,這其中也有田家英的功勞。陳伯達連印製《毛澤東選集》工廠工人「絲毫不苟」的精神都能給予肯定,對參與編輯《毛澤東選集》的胡喬木,他也提到了,可就是不提田家英。  曉農君很懂得參與《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對陳伯達的重要性,他為了捍衛「陳伯達為中共服務」(曉農君的原話)的功績,硬把田家英對毛澤東文章注釋的修改說成是陳伯達寫的。這也真是「張冠李戴」(這也是曉農君的原話)。曉農君為傳承父業,確實是不遺餘力了。比起來,田家英的子女差得遠了,他們編了一本田家英收藏的清人書法集,好是好,但它僅僅是田家英的業餘愛好。《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與收藏清人書法比起來,一個是軀幹,一個是枝葉,孰輕孰重呢?  曉農君為其父爭光,不惜歪曲事實,把我罵得「狗血噴頭」,這也就罷了,誰叫我踩了別人的腳後跟呢!但他大不應該憑著想像,指控我提供的稿樣,應是「現在的檔案部門官員向他提供的」,而且說,他們「可能參與了戚本禹文章的造假行為」。這個攻擊太過份了。須知,我是被鄧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驅除「教門」的「反革命」,現任的官員怎麼敢向我提供如此重要的檔案呢?他們怎麼參與我文章的寫作呢?  那麼,我的《毛澤東選集》稿樣是從哪裏來的呢?我該如實交代了,它只是我學習筆記的一個裏層。當時中央機關比較節約,連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的信封都是工作人員用舊報紙糊的。一張白紙兩面都用過,才能換新紙。《毛澤東選集》的稿樣用過後,田家英將它分成兩堆,一堆是要保存的,送檔案庫;一堆是不須保存的,因稿樣背後無字,尚可利用,便定期交秘書管總務「石老兄」,分發給秘書人員起草文稿或學習使用,僅僅是田家英改過的稿樣,一般是不保存的,這些稿樣分到我手裏,我把它翻過來裝訂成筆記本。這其中恰巧有我經手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稿樣,如此而已。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我被隔離審查。我所有的文章、圖片、書籍、筆記,書畫碑帖、文物收藏都被汪東興沒收了。後來退回了一部分書籍、筆記、私人信件(不包括善本書和他們認為有用的筆記),其他一樣沒收了。這退回的東西裏有當時用反摺後的稿樣做的筆記本,前幾年我發現這個筆記本還沒有背面的稿樣有歷史價值,就把它折開,翻轉過來重新裝裱。二〇〇六年為寫《毛澤東選集》編輯記事,把其中的一張提供給了《明報月刊》雜誌。  《易經.蠱卦》爻辭謂﹕「裕父之蠱,往見吝。」「干父之蠱,用譽。」按照三國時易經大師虞翻的解釋,意思為「寬容父親的過錯,發展下去,就會有憂患。」「匡正父親的過錯,就會得到美譽。」這兩句幾千年前的古話,似乎與禹與鯀的故事有關,但它講的是真理。經過多年的思考和研究,我現在已不認為曉農君的父親是什麼反革命,但他的確有嚴重的錯誤。他的嚴重錯誤不是他自己說的什麼對「二月提綱」的否定(陳伯達認為這是他的「第一個罪行」,見《陳伯達遺稿》,一〇二頁),也不是他所說的「我的最大罪惡,首先是極端狂妄地提所謂(劉鄧)路線問題。這是永遠無法寬恕的。」(同上,六五頁)他的嚴重錯誤是無根據地把中央研究室的一大批部下,當做田家英的同黨打倒,並逼死了其領導人柴沫,而這個柴沫於公、於私對他都是很好的﹕他的嚴重錯誤還有隨意地製造冀東八萬人的冤獄、三千人的慘死;還有參與製造天津市委許多人的冤案;參與製造五一六反革命的大冤案;以及第二次廬山會議的嚴重錯誤;如此等等。這是只要看看他當年的講話就可以明了的。儒家的孝道已經落伍於時代了,在儒家產生以前,中華民族的先人並不以庇護自己的父親的錯誤為孝道,「裕父之蠱」不若「干父之蠱」。曉農君,善處之。  我作此文並非要與故人之後爭一短長,我年事已高,個人間往日(四五十年了)之恩恩怨怨已如烟雲散去,唯願給後人留一點真實,為總結歷史經驗者提供一點資料,如此而已。  (作者是毛澤東前秘書。因篇幅關係,文章已經編輯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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