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修改憲法的四點建議 (曹思源)

  中國先後頒行了一九五四年憲法、一九七五年憲法、一九七八年憲法、一九八二年憲法。爾後,在一九八八年、一九九三年、一九九九年、二○○四年又有了四個憲法修正案。憲法的修改走了一條漫長的道路,也取得了一些進步。但是究竟如何保障公民權利?這個關鍵問題至今尚未解決,急需廣開民智,進一步修改和完善現行憲法,才能保證國泰民安,為此特提出四點建議,簡要說明如下:只有中國朝鮮憲法保留了專政條款  一、堅持依法治國,取消專政  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國和朝鮮的憲法保留了專政條款。六十年來,中華兒女為專政犧牲了幾千萬條鮮活的肉體生命和政治生命。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專政了三百一十七萬右派分子、一百四十三萬中右分子,共計四百六十萬人;這與當時全國五百萬知識分子相比,分量有多重!一九五九年反右傾、整彭德懷反黨集團後,又專政了三百多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其中不少黨內幹部,曾經是黨的專政工具。十年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場專政的鬧劇,今天你對我專政,明天我站起來再把你打倒,對你實行專政,據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總結,鬥了一億人,死了兩千萬。作為在職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一夜之間就被打成專政對象,有口難辯、自身難保、死無葬身之地。像夏衍這樣的文化老人,也難逃專政的整肅。  有人以為加強專政能保天下太平,結果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大陸動亂不已。曾經的專政者林彪和王、張、江、姚等也前赴後繼、身敗名裂。雖然專政的理論強調打擊面只是百分之五以下的「一小撮」敵人,但是幾十個回合下來,被專政的人數便接近百分之百了。有這麼一把利劍懸在公民的頭上,隨時落下砍人,憲法關於公民權利的條款就成為虛設的一紙空文了。  從歷史、現實和未來三個方面來看,所有可能的專政受害者都應該是取消憲法專政條款的擁護者。為了使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後代,一切「專政者」和「被專政者」都能永遠免於專政的恐懼,還是讓中國的憲法勇敢地告別專政、擁抱法治吧!  二、莫劃分「人民」與「敵人」  六十多年來深受政治動亂之苦的中國人,莫不痛恨動亂。而細心研究一下不難發現,動亂的根源就在於:全國被強行分為人民與敵人兩個階級。有權者不難以「人民」的名義實行專政,「敵人」則是被專政者。按照專政的理論,鼓動人民對敵鬥爭要狠:「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於是乎公民之間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就成為常態。(如江西的李九蓮因寫信給其未婚夫,被未婚夫出賣而於一九七七年以反革命罪被判處槍斃)一個公民只要被劃為「階級敵人」,其公民權利就沒有任何保障可言了。任何人都有可能今天還屬於人民,明天就被打成階級敵人,由人鬥人的工具,變成了人鬥人的靶子。以至於誰也不敢拍着胸脯誇口:「我永遠不會成為階級敵人。」就連曾經的國家二把手周恩來最後躺在病牀上還擔心地說:「我死後你們不要在我臉上畫叉子啊」;擔任過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警衛局局長的汪東興也曾對其助手鄔吉成流露過自己的擔心——「不知什麼時候就會被人家抓起來。」可見對敵專政幾乎威脅到了每一個人。國人被分敵我,相互之間虎視眈眈,沒有了安全感。這樣的社會不出亂子才怪呢!(以言獲罪等等都是以所謂對敵專政為依據的。)以「公民」取代「人民」  「人民」一詞本是人的集合名詞,並沒有什麼政治性。但是在六十多年全黨全民敵我鬥爭的專政實踐中,被賦予了太多的政治色彩、太多的階級色彩、太多的抗敵性和排他性。說「人民政府為人民」,就意味着只為一部分尚未被劃為敵人的公民服務;而另一部分公民一旦被劃為敵人,則不在服務和保護之列,這就製造了社會分裂。  因此,我建議在憲法修正案中盡量不使用「人民」這種已被弄得含義不清的概念,或者以「公民」取代「人民」。諸如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等不妨就叫共和國、政府、法院、檢察院;而人民代表大會則改稱「公民代表大會」。  有鑑於此,建議修改憲法第一條,在刪除專政的同時,重新考慮國家名稱,如中華共和國(突出共和制為國家的根本制度)、中華聯邦共和國(明確以聯邦制的形式統一全國各地區)、中華全民共和國(有利於消除以人民的名義製造敵對意識,剝奪部分公民的權利之弊)、中華民主共和國(突出民主訴求)、中華民國(有助於兩岸和平統一)等。  三、明確表述共和國的主僕關係  「偉大領袖」何謂偉大?應該是他為全國公民服務的工作卓有成效。從角色上說,公民是國家的主人,領袖是公僕。不僅如此,國家所有的公務員、軍人和員警都是公僕,公僕的神聖職責就是為公民服務,主僕關係不能顛倒。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卻有「四個一切」的口號響徹雲霄達十年之久,叫做「一切為着毛主席、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緊跟毛主席、一切服從毛主席」,這就完全顛倒了公民與領袖的主僕關係。隨着毛澤東逝世,「一切為着毛主席」的錯誤口號才退出了歷史舞台。  然而,一切官僚主義者直到今天仍然不懂得公民與公務員的主僕關係,還在那裏以其所作所為顛倒這種主僕關係,在繼續禍害國家,侵害公民權益。我們不能不高度重視這一問題。在修改憲法的草案中對公民與公務員的主僕關係,應作出明確的規定。建議憲法修正案第二條作如下表述:  「主權在民。中華共和國的原則是:公民權利高於一切。中華共和國的一切權力源於和屬於全體公民,公民直接或通過選出的代表行使權力。共和國全體公民是國家的主人,國家的公務員、軍人和員警是公僕。公僕的神聖職責是為公民服務。中華共和國實行政務公開,最大限度地公開信息,重大情況向全民公布,重大問題經全民討論。凡需要保密的政務資訊必須以法律明確規定等級和許可權。中華共和國範圍內所有黨政公款收支的賬目,均須在互聯網及時公布,公民有權查閱。」不希望軍隊向平民開槍  四、以憲法禁止軍警向平民開槍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已經成為我們國家歷史上最為敏感的日子。每到「六四」,幾乎全國人民都有三個問題湧上心頭。始終是揮之不去。  一、人民的國家什麼時候向人民公布,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有多少人死了,有多少人傷了?這個死傷數字什麼時候公布?  二、將來還有沒有可能發生類似「六四」的悲劇?  三、我們有沒有什麼辦法,有沒有制度上的措施,防止「六四」的悲劇重演?  這三個問題無人解答,揮之不去。歷史包袱越背越重。  我們在很多問題上,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我相信在這個問題上,絕大多數人都能達成共識。什麼問題呢?就是我們希望將來不會再發生軍隊向平民開槍的悲劇。有誰主張將來還要向平民開槍呢?有嗎?沒有。是的,我相信沒有。我們不希望向平民開槍!不希望向平民開槍靠什麼?靠良心嗎?良心靠不住!我們要靠制度,這個制度要表現在什麼地方?表現在憲法上。因此要修改憲法,在憲法上寫進軍隊的主要任務,是對付拿槍的、國外的敵人;員警的主要任務是維護社會治安,是保護公民的權利!無論如何我們的軍警是對付拿槍的敵人!我們的軍警不能向平民開槍!  我認為這是容易達成共識的。軍隊誰養活的?老百姓養活的!納稅人養活的!我們每個人作為納稅者的一分子,養活了軍隊。養活了軍隊,不是讓你在某一天對我開槍,對我的兒子開槍,對我的孫子開槍。軍警作為公僕,沒有權力對平民開槍。現在說要防止顛覆性錯誤,我看,向平民開槍這樣的顛覆性錯誤決不能再犯了。因此要寫進憲法。  我建議修改中國現行憲法中關於武裝力量這一條(憲法第二十九條),作如下規定:  一、中華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包括軍隊和員警。  二、軍隊的主要任務是保衛國防,員警的主要任務是維護社會治安。  三、除了軍人和員警之外,任何人不得擁有兵器。  四、軍人和員警不得對非武裝人員使用兵器,唯對現行兇手除外。  這四款規定中,第四款是關鍵。如果能嚴格執行這一憲法條款,就能避免出現軍警向徒手平民開槍的悲劇。  前文已經闡明,共和國公民是國家的主人,公務員和軍警都屬於公僕。世界上哪有公僕向主人開槍的道理呢?可惜原憲法對此沒有明確的表述。付出了「六四」的慘痛代價之後,現在亡羊補牢,關於禁止軍警向非武裝人員動用兵器這一條就比較容易達成共識了。如果能成功地把這一條寫進憲法,從根本制度上避免悲劇重演,也有利於喚起海內外的中華兒女對中國未來政治前途的信心,有利於團結更多的人,打開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六四」僵局,放下歷史的包袱,共同建設法治中國。  (作者是北京憲政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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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從法院公正做起 (曹思源)

  「方案雖好,就是太難了。」我說,改革哪有不難的?計劃經濟都能改成市場經濟,建立在計劃經濟基礎上的法院管轄制度為什麼就不能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作點改變呢?不作這種變革,潛在的包青天大都被迫「畫地為牢」,怎麼跳出來?各地法院又怎麼能擺脫地方保護主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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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案兩大疑點及其政治影響 (曹思源)

  當年薄熙來往上爬,大展拳腳、為所欲為之時,並未受到黨和國家體制性的約束,以致幾年之中竟在重慶這個直轄市搞了一場十年文化大革命復辟的預演。他的失敗卻是偶然的,是內訌的結果。主子給奴才的那一記響亮的耳光,意外地打翻了自己的船,也意外地減少了我國人民和執政黨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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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共黨內分權制衡 (曹思源)

  作者從共產黨歷史展開論述,指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創立的領導體制是決策權與執行權分權的領導體制,繼而由列寧加入監察權,形成黨內三權互相制衡的制度。文章繼而指出,如果當初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能夠互相監督,文革不是不可以避免的。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改革成功,無可避免觸及政治體制改革,在明年「十八大」召開前,作者提倡黨內分權制衡建議,期望引起社會議論。——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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