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窺中國近代園林  訪園林史專家朱鈞珍 (曾敏之)

  精彩摘錄:清華大學教授朱鈞珍是當代研究中國園林歷史和藝術的傑出專家,匯集專才,積數十年精勤調研,主編《中國近代園林史》,上冊已於二○一二年三月問世,煌煌一百萬餘言、圖文並茂,堪稱巨制。王世襄先生生前為之題簽,專業界咸稱為中國近代園林史創立里程碑,也具有歷史書、教科書的重要意義。中國享有「世界園林之母」的盛譽,但現今人們對園林認識不多,這篇專訪,能提供相關認識。——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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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記夜訪白崇禧 (曾敏之)

  看到白先勇先生十二載辛勤著述,完成《父親與民國》兩卷巨著,十分高興,這是現當代中國歷史的珍貴紀錄。白崇禧將軍一生戎馬生涯,在國家的動亂歲月中立下功績,參證現當代中國歷史發展的軌迹,值得視為青史。  《父親與民國》真實記敍了白崇禧事迹,使我憶起遠在六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我曾以記者身份夜訪白崇禧。  那是一九四四年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的階段。當年日軍攻陷長沙、衡陽,沿湘桂黔鐵路向西南攻城掠地,戰火燃燒到貴州獨山,震撼陪都重慶,人心惶恐,謠諑紛起。國民黨高官貴人紛作外逃的打算,駐華的英美使館是他們奔走出國爭取護照的對象。當時傳聞會遷都西昌,評論家諷刺國民黨是打算躲到堪察加去!  就在這個時候,我想起了白崇禧。他從前方軍事不斷失利,退到重慶,蔣介石給他掛了一個「軍訓部長」的職銜,既無軍權,也無實權,形同置散。由於白崇禧向以「小諸葛」受世人讚譽,從政從軍都深謀遠慮,擅用機智以臨事取勝,所以不負盛名。我感到形勢危難,「問道」於他,不失為採訪的契機。先以電話聯繫他,時值夜間,怕打擾了他,於是說:  「白部長,我想就時局的問題求教你的卓見,拜訪你方便嗎?」  「可以,你過去在桂林當記者,我們會過面吧?」  於是,我驅車直奔白公館,見到他時感到他鎮靜自若,以笑容相待,在訪談過程中我以會否遷都西昌為要點。  「不會遷都的,重慶雖然人心慌亂,但無事的,不必擔心。」  接着他就從容不迫以我熟悉的桂林官話談了他冷靜的分析。他認為日軍進逼獨山,是佯攻狀態,實為誘和策略。反法西斯的戰局已勝利在望,日軍企圖配合太平洋戰爭中德意法西斯集團的掙扎。「就我們的抗戰形勢看,要守住獨山,不讓敵人奪取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守不住?」  白部長坦然回應﹕「堅守獨山的是湯恩伯部隊,這部分主力是蔣介石的嫡系,蔣不輕易犧牲主力,我們都了解,湯恩伯所率領的部隊配備是精良的,但作戰向來不力,在河南不顧老百姓在戰亂中流離失所、啼飢號寒,徵役不止,引得民怨沸騰。你們《大公報》不是發表過《看重慶、念中原》的社評受到停刊三天的處分嗎?」  「照白部長的分析,日侵略軍會不堪深入西南而退卻嗎?」  「誘和不成,陪都可無恙,不必遷都。形成相持不下的局面,拖下去對我們是有利的。」  我夜訪之後,形勢變化果如白崇禧所預見。「小諸葛」的機智證明,拖局使長崎受到原子彈的投放,日皇宣布投降。《大公報》社評以「慘勝」形容抗戰取得最後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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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問虛名值幾錢  回應程翔《請曾敏之老總放下誤會》 (曾敏之)

  我於《明報月刊》發表關於「六四」《文匯報》開天窗以「痛心疾首」一詞代社論的經歷,不論當時的時間、處境、後果……都作了真實的交代,絕無違背真實的原則。但是卻引出程翔先生撰寫長文《請曾敏之老總放下誤會》,對我作善意的勸告。遺憾的是程翔先生可能因傳聞及為人掩護之誤,令我不得不提出如下的澄清聲明——  第一,程翔先生說「六四」時期,金堯如先生曾為了維護我的安全,安排我到新加坡避難,認為我在《曾敏之評傳》中隻字不提,有失「感恩」之義。事實卻非如程翔先生所判斷,我當年是賣畫籌得旅費買機票遠飛加拿大溫哥華的,有香港人民入境事務處出境證明,有溫哥華入境驗證的證明,有溫哥華的朋友劉敦仁可證明。程翔先生未作「深究」查明真相,遽信人言,是錯誤的。  第二,程翔先生記述,當「痛心疾首」的社論出台時,他在北京採訪學生運動,沒有參與其事。可是他卻說「李子誦與金堯如交了兩個版本,一個是『夫復可言』,一個是『痛心疾首』」。很顯然,程翔先生的記述是自相矛盾的,是虛構的,是不符合事實的。我的交代明明白白,是我與李子誦先生交換意見於深夜,通過電話取得一致,即向新華社張浚生副社長請示,得到同意以「痛心疾首」作社論發表的,程翔先生何來兩個版本?又何來與金堯如先生扯在一起呢?  第三,我自從離開《文匯報》後,二十多年來從未向人訴說過有關開天窗的事,也未寫過文章,直到我於《評傳》作全部交代。因此,程翔先生引述什麼專欄作家潘惠蓮向我作什麼專訪的談話,更是捏造的「新聞」;程翔先生卻引用了,我真為具有卓識判斷的採訪高手程翔先生感到「良知」失落的難過!為何難釋懷?  第四,程翔先生以誠懇的態度勸我放下對李子誦、金堯如兩先生的誤會,可是我之耿耿於懷,不是因為有爭功的私心,而是對李子誦先生同意辭職繼而反悔後,竟然把《文匯報》視為他的私產,企圖與新華社「打官司」,爭「自主權」。我是堅持他應該辭職和反對他「打官司」的。因此,他與金堯如先生背信,隱藏他們的意圖,進而不經正當手續免掉副社長陳伯堅的職務,所以我是難以「釋懷」的。當然,時間將會助我淡化一切。  第五,李子誦先生在《當代》月刊把我列為顧問,我在溫哥華致電反對,早已除名。程翔先生說我回港後向他提及除去顧問名銜的一段談話不是事實,全屬虛構。  最後,程翔先生指我在《評傳》有反映「爭功」的思想感情,我要引我的知己老友陳凡先生寫的擲地有聲的兩句詩來回答——  丈夫所貴在肝膽,不問虛名值幾錢!    (作者是香港《文匯報》前代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創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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