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他年有定評──關於《陳克文日記》回應的一點補充(梁基永)

《陳克文日記》(下稱《日記》)自出版之後,引起史學界的關注,由於牽涉重要史事,多與汪精衛南京政權有關,遂引起汪精衛家屬的反響,汪先生的外孫女,何重嘉女士撰寫了一篇讀後回應,由筆者翻譯並修改後,發表於《明報月刊》今年三月號上,同時亦由陳克文先生之公子,陳方正教授撰寫一文作為回覆。筆者並非汪氏或何氏親屬,執筆寫此文,乃因為文獻學專業的關係,覺得史料之提供,須以真實為第一要務,故不憚饒舌在此奉覆。筆者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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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實日記還是創意小說?──《陳克文日記》中有關汪精衛家族事的真與偽(何重嘉、梁基永)

《陳克文日記》(下稱《日記》)是近年來較為引起學者關注的民國人物日記之一,被廣泛徵引,據為信史。惟我獲陳方正博士贈讀書籍與原稿後,卻甚為擔憂,只因其記載汪精衛(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家族事與我認識的大相逕庭,《日記》多處牽涉我外祖父汪精衛,內容建基於陳克文與汪家的「親密關係」上,其中每每述先父先慈和其他家人對陳克文傾訴私密家事,可是我走訪了與汪家有親密來往的目擊者,一再仔細查閱我外祖父母的中英文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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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青年樂園》 (梁慕嫻)

《青年樂園》又名《青樂》,是香港的一份周報,創刊於一九五六年四月,在「六七暴動」期間被英國當局控以煽動罪,勒令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停刊,共出版十一年半。筆者早已慢慢地忘記了這個「戰友組織」,直至二○一四年八月朋友傳來左丁山文章,文中提起因他另有一篇關於《青年樂園》拿北京資助的文章,金文泰中學學生、《青年樂園》派報員石中英給他電郵說:「誤解往往由不溝通開始,偏頗往往來自事實了解不足」,並附上他於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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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問錄 (梁世杰記錄)

問李歐梵、劉再復、鄭培凱教授:中國文化出路,是以中國文化為本位嗎?鄭教授回答: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當時的情況。在我看來,經過了一百年文化雜交或文化融合,我們的思維方式大多數是:西學為體;至於中學,希望可以追尋回來,讓我們中國人安身立命,有點根據。我們還處在一個混亂迷惘的時代。現今,西學是比較重要的思維脈絡,我們還在摸索中國的脈絡,可能還要摸索好幾代。 問左貞觀、陳思和、韓少功先生:文化的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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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醫的成果和勝利? (梁秉中)

  每年諾貝爾有關醫學的大獎,其實都清楚界定為醫學或生理學獎(Medicine or Physiology)。醫學固然與治病有關,但治病需先掌握生物體的正常結構和功能運行狀況,繼而了解之後可能發生的不正常狀況,才能祈望良好結果。前者屬於生理學的範圍;不正常的生理狀況,是病理學的範疇。諾貝爾醫學獎 (下稱「諾獎」)的「醫學或生理學」規定,避免了醫學獎規範於治病的誤會。  一直以來,諾獎偏重創新和之後的影響,假定可以促進研究和發展,所以直接有關疾病治療的例子不多。治病是體現特殊理論或發現的實踐,屬於後期工作;諾獎重視的,是新發現的、影響深遠的創造。  翻查本世紀十五年的諾獎紀錄,獲獎的屬生理和病理學的居多:有關遺傳因子的五項,有關細胞學的四項,有關神經生理學的三項。直接應用於治療的只有兩項:二○○三年的核磁共震技術和二○○五年的胃病殺菌治療。前者給診斷學擴展了極大的空間,後者給億計的胃病患者提供了新的理解和治療方案。本屆醫學獎的特殊性  今年的諾獎,三位得獎者,屠呦呦、大村智和坎貝爾,他們的共通點在於「寄生蟲」。寄生蟲引起的疫病,在落後地區廣泛流行,影響着廣大地區和人口,造成的苦難和死亡不計其數。世紀以來,貧窮不但造成治療滯後,貧困地區存在的疾病,相比先進城市,未能引起醫學界的重視。創製新藥嗎?當前製藥集團利潤掛帥,與政府關係千絲萬縷,又怎會投入龐大資源,去為亞非拉的貧民尋找新藥治病?今屆諾獎的評委,明顯特別選定寄生蟲治療,作為鼓勵專責學者的非常措施。三種控制寄生蟲的藥物,都是從植物尋找原料,都是經過極煩瑣的個人努力,提煉出活性化學小分子。古往今來,千萬個植物化學實驗室,都掌握着同樣的技術,數十年的實踐,當然對植物化學的認識不斷增加,從分析化學、抽提技術、評估鑑定,到日新月異的生理和藥理的活性探討。箇中內容和研究細節均接近常規工作,實難以創新自居。這是否違背了諾獎的原則?  我們認定本屆醫學獎,已樹立更新的諾獎原則:勿忘表揚透過超凡的研究努力,帶來的治病實效的人或團體。雖不屬尖端高調,其實用價值和貢獻卻是超凡的,足以獲獎。「說不上肯定中醫藥」  中國人第一次獲諾貝爾醫學獎,在中國和華人社區,自然引起頗大的反響,大家興奮雀躍。得獎者的工作單位是中國中醫科學院,大家不假思索,已認定是傳統中醫的成果和勝利。大家滿足於中華女兒創偉績之後,再享受更深層次的文化自豪感:傳統文化真了得,揚威海外,克服了西醫西藥未能解決的瘧疾。報道稱,非洲和其他貧困地區的瘧疾患者,獲得青蒿之後,性命能保。大家對獲獎者的欽佩,上升至崇拜。華人感受到近乎誇張的觸動,很自然地產生共鳴。我們知道,瘧疾流行地的傳統治病方法,都與植物有關。原始的用藥——金圭納霜,就是一種特別的熱帶樹酯。可惜蚊蟲很快便學會抗藥能力,不斷需要新藥補充;而青蒿素是目前蚊蟲最害怕的、尚未能抗藥的特效藥。青蒿素的成功,在於及時填補了因蚊蟲抗藥能力暴升而無藥可用的空檔;青蒿素的脫穎而出,可說是受蚊蟲的抗藥能力所賜。   醫學獎頒布的那天,宣布者被問,表揚青蒿是否對傳統中醫藥的肯定?主持回答說:「獎項與傳統中醫藥沒有直接關係,說不上肯定中醫藥。不過,大家亦看到,傳統醫藥蘊藏着可以開發成特效藥的元素。」其實,主持還可多說幾句:從植物找尋化學小分子,開發成特效藥,已經是過百年的製藥常規,今天的特效藥,有百分之八十以上與植物直接或間接拉上關係。不過,中醫藥的傳統書籍記載最豐富,特別有利於現代開發。  如果大家接受了諾獎的觀點,只可算是近於學術性的認識而已。科學界和中醫界迥異的看法  振奮人心的諾獎公布之後,最激烈的反應自然來自中醫界。屠老師從來都任職於中醫研究機構(先是中醫研究院,後發展為中國中醫科學院) ,不難誤認她是中醫,那還不是發掘「中醫藥這個偉大寶庫」(毛主席話)的具體成功嗎?既然屠老師從東晉《葛洪肘後備急方》找到靈感,選定青蒿作為治蚊蟲對象,再從葛洪批示處理青蒿的泡浸方法,參透出使用現代提取化學分子的實踐方案,反覆實驗,最後成功生產青蒿素,那還不是傳統中藥的成功?  另一方面,科學界和不少藥學家倒不認為青蒿素 (成藥之後)怎樣能與中醫藥沾上關係。北京大學名教授接受訪問時說得清楚:「評審委員會以青蒿素作為獲獎原因,肯定了使用現代科學方法製成化學藥,基本上等於否定了傳統中醫藥的價值,談不上對傳統中醫藥的表揚。」  一下子,諾獎重新打開了中醫存廢爭論之門。廢中醫,存中藥?  科學和西醫西藥在百多年前傳入中國。之前,因人治病,只靠中醫中藥。西醫傳入之後,相比傳統中醫,邏輯嚴謹,以解剖學和生理學現象解釋病理狀況,層次分明,針對病源,對症下藥,療效顯著。特別在處理急症,立竿見影,中醫藥難以比較。還有,西醫藥進步神速,日新月異,相比傳統中醫藥的絲亳不變,西醫藥很快便佔據了重要的市場,成為治病的主導。國人雖崇拜西醫西藥,但仍未能完全擺脫傳統習慣和信念,中醫可以不看,但中藥不可放棄。解放後,中央領導認定了中醫藥是傳統文化瑰寶,只能承傳,不能忽視。中醫教育順理成章正式納入大學課程。然而,在中醫藥之外,還得學點西醫,令生命科學的邏輯推理,一下子征服了中醫大學生,難以規範他們死守中醫的傳統思維,單依靠「證」和「症」的表現開方治病。患者要求西醫治病,新一代中醫承襲了現代醫學的病理分析,帶出了三次「去醫存藥」的運動。一九一二年,北洋政府在設立西醫學校的過程中,把中醫擋在門外。一九一三年政府甚至提出廢除中醫中藥的建議,礙於中醫藥界激烈反對,才暫時擱置。到一九二九年,國民政府提出了「廢止舊醫案」,引發了中西醫的第二次爭論。雖然因為抗爭激烈,不得不緩和內容,然而亦對中醫註冊、辦學、宣傳推廣帶來種種限制。由於中醫已深入民間,爭吵只會導致社會不安,政府最後還是撤銷了限制。之後七十多年,中醫得以和西醫分庭抗禮,然而影響力已大不如前,但不至於被取締。  最後的一次在內地科學界發生的轟動事件,是在二○○六年,有科學院院士公開呼籲「告別中醫」,列舉中醫藥引發的不良效果,徵求一萬人簽字響應。結果中醫界大動肝火,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叫停,終止了對中醫界發動的逼害,換來了再一次的政治性表揚,令中醫服務,比以前更蓬勃。草藥之外的寶庫  本屆諾獎,肯定了從傳統清熱抗瘧的青蒿提煉出來的化學藥,會否引出新的廢醫存藥的運動呢?如果傳統中醫藥只屬採藥開方,恐怕廢醫實難倖免。然而,藥草多姿多采的運用,只屬中醫系統的重要一環。傳統中醫的更重要精神理念,在於保持長期健康和不患病 (治未病),並提供多樣的方法。傳統理念強調生理平衡,整體多方面調和,不誇張單方面的病徵;西醫藥發展到今天,成功在於能準確認定病理靶點,然後對準解決問題。可惜的是,病理往往複雜,病源非常多向,靶點眾多,理解尚未成熟,根本談不上按靶擊中。當前所有與衰老有關的疾病,都面臨這個困境。資源再多,也遺留解決不了的病理。上世紀開始,一些生物科學先進權威,開始關注單向按靶治理的缺陷,展開整體協調、平衡調理的概念的研究。治療頑疾中的所謂「雞尾酒」治療,就是多靶向、針對整體問題的折衷例子。傳統中醫的整體協調方向,滲入到多方面。如草藥的處理,常言「藥有三品:上品延命、中品調性、下品治病」。今天諾獎的青蒿素屬於何品?能治瘧疾,乃屬下品而已。上品延命,即能防病,保障「治未病」的,在飲食中,在補充中,在日常生活中履行選擇,自保健康無病。試想假定生命醫學全面整頓科研關注範圍,以積極個人防病、多向整體為治療方向,取代今天急功近利的習慣,中醫中藥將升上更為影響深遠的殿堂。  的確,本屆諾獎,不是頒給傳統中醫藥,青蒿素不過觸動到中醫藥的外圍神經,沒有表示出中醫藥的深層意義。內地從事化學小分子提取的生藥學者何止千百,可惜專注發掘中醫藥深藏意義(比如把古方現代化)的不多,否則貢獻如青蒿素者,可能俯拾皆是吧!我們今天雀躍慶祝與傳統中藥分不開的青蒿諾獎,同時懇切祈望傳統中醫藥的科研不要單向生藥學取經,更不要倚賴政治保護和表揚,倒要全力推動中醫藥的深層文化,改變主宰了疾病治療一個多世紀的單方向,全面發展多向關注,從理論到實踐,去爭取更大的貢獻。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中醫中藥研究所臨牀研究中心總監、植物化學與西部植物資源持續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中文大學)伙伴實驗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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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承諾,我們…… (梁國雄)

  自去年起動「政制改革」以來,特區政府身為中共僕從,不但滿嘴大話為主子背書,更為配合其統戰手段分化、瓦解泛民主派。率立法會議員北上,向位高權重之京官朝覲,為殺普選權之政改方案塗脂抹粉,更是樂此不疲之邀功傑作。我身為立法會議員,自必忍辱負重,即使叨陪末席,亦赴會直面權貴,痛斥中共當局欺世盜名,以真篩選瓜代真普選的齷齪,揭穿國土新衣之虛偽!  去年四月十二日,我隨團出發赴滬,行前寫了一封公開信給市委書記韓正,但由於身上所穿之T恤犯禁,於機場遭帶走搜查,繼而遣返香港。  其實,當時身穿之T恤並非「洪水猛獸」,只不過印有坦克圖案及「支持天安門母親尋求正義」字樣。在一塊自詡「強國崛起」的土地上,竟然成為禁忌。難道堂堂大國公民,連為冤死的親人申訴之權亦受剝奪,湖南民運人士李旺陽更長期陷獄,並招殺身之禍。最近,維權律師浦志強遭拘控,亦不過於去年「六四」前夕,出席私下舉行之「六四」紀念會而已。  回想當日在海關被扣,對我施以威權的年輕關員,拿着公開信複印本端詳一會,指我攜帶非法宣傳品,有違入境規定。我連忙解釋這是我的表達權利,韓書記要聽香港議員意見。複印本供傳媒索閱,根本無宣傳之用意!  有理說不清,只因信中的道理太顯淺明白,讓主人家興起逐客之念。信中次段劈頭直指:「今日是『四一二』政變的八十七周年……。之後縷述當年今日蔣介石發動政變、屠殺勞工大眾,消滅群眾起義成立的自治政府,全面剿殺共產黨人之餘,「由此成為獨夫,實行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一黨專政,終於一九四九年敗走台灣!」  再由此陳述中共推翻國民黨政權後獨佔政權,一黨獨大,以至於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學生奮起,國人繼之,掀起遍及全國的「愛國民主運動」,受中共派兵血腥鎮壓,釀成「六四」屠城之國殤,引起港人當時三度逾百萬人上街聲援,以及此後每年「六四」均有數以萬計群眾,舉行燭光晚會,痛悼英烈之盛況,並邀請韓正書記「屆時親臨香港,親自感受香港同胞情懷」,更為李旺陽、劉曉波、許志永、譚作人等政治犯鳴不平,呼籲中共政府撥亂反正,釋放政治囚徒,還政於民,結束專政。信末一段如下:  血淚斑斑,實不能令我等港人釋懷,當前香港政制改革受到中共政府阻攔,憑所謂「提名委員會」篩選特首候選人,以假普選魚目混珠,剝奪港人應有之普選權,其實不外是祖國專制仍在使然。祖國一日無民主自由,香港斷不能獨善其身﹗八十七年前上海群眾浴血抗爭,與二十五年前北京同胞的愛國民運,都是民主運動的豐碑,一頁不能抹煞的血史。因此,我雖只是一介議員,亦被剝奪正當的回鄉權利,亦不得不向韓書記直斥中共政府之非……。豈是一件衫所招之禍?  訪滬被逐,又豈是一件衫所招之禍?四個月後,中共重施故技,再邀香港全體立法會到深圳,為行將出籠的人大常委「八三一決定」製造輿論。八月廿一日,我攜同《致張德江委員長的公開信》,穿着同一T恤赴會,又遭攔截遣返。  衫同信異,乃是由於這次所表達的,是以揭露中共政府違反一己對人民的承諾,力證篩選特首候選人等於扼殺港人之普選權。信首劍及履及,直斥其非:「如果當局倒果為因,顛倒主次,以少數人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按所謂『民主程序』篩選候選人,都是剝奪參選者應有之參選權,從而剝奪所有人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違反選舉必須普及而平等的原則,令選舉淪為『真篩選,假普選』的把戲!」  接着,我引經據典,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向張德江的黨要求兌現承諾。今日在保皇黨一片「二○一七  一定要得」的叫囂中,北大人又寵召立法會全體議員北上聽命之際,重讀或可溫故知新、認清正邪,且讓我做自己的文抄公:  由中國共產黨在七十年前莊嚴承諾,並於六十五年前,於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確認。為求公允,且讓本人引述如下:  「……代表人民的所謂代表機關,不論是國會也好,國民大會也好,必須由人民自己選舉代表組成。……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引自一九四四年二月二日《新華日報》社論《論選舉權》)  五年之後,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 日,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於國民黨政黨政權敗走後,一起簽訂及公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其中第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依法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然而,包括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的一些官員,卻以「保障國家安全」為幌子,為以提名委員會篩選特首候選人護短,這無疑無視歷史,顛倒是非。無須說,一九四四年二月《新華日報》發表《論選舉權》一文時,我國仍然遭受日本帝國主義政權侵略,正在艱苦卓絕抗戰,也就是說,不但國土暫時淪喪,國人亦無安全可言。今日之所謂「國家安全」受威脅與之相比,簡直一毛九牛!中共於抗戰期間尚且提倡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權……今時香港實行普選特首,又何必重蹈昔日遭口誅筆伐之覆轍?但願港人適時再奮起  有人問我,「有緣得見北大人,你會說什麼?」  二○一○年,我在發動「五區辭職,變相公投」的辭職演辭中說道:「『我現在講話,並不是為自己辯護,而是按照我那些同樣拒絕辯護的同志們的願望,試向你們說明一些你們不懂的問題……我必須聲明,在我們看來,專制制度並不是束縛我國的唯一鎖鏈,它只是我們必須從人民身上打碎的第一條鎖鏈……』俄國文豪高爾基名著《母親》裏有這麼一段話。  「我是社會主義者。引以作結,最好不過……」  口誅筆伐,畢竟及不上群眾抗爭。撫今追昔,但願港人適時再奮起,雨傘之花更絢燦!  (作者是香港立法會議員、社會民主連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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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何學界成官場?  ——內地大學行政化求解 (梁雨鴻)

  一九三一年,三十八歲的梁漱溟說:「中國教育有生機,非打破推翻今日官辦教育的局面,得一大解放不可,官辦教育,教育越辦越死。官不辦教育,聽社會上有志教育的人去辦教育,才得越辦越活。」   八十年過去了,中國大學教育的官場化、行政化仍越演越烈。內地幾乎所有大學被按副部級、正廳級、副廳級排序;內地最著名的北京大學去年七月曝出高達十一位校長助理、七位副校長、三位黨委副書記等二十七名主要官員;而立志走出大學去行政化第一步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學(南科大),最後還是被「體制」收編,成為「正廳級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但如今內地大學文化更信奉另一條古訓:「學而優則仕」。大學的官場化還影響學生多熱衷參與各種半官方組織而非興趣社團,這些組織中也有「主任、副部長、部長、副主席、主席」等各種複雜的頭銜體系。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陳偉直指官場化的學生會已經成為「大學最陰暗的一角」。   創新工廠行政總裁李開復曾獲得某愛國華僑二十億人民幣捐助,希望打造中國的「加州理工學院」,最後竟因為相關部門無法破例,讓一個這樣的學校申請「博士點、碩士點」而放棄。李開復說:「現在看到朱清時校長在南方科大碰到的種種阻撓,一方面慶幸自己當時放棄,另一方面也為中國教育的未來感歎。」   內地大學的官場化有怎樣的歷史?為何官場化「人人喊打」,去行政化卻步履蹣跚?大學改革的契機究竟在哪裏?《明報月刊》記者為此專訪了深圳南科大校長朱清時與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江平,以及多位研究中國教改的學者,為讀者解讀這一新時代的頭等難題。 南科大之路「步履蹣跚」   近年來,內地大學地位機關化、級別行政化、領導官員化、管理官僚化以及作風衙門化成為焦點。而內地大學「功利化」和大學缺乏「辦學自主權」,源於大學行政化,因此大學去行政化也就成了內地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關鍵所在。   二○一○年初,溫家寶總理在與科教文體各界的十位代表會談中,有兩段話被廣為傳播,一段是:「一些大學功利化,什麼都和錢掛鈎,這是個要命問題。」另一段是:「一所好的大學,在於有自己獨特的靈魂,這就是獨立的思考、自由的表達。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學。大學必須有辦學自主權。」  隨後,《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二○一○│二○二○年)》明確指出,將逐步取消大學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但就目前而言,多年來森嚴壁壘的內地高等教育官樣體制雖然已經拉開了去行政化的改革序幕,卻依然步履蹣跚。  在內地大學去行政化的路上,深圳南科大被視為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試驗田」。作為一個新生力量,它被稱為內地大學去行政化改革的翹楚,但在建校過程中,卻遭遇了無數行政化的尷尬。在有關是否參加統一高考的問題上,南科大與教育部發生爭執,南科大首屆四十五名學生的拒考更是引爆了這一矛盾。最後南科大妥協,希望招生時高考成績佔百分之四十,但教育部認為自主招生不宜佔最高的比例,最終的結果是高考成績佔百分之六十。   在中國科技大學十年,朱清時堅持不擴招,不建分校,原生態接受評估;任南科大校長三年,他堅持去行政化,辦一所真正的大學,找回丟失的大學精神。在中國的大學改革路上,朱清時一直艱難地走在最前面,而他也因此被認為是最有資格對去行政化發言的教育界人士之一。   朱清時表示:「我做過多年的大學校長,在教育界工作過多年,所以我深知中國的教育如果不改革就會慢慢走向死亡,所以中國教育要能夠新生的話,就一定要改革。」   他表示,學校雖然提出去行政化,但如果完全跟政府不對接,也有困難之處。同時,他坦言,目前學校招聘管理隊伍的人員困難很大,這多源於優秀的管理人員必定優先考慮就職於國家機構,倘若此種觀念不改變,大學去行政化也無希望。 去行政化關鍵是如何執行   雖然內地大學去行政化的道路充滿了爭議、困難,甚至常出現反覆,但也不能否認,仍然有一些知名大學在不斷嘗試,期望能夠在這條布滿荊棘的征途上突圍。  二○一一年四月,在選舉產生的上海復旦大學新一屆學術委員會中,四十三名委員無一校領導。原復旦大學校長王生洪,現任校長、中科院院士楊玉良教授,也不例外。對於校領導退席學術委員會,社會和媒體幾乎都以「邁出了去行政化第一步」而加以讚譽。   復旦大學校長退出學術委員會並非內地首例。吉林大學學校領導不再擔任各級學術委員會委員職務;清華大學校長不是清華大學學術委員會成員;山東大學校長退出學術委員會,華中師範大學校領導集體退出該校學術委員會都已經見諸報端。   「我們的核心理念是:教授治學就是治理學術,要堅持學術自由和學術民主,維護學術的獨立和純潔。」在復旦大學新一屆學術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前任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換屆工作小組組長王迅介紹說。「校領導不能在校學術委員會任職,必須把學術委員會還給學校的教授們」,復旦校長楊玉良在二○一○年年底就已多次在公開場合表明了這一立場。   然而,二十一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曾對內地媒體表示,學術權和行政權真正地分離,不在於行政人員不擔任學術機構的職務,而在於行政人員不再從事學術研究,以及學術機構能不受行政權的制約獨立進行學術管理、學術決策。   熊丙奇在接受《明報月刊》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內地大學去行政化已經沒有認識上的問題了,關鍵就是執行的問題,即政府部門怎樣放權。倘若能夠形成一種自上而下放權機制,才能不斷推進大學去行政化。   朱清時表示,中國大學去行政化是遲早要實現的。因為只有去行政化,把大學按照學術的規律來辦,這樣大學才能真正地成為一流。   「大學應當是獨立的,自由的,就是人格的獨立和學術上的自由。這是大學的靈魂所在。沒有它,大學就沒有靈魂;大學是學術機構,應當去行政化。」內地法學界泰斗、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在中國政法大學六十周年校慶慶祝大會的此番講話贏得了在場師生的陣陣掌聲。  去行政化會弱化教育地位?   對於未來的改革方向,無論在決策層還是學界,有「大刀闊斧」與「小修小補」兩種意見。   未來進行「大刀闊斧」改革,就會涉及幾個難以解決的核心問題。例如江平在就指出,去行政化應當首先解訣領導體制,是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還是校長負責制?「二十多年前,我們學校已經準備實行校長負責制,後來因為發生了那件政治風波,就改成了現在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而這個問題在現行政治體制下幾乎無法突破。   不過,南科大的妥協也間接證明,「小修小補」才是當前大學去行政化的主流。例如上文提到一些大學官員退出學術活動,再如北京師範大學新任校長董奇提出「擔任校長期間,做到不申報新科研課題、不招新的研究生、不申報任何教學科研獎、個人不申報院士」。但這些舉措大多屬於個人或少數名校行為,並沒有定下制度。  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張千帆研究指出,二○一一年中國大學行政化加劇的趨勢依然有增無減。 為何上有溫總的多次強調,下有學界的呼籲,大學去行政化卻仍然步履蹣跚,甚至止步不前?更多真正參與去行政化改革人士給出的回答是:大學去行政化無法脫離與整個社會的去行政化改革。   有某大學校長對媒體開玩笑,要是大學取消了級別,連一個社區的官員都可以管住你,這就是內地所謂的「官大一級壓死人」。中山大學原校長黃達人也直言,現階段社會上各行各業都存在行政級別的大環境下,如果只是簡單取消了大學的行政級別,不僅不會強化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地位,反而可能恰恰會起到弱化的作用。  自許為理想主義者的朱清時也感慨:「現在我才意識到要去行政化不能夠僅僅靠一個學校封閉在校園這樣就能做到。去行政化要跟社會進步同步,要整個社會一起改才能最終實現大學的去行政化。」  (作者是本刊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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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了…… (梁國雄)

  一月二日華叔逝世後,民主黨在立法會門外設壇弔唁,一眾記者好奇我為何未曾致哀,於是在其見證之下,在弔唁冊寫下「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鞠躬而去!其實,所引之詩句本為「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一字之差,雖有歪作者所引之典故,但文意未改,算是萬幸!此詩為魯迅先生應日本友人西村真琴博士之橫卷而作。全詩是﹕「奔霆飛焰殲人子,敗井頹垣剩餓鳩。偶值大心離火宅,終遺高塔念瀛洲。精禽夢覺仍銜石,鬥士誠堅共抗流。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詩成於一九三三年六月,正值「一.二八」日本侵略上海租界之後,魯迅藉此抒懷,寓意中、日人民終究會擊敗日本軍國主義政權、消除戰爭冤仇。舊詩廣為今人所知,乃是八十年代廖承志代表中共,致函台灣總統蔣經國時引用,而我亦在去年「五區公投」衝線階段,引之與民主黨為首之泛民諸君共勉,希冀能冰釋前嫌,一起鼓動市民,成就民意,變相公投,爭取普選!(事件詳見二〇一〇年《明報月刊》八月號拙作。)雖屬失言,亦非悖理  匆匆半年有多,再引上句悼別華叔,確有「人面桃花」之慨!事緣,當時司徒華先生不為所動,反於病中廣邀傳媒採訪,聲言絕不會於五月十六日到票站投票,等於變相號召港人抵制五區公投運動,更於六月下旬,抱病督師於民主黨緊急大會,為通過民主黨秘密獻策於中共、並由他首肯之「政制改革方案」而座鎮。恭倨友敵,全部亂套,貶變相公投而就秘密談判,擇功能選舉而棄全面普選,已是是非顛倒,三天之內,翻雲覆雨,不容黨友質疑參詳,不理市民街聞巷議,更是親痛仇快。我對之不敬,以「是否癌症上腦」問之,雖屬失言,亦非悖理!  今日華叔舉殯在即,全城一片善頌善禱,其中固然有腑肺之言,但亦有矯情之句。最為令人齒冷者,乃是過去學舌中共宣傳,仇視華叔「結束一黨專政,追究六四屠殺」立場者,竟由辱罵「反共反華」、「走狗漢奸」,尊之為「愛國愛民」;尤有甚者,乃是將其功績,定為「促成政制改革方案通過」云云,絲毫不提其任支聯會主席凡廿一載之卓著!前倨後恭,隱善揚惡,不過為適應專制者脾胃,不惜歪張墨寫謊言,不憚扭曲死者人格,以掩血寫歷史!「與其讓豬讚,毋寧讓豬罵」,俄國文豪契訶夫之名句,華叔生前屢屢引用,現時死者難言,且讓我此再作文抄公,以饗動物農莊諸色人等!條陳事理,以息眾疑  由是,亦不禁想到一位我景仰之革命者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這位祖籍波蘭的女中豪傑嘗言﹕「當政敵在議會裏讚許你,就要三思自己是否犯錯!」綜觀前年七月,我冒昧提出「五區總辭、變相公投」之策,華叔一度叫好支持,繼而翻盤拒絕,終至極力杯葛;其間,卻又任由黨友秘密接觸中共,進而貢獻方案,以及投票促成,兩線並行,犬牙交錯、私相授受,猝然成事!明拒變相公投,暗聯中共政權,將昨日之我打倒,以迎今日之我妥協,將信誓旦旦之政治承諾拋棄,換鞭撻再三之愚民方案自詡,至今未見有全面交代、系統論述,華叔能無憾然?惡疾纏身,尚勉力為前述過錯奔波,憾事也!追隨者若念及此,自應開誠布公,於哀悼之餘,條陳事理,以息眾疑。  可惜,至今為止,除了默認政府權貴嘉許,以營造華叔貫徹始終之完人地位外,卻未聞有何區隔之舉,抵制五區公投,以至猝然轉軚的操作、理據、策略、遂成永遠之謎,隨華叔入土而湮沒,無從典範,垂教後人!未有為實踐提供理論基礎  其實,這亦是評論華叔功過之難處。終其一生,除在報章撰寫專欄,並定期結集付梓外,似乎不願長篇大論,闡釋一己思路,為其實踐構築論述,又或提供理論基礎。作品既多屬雜文隨感,就只能抒發審美角度及倫理觀念。若以作家論司徒華,可謂信手拈來,不虞有缺,但求諸政治、策略,似乎殘缺疏落、難窺全豹。所以,華叔身故之後,坊間流傳其生平事迹,僅繫於在病榻接受諸色傳媒專訪所得,也就是這位長者回顧過去一生,為自己親書墓誌銘的平生誌,不但重覆拖沓,亦不免因年代久遠而有所差池、互相矛盾,甚至在傳媒的播弄下,加以任意剪裁,各取所需,任意消費!走筆至此,不禁想到大概三四年前於閒聊中,就曾屢次勸喻華叔撰寫自傳,以供後世參考,勝於勉力寫揮春及參與日常活動,無奈基於諸種情由,始終未能成事,而成今日之憾事,情況就一如我亦曾苦勸中國最大右派林希翎大姐不果,奈何!  縱覽華叔生平,稱之光明磊落,貫徹始終,為中國民主奮鬥,自無不可。然而,作為歷史人物,卻是有不少難明之處,未解之謎。其一,是他青年時期,曾創辦其後由中共操縱之學友社,據稱其遭「左派」發動權鬥而掃地出門,到底內情如何?對華叔其後之人生路影響若干?一直諱莫如深。尤其據說華叔被清洗之理由,又竟是一頂「托派」大帽子,此點對我這個托派而言,更屬趨之若鶩,原因是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及所屬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就曾在華叔主導的各類社運中受排斥拒絕,直至八九「六四」血腥屠殺後,情況才有所改善,到一九九四年當選支聯會常委,才與華叔共事,並逐漸與之熟絡。最令我難忘者,乃是我的同志劉山青先生於一九八一年,因北上串聯國內民運人士被判刑十年,司徒先生卻嫌其托派背景而不願參與營救工作!  其二,學友社事件之後,一九六七年反英抗暴運動,又隨國內「文革」爆發,一直到一九七三年教協成立為止,超過十個年頭,司徒先生風華正茂,到底思緒如何,於政治風暴中如何自處,亦是另一段未解之謎。話得說回來,未領導教師罷課之前,他並非公眾人物,自難在封閉保守的氛圍下,有所建樹,留痕史冊。然而,由一九七三到一九八九年之間整整十六個年頭,單就國是而論,司徒華目睹四五天安門運動、北京之春、八六學潮等民主運動此伏彼起,政治犯前仆後繼。然而,直到一九八九年愛國民主運動興起之後期,不單司徒華本人,甚至由之領導的諸色社團及社會運動,若非三緘其口,就是敷衍了事,緣何至此,筆者亦是大惑不解。此所以,當時社運中激進青年,私下遂以「司徒老狗」戲謔之,絕非指之為「走狗」,而是取英語中之「old dog never die」,謂之穩健保守,老狗不死也!而眾所周知,此亦是他當時領導群眾運動時老成持重,舉重若輕,不易表態的作風,更是晉身立法會以及基本法草委以還所採之策略!盡信書,不如無書  「人生太苦了,在茶裏加點糖吧!」在這篇隨想作結之前,且讓我舉華叔死後,市面流傳兩則有關本人的道聽塗說,讓大家了解耳食之言,畢竟只屬以訛傳訛之源,絕非治史之材:  其一,是由王慧麟先生編輯、經華叔修訂的小冊子《司徒華思想萬歲》中的一段語﹕「對雄仔(即筆者)說,唔好唔帶身份證出街,這種抗命沒意義」,其實,這段語錄所述與事實剛剛相反,實情是我調侃一位同志,隨便與警察推撞、對罵絕無用處,也無好處,如是我說:「若果這就是公民抗命,不如日日不帶身份證出街去犯法可也!」此話輾轉相傳,到了華叔耳中,遂變成反面教材。其二,是《信報》一位專欄作者王岸然,揶揄我於一九九七年後蒙華叔提拔而當上支聯會常委,是「托佬跟着老狗搵食」云云,查實是一九九四年我已當選,操起禿筆損人聲譽,卻又懶得翻翻資料,不但可笑、更是可悲!  「盡信書,不如無書」,信焉?  「我說了,我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作者是香港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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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武俠小說略談(節錄) (梁羽生)

  …………  中國的武俠小說最早是作為「傳奇文學」的一支,起源於唐代中葉安史之亂之後、藩鎮割據的時期,算起來也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  但關於「武俠」的記載,則還要早得多。遠在漢代,司馬遷《史記》中《刺客列傳》裏的荊軻、聶政,《游俠列傳》裏的朱家、郭解,就都是「武俠」一流人物。但這些「列傳」屬於「傳記」體裁,並非小說寫法,所以還不能稱為「武俠小說」。不過,唐代的武俠小說,也頗有受到《刺客列傳》與《游俠列傳》的影響的,因此敘其淵源,順帶提及。  武俠小說在唐代藩鎮割據時期興起,這是有其歷史原因與社會背景的。  唐代的「藩鎮」可以比作民初的軍閥,各佔地盤,互相攻伐。因為天下擾亂,藩鎮專橫,所以,人們希望有一種能夠替他們抱打不平的俠客出來。「武俠小說」的興起,便是這種心理的反映。  另一方面,由於割據的軍閥,互派刺客,刺殺政敵。刺客的本領,被渲染誇大,演成很多神奇的傳說。這也是唐代小說的另一社會因素。  …………  到了宋代,民間「說書」(講故事)的風氣盛行,民間藝人(宋代稱為「說話人」)根據傳說編造的故事稱為「話本」。說話人所講的故事,大都是英雄豪俠的故事。最著名的《水滸傳》中的許多英雄故事,就是宋代「說話人」的集體創作,早就在民間流傳了的。元末明初施耐庵將這些故事經過藝術的加工和整理,成為現在通行的《水滸傳》。  …………  歐洲在中世紀也曾流行過武俠小說,稱為騎士文學。西方小說中的「騎士」和中國小說的俠客,抑強扶弱,不相同處是﹕一、西方的騎士必定要認定一個「主人」,效忠主人;二、是「騎士」稱號,必定要國王或至少什麼大公爵之類封與,而中國的「俠士」則是民間尊敬的稱號;三、西方的騎士總是效忠君王,維護「聖戰」(即為擁護基督教而戰),而中國傳統小說中的「俠客」儘管不敢反對皇帝,但也還有許多獨往獨來,笑傲公卿的人物。因此,儘管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中國傳統小說中的「俠客」還有很多缺點,我還是認為,他們要比西方的「騎士」可愛得多。(本文收錄於梁羽生散文集《筆不花》,香港三聯書店,一九八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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