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何學界成官場?  ——內地大學行政化求解 (梁雨鴻)

  一九三一年,三十八歲的梁漱溟說:「中國教育有生機,非打破推翻今日官辦教育的局面,得一大解放不可,官辦教育,教育越辦越死。官不辦教育,聽社會上有志教育的人去辦教育,才得越辦越活。」   八十年過去了,中國大學教育的官場化、行政化仍越演越烈。內地幾乎所有大學被按副部級、正廳級、副廳級排序;內地最著名的北京大學去年七月曝出高達十一位校長助理、七位副校長、三位黨委副書記等二十七名主要官員;而立志走出大學去行政化第一步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學(南科大),最後還是被「體制」收編,成為「正廳級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但如今內地大學文化更信奉另一條古訓:「學而優則仕」。大學的官場化還影響學生多熱衷參與各種半官方組織而非興趣社團,這些組織中也有「主任、副部長、部長、副主席、主席」等各種複雜的頭銜體系。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陳偉直指官場化的學生會已經成為「大學最陰暗的一角」。   創新工廠行政總裁李開復曾獲得某愛國華僑二十億人民幣捐助,希望打造中國的「加州理工學院」,最後竟因為相關部門無法破例,讓一個這樣的學校申請「博士點、碩士點」而放棄。李開復說:「現在看到朱清時校長在南方科大碰到的種種阻撓,一方面慶幸自己當時放棄,另一方面也為中國教育的未來感歎。」   內地大學的官場化有怎樣的歷史?為何官場化「人人喊打」,去行政化卻步履蹣跚?大學改革的契機究竟在哪裏?《明報月刊》記者為此專訪了深圳南科大校長朱清時與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江平,以及多位研究中國教改的學者,為讀者解讀這一新時代的頭等難題。 南科大之路「步履蹣跚」   近年來,內地大學地位機關化、級別行政化、領導官員化、管理官僚化以及作風衙門化成為焦點。而內地大學「功利化」和大學缺乏「辦學自主權」,源於大學行政化,因此大學去行政化也就成了內地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關鍵所在。   二○一○年初,溫家寶總理在與科教文體各界的十位代表會談中,有兩段話被廣為傳播,一段是:「一些大學功利化,什麼都和錢掛鈎,這是個要命問題。」另一段是:「一所好的大學,在於有自己獨特的靈魂,這就是獨立的思考、自由的表達。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學。大學必須有辦學自主權。」  隨後,《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二○一○│二○二○年)》明確指出,將逐步取消大學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但就目前而言,多年來森嚴壁壘的內地高等教育官樣體制雖然已經拉開了去行政化的改革序幕,卻依然步履蹣跚。  在內地大學去行政化的路上,深圳南科大被視為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試驗田」。作為一個新生力量,它被稱為內地大學去行政化改革的翹楚,但在建校過程中,卻遭遇了無數行政化的尷尬。在有關是否參加統一高考的問題上,南科大與教育部發生爭執,南科大首屆四十五名學生的拒考更是引爆了這一矛盾。最後南科大妥協,希望招生時高考成績佔百分之四十,但教育部認為自主招生不宜佔最高的比例,最終的結果是高考成績佔百分之六十。   在中國科技大學十年,朱清時堅持不擴招,不建分校,原生態接受評估;任南科大校長三年,他堅持去行政化,辦一所真正的大學,找回丟失的大學精神。在中國的大學改革路上,朱清時一直艱難地走在最前面,而他也因此被認為是最有資格對去行政化發言的教育界人士之一。   朱清時表示:「我做過多年的大學校長,在教育界工作過多年,所以我深知中國的教育如果不改革就會慢慢走向死亡,所以中國教育要能夠新生的話,就一定要改革。」   他表示,學校雖然提出去行政化,但如果完全跟政府不對接,也有困難之處。同時,他坦言,目前學校招聘管理隊伍的人員困難很大,這多源於優秀的管理人員必定優先考慮就職於國家機構,倘若此種觀念不改變,大學去行政化也無希望。 去行政化關鍵是如何執行   雖然內地大學去行政化的道路充滿了爭議、困難,甚至常出現反覆,但也不能否認,仍然有一些知名大學在不斷嘗試,期望能夠在這條布滿荊棘的征途上突圍。  二○一一年四月,在選舉產生的上海復旦大學新一屆學術委員會中,四十三名委員無一校領導。原復旦大學校長王生洪,現任校長、中科院院士楊玉良教授,也不例外。對於校領導退席學術委員會,社會和媒體幾乎都以「邁出了去行政化第一步」而加以讚譽。   復旦大學校長退出學術委員會並非內地首例。吉林大學學校領導不再擔任各級學術委員會委員職務;清華大學校長不是清華大學學術委員會成員;山東大學校長退出學術委員會,華中師範大學校領導集體退出該校學術委員會都已經見諸報端。   「我們的核心理念是:教授治學就是治理學術,要堅持學術自由和學術民主,維護學術的獨立和純潔。」在復旦大學新一屆學術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前任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換屆工作小組組長王迅介紹說。「校領導不能在校學術委員會任職,必須把學術委員會還給學校的教授們」,復旦校長楊玉良在二○一○年年底就已多次在公開場合表明了這一立場。   然而,二十一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曾對內地媒體表示,學術權和行政權真正地分離,不在於行政人員不擔任學術機構的職務,而在於行政人員不再從事學術研究,以及學術機構能不受行政權的制約獨立進行學術管理、學術決策。   熊丙奇在接受《明報月刊》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內地大學去行政化已經沒有認識上的問題了,關鍵就是執行的問題,即政府部門怎樣放權。倘若能夠形成一種自上而下放權機制,才能不斷推進大學去行政化。   朱清時表示,中國大學去行政化是遲早要實現的。因為只有去行政化,把大學按照學術的規律來辦,這樣大學才能真正地成為一流。   「大學應當是獨立的,自由的,就是人格的獨立和學術上的自由。這是大學的靈魂所在。沒有它,大學就沒有靈魂;大學是學術機構,應當去行政化。」內地法學界泰斗、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在中國政法大學六十周年校慶慶祝大會的此番講話贏得了在場師生的陣陣掌聲。  去行政化會弱化教育地位?   對於未來的改革方向,無論在決策層還是學界,有「大刀闊斧」與「小修小補」兩種意見。   未來進行「大刀闊斧」改革,就會涉及幾個難以解決的核心問題。例如江平在就指出,去行政化應當首先解訣領導體制,是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還是校長負責制?「二十多年前,我們學校已經準備實行校長負責制,後來因為發生了那件政治風波,就改成了現在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而這個問題在現行政治體制下幾乎無法突破。   不過,南科大的妥協也間接證明,「小修小補」才是當前大學去行政化的主流。例如上文提到一些大學官員退出學術活動,再如北京師範大學新任校長董奇提出「擔任校長期間,做到不申報新科研課題、不招新的研究生、不申報任何教學科研獎、個人不申報院士」。但這些舉措大多屬於個人或少數名校行為,並沒有定下制度。  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張千帆研究指出,二○一一年中國大學行政化加劇的趨勢依然有增無減。 為何上有溫總的多次強調,下有學界的呼籲,大學去行政化卻仍然步履蹣跚,甚至止步不前?更多真正參與去行政化改革人士給出的回答是:大學去行政化無法脫離與整個社會的去行政化改革。   有某大學校長對媒體開玩笑,要是大學取消了級別,連一個社區的官員都可以管住你,這就是內地所謂的「官大一級壓死人」。中山大學原校長黃達人也直言,現階段社會上各行各業都存在行政級別的大環境下,如果只是簡單取消了大學的行政級別,不僅不會強化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地位,反而可能恰恰會起到弱化的作用。  自許為理想主義者的朱清時也感慨:「現在我才意識到要去行政化不能夠僅僅靠一個學校封閉在校園這樣就能做到。去行政化要跟社會進步同步,要整個社會一起改才能最終實現大學的去行政化。」  (作者是本刊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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