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盆安能見天?」  感歎孔子的當代好運 (葛兆光)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這是孔子的自況。誰都知道孔子淵博,他精通六藝,學過音樂,懂得木石之怪是夔、魍魎,水裏的怪是龍、魍象,土裏的怪叫賁羊,也懂得會稽的大骨頭是防風氏遺骸,就連一隻大鳥墜落,身上有石矢穿過,他就猜得出是從肅慎飛來的。所以,他才能當老師,老師知道的就是得比別人多。誰也不否認儒家經典內容豐富,雖然從一開始就丟了一本樂經,《尚書》經秦火又缺了大半,《春秋》原本只是「斷爛朝報」,不過,這裏有詩歌有禮儀,有審視過去的歷史,還有預言未來的占卜,也算得上是包羅萬象,難怪宋儒要說「六經為文史淵藪」,清人要說六經如「現成飯,不必外求即厭足矣」。  不過,生有涯而知無涯,儘管孔子學富五車,滿打滿算肚皮裏知識也不足一光碟。只是漢代以後,孔子成為「聖人」,儒家推重的那幾本「古典」成了「經典」,於是便被看成萬古不磨的真理淵藪,一句頂一萬句,似乎越出聖言經訓便不成方圓。難怪不服氣的人編了一個故事,說孔子周遊列國,看到兩個小孩辯論,一個說早上太陽大中午太陽小,所以早上太陽近。一個說,早上太陽不熱中午太陽很燙,所以中午太陽近。問孔子那個說法對,孔子無話回答。於是「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  這當然是杜撰,但是杜撰的背後,藏着深深的懷疑。  在沒有外來新知的時代,一個孔子,幾部經書,可以支撐思想世界,牢籠知識天地。不過到了佛教從西邊來,道教從民間起,儒家就遭遇了麻煩。三國吳主孫皓曾經問外來和尚康僧會,佛教究竟有些什麼新玩意兒?康僧會解釋後,孫皓不以為然地說,這些沒有什麼新玩意兒,周公、孔子即儒家已經說過了,還學這些佛教知識有什麼用呢?但是,康僧會卻說,儒家知識只是「近迹」,而佛教的新知識卻能夠「深入幽冥」。  佛教在挑戰,道教也咄咄逼人,葛洪《抱朴子.內篇》中記載,有人問,如果真的有神仙之道,「五經何以不載,周孔何以不言」?但葛洪回答說,「五經不載者無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矣」,僅僅相信周、孔和五經的看法,是「戴盆以仰聖,不睹七星之炳粲」,他反問,你聽說過獨目三首、馬閑狗蹄、穿胸旁口的人嗎?你見過不灰之木、不熱之火、火浣之布、切玉之刀嗎?你知道西羌、鮮卑、林邑、庸蜀的異俗嗎?他嘲笑這些淺識之人,總是在五經裏尋章摘句,哪裏能夠看見「玄之又玄,妙之極妙」的新天地。「在傳統內變」的匱乏   佛教是外來的宗教,它帶來了傳統中國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異域新知識。道教是中國的宗教,它翻出來的是曾經被理性主義儒家邊緣化了的本土舊資源。新知加上舊識衝破了傳統儒家的邊界,由於傳統儒家的權威和經典,不能再解釋和涵括整個「世界」和所有「現象」,便導致了中古儒家的焦慮和緊張,於是我們看到,中古思想史上「在傳統內變」(change within tradition)已經不夠,已經出現了「在傳統外變」(change without tradition)的徵兆。上至皇帝,中至士人,下至百姓,都對固守傳統不滿,像宗炳《明佛論》就說,「《書》稱知遠,不出唐虞,《春秋》屬辭,盡於王業」,連《周易》也只是局限在一隅,所以說「周孔之述,蓋於蠻觸之域」。沈約《宋書》則說,佛教進入中國後,「經誥充積,訓義深遠,別為一家之學」,如果固守儒家,便是「坎井之局,何以識大方之家」,這意思就像今天我們說的坐井觀天。所以,那個被稱為「菩薩皇帝」的梁武帝就乾脆說,儒家那老一套,就是——  戴盆而望,安能見天?幾度風雨幾度春秋   雖然中古終究沒有讓中國出現「在傳統外變」,唐宋元明清,孔子依然是至聖先師在大成殿中享受了千百年香燭供奉。但憑藉堅船利炮,西力東漸造成的近世大變局,卻真的使孔子和儒經支撐的思想世界千瘡百孔。不必等到吳虞老先生隻手打倒孔家店,也不必等到《新青年》振臂一呼反傳統,早在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美國人謝衛樓(Davello Z. Sheffield)就在《萬國公報》上說儒家學說的六大問題,第一是膜拜先祖,缺乏自由觀念;第二是用理氣性命解釋一切,有非知識傾向;第三是試圖對天地追究終極道理,但把「天道天理」推至虛幻,卻與科學對立;第四是儘管歷史證明人性惡,但儒家卻總說人性善,所以不能以制度和法律來建立秩序;第五是儒家崇拜聖賢,對於一切學問都要以聖人言論裁度,不能堅持理性;第六是儒家對於自然用理氣相感來解釋,有反科學趨向。結論是,如果中國要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結果就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謝衛樓批評的依據當然是近代西方價值,不過,在東方遭遇西方的時代你已經無法掩耳盜鈴。沒有看見過堅船,沒有遭遇過利炮,沒有見識過民主,也沒有深思過平等,孔子和儒家在那個時代一度很落魄。可歷史很弔詭,幾經風雨幾度春秋,孔子和儒經還是九死一生,離了魂還又返魂。特別是近來風氣漸轉,孔子和儒經又紅紅火火地回到神龕享受供奉。穿漢服、祭孔子早已經是舊聞,遍布世界的孔子學院已不是新聞,當年五四時代「打到孔家店」雖然在學院學術話語中,還羞答答地算合理,但隨着國族自尊的需求膨脹,這些批判早已漸漸退潮,甚至被安上了「斷裂傳統」的罪名,至於「批孔」,因為盛於文革更是早就聲名狼藉,不再被人提起。孔子又成了堂堂中華象徵周遊列國,不再只是魯衛陳蔡鄭,而是遠至法德意美澳,不僅天天站在紐約唐人街口享受香烟,回到大陸也倍受崇敬,近日的電影《孔子之決戰春秋》登場,更讓孔子熱得灼人。  有人說,大國崛起的時代就要有「國學」,可一國之學怎麼就只剩下了孔子之學?還有人說,通識教育要鼓勵熟讀「經典」,但「經典」能夠只是儒家的《易》、《詩》、《書》、《禮》、《春秋》麼?回看幾千年的中國文化史,如果被窄化為孔子和儒經的一脈單傳,你不覺得這文化和歷史有點兒形單影隻麼?  二〇一〇年一月寫於香港  (作者是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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