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垮「偽史學」  懷念高華 (董 健)

  高華之死,令我悲痛,這悲痛壓在內心深處,如鉛似冰,既沉且冷。其實,近幾年來,我年老「心硬」,加之患目疾難以讀書,人已似死去一半,對「生」之留戀已大為淡漠,對「死」之悲感也已麻木,故對親朋之死,多淡然處之。但此次高華被萬惡的病魔奪去了生命,我卻難以抑制一種巨大的悲痛,因為我們太需要他了——單就正在蛻變成官場和商場的中國大學來說吧,現在多麼需要像高華那樣有獨立思想、自由精神的學者來為失魂的大學招魂啊!我最近越來越強烈感到:要想知道一個國家文化的墮落和衰敗,當首看它的大學的精神狀態。要想知道大學的精神狀態,只要看看大學校長和教授的言論就差不多了。清華的校長發出政治誓言:大學要「精忠報黨」,嚇得老校友資中筠(一位當代頗有良知的學者)不敢回母校參加那官味十足的百年慶典。北大的校長則拒絕人類普世價值,不敢面對中國教育的嚴重問題,高調鼓吹文化民族主義。兩校的教授中都有為文革、大躍進唱讚歌,為極左路線叫好者,種種醜態,不一而足。面對如此文化隳敗、道德滑坡和精神萎縮,大部分知識分子失語,保持着思想奴隸的沉默,這時我們更加渴望一代知識分子的新覺醒,因此也就更加惋惜高華這樣的學者之離我們而去。如果再給他十年八年,他定會有更精彩的史學著作問世,去打垮那些專制主義權勢者所御用的「偽史學」。高華與李慎之  我與高華同在南京大學任教,我在中文系,他在歷史系。文史不分家,學問之道是相通的。令我難以忘懷的是,我們在思想、精神上的溝通,多發生在大學受到政治干涉、學術自由受到權勢與主流意識形態壓迫的時候。文革結束以來的三十多年,大學和學術界的處境當然比文革前的十七年及文革十年期間要好一些,畢竟是有過十一屆三中全會和高層批准的歷史問題決議的允諾嘛,但是,馬列教條、「共產主義烏托邦」、極左路線……表現為一種新的文化專制主義,形成一種「壓迫」力量,束縛着大學教育、學術、文藝等。當這些東西與不健康的「市場」結合起來時,它們對人的戕害就更加可怕了。我和高華以及他的朋友們,都切身感到了這種「壓迫」,每次相遇相談,必然是各抒所感,內心得到極大的快慰。要知道,近三十多年來,大學的教師已經發生了很大的分化。有的高升,有的沉淪;有的暴富,有的赤貧;有的雄踞「中心」,揚揚得意,有的被擠壓在邊緣,苦苦支撐;有的是「體制」所喜歡的「大左派」,有的是「領導」和「官兒們」所忌恨的「右派」;有的在做買賣,只有少數人在做學問……在這樣的情況下,能交到高華這樣的朋友,不是萬幸嗎?  高華是建國六十多年來敢於向「偽史學」挑戰的第一人,但不是唯一者。大約是在二○○○年冬天,我去北京開會,去拜訪我十分敬佩的李慎之先生。那時李慎之先生正因為《風雨蒼黃五十年》一篇敢於面對歷史真實,也就是敢於挑戰「偽史學」的光芒四射的雄文而被責難、被「調查」,甚至傳聞他已被捕。見面後我急着要知道他的「安危」,他淡淡地說「沒事」,隨即把話題轉到高華的大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他說:「高華送我的書,被我的一位延安時期的老戰友借去不還,說還要再讀一遍。請你叫高華再送我一本。」據李慎之先生說,那位老戰友是延安整風運動的親歷者,他說高華書中所寫都極真實,揭出了許多過去被政治宣傳所掩蓋、扭曲了的真相。深刻的歷史教訓便是從這敢於面對歷史真相的敍事中產生的。我把這叫做「真歷史敍事」,與此相反的是「偽歷史敍事」。後者只能製造歷史謊言,起到「洗腦」、「愚民」的作用。我覺得,僅就辛亥革命以來的百年歷史而言,這種謊言就有很多,直到今天還有人為此辯護。記得在與李慎之先生議論高華大作的過程中,我曾向李老指出:「高華在書的《後記》中說,延安整風中形成的一些政治運作的思想和手段,直接影響到一九四九年建國後的歷次運動,有人曾建議高華沿着原有路數,寫建國後的一段歷史。您的《風雨蒼黃五十年》不就是以抒情散文的形式,續寫了高華的書嗎?」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年,一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篇《風雨蒼黃五十年》,一為長篇歷史專著,一為短篇抒情散文,一者出自史學界的新秀,一者出自學術界的老手,共同發起了向「偽歷史敍事」的挑戰,把御用的「偽歷史敍事」打得落花流水。這是中國思想界、學術界的大喜事、大好事。那時,我「八九風波」以來的壓抑和悲觀還在心頭,李慎之先生鼓勵說:「一批新人已經起來了,他們是大有希望的。」記得他講到學術界的新希望時,提到了秦暉、徐友漁、朱學勤、劉軍寧以及高華等。真理生產者不在中南海,在大學  高華出現在南京大學,亦非偶然。中國現代大學的興起是中國現代化事業的一部分,現代大學的精神與現代啟蒙主義思想文化運動的核心價值,其實就是同一回事。這就是五四時提倡的科學與民主。然而一九四九年以後,年年慶祝五四,我們卻離五四精神越來越遠。大學成了執政黨的政治工具,科學與民主消失,迷信與專制當道。知識分子淪為精神的奴隸。南京大學中文系的教師,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七年間自殺者竟有七人之多,而自殺的原因大都是「革命」形勢下的思想苦悶。他們只能在日記中偷偷表露對「革命大好形勢」的不滿。當時被說成是「大逆不道」,今天看來全是大實話。文革之後這三十多年來,知識分子雖然沒有完全擺脫奴隸的地位,但再也不像以前那麼馴服了。他們從被文革失敗所撕開的專政體制的夾縫中看到了自由表達思想的可能性。從一九七七年開始,真理的生產者不再在中南海,而是在大學裏,在學術界。生產真理者也不再是官僚,而是學者、文人。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大轉折。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一年,僅在南京大學就發生過五次「重大思想事件」,每一次都遭到當局的嚴厲「查處」和批評,但結果卻是令官方十分難堪的。事關「真理標準」討論的那一次,人盡皆知,這裏不談。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對於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批判,由應學犁(蔣廣學)撰文發起,當時遭到胡喬木的下令「查處」,但現在看來,對的是南大,錯的是胡喬木。第三次是許志英發文論述一九一九年為新舊民主主義分界線不準確,也遭到胡喬木的嚴厲批判,並有不少學界同仁迫於胡的壓力而來「圍剿」許志英。現在許的觀點已成為學界公認的常識了。第四次是哲學系學生馬丁(宋龍祥)談市場經濟的文章,受到胡喬木的指責與批判,現在馬丁之說也已成了常識。第五次是一九九○至一九九二年,南京大學堅決抵制國家教委(今教育部)發動的「清理文科」的政治運動。當時南京大學壓力很大,但南大文科受到了保護,事後看來,這是完全正確的,連教育部的人也不好意思再談當年的「清理文科」之事了。高華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裏成長起來的。他那本《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不就是在這一時期進入了胚胎期嗎?重續良史精神  病魔只能奪走高華的自然生命,卻無法泯滅他的精神生產的成果。高華參與的「偽史學」挑戰並未結束。一批新的史學家正在為「真史學」、「新史學」興起而努力。他們重續古代良史董狐的精神,發揚現代啟蒙思想,揭露一切歷史的謊言,追求歷史之真,把歷史的真面目交給當代大眾。要認清未來的改革之路,必須重新審視近百年的歷史。一股挑戰「偽史學」、重寫百年史的潮流正在湧動。走在這個潮流先頭的史學家,如袁偉時、李銳、何方、辛子陵、雷頤、許紀霖、楊天石、章立凡、楊奎松、張鳴、安立志等,都是我所十分敬重的學者,也大都是高華的師與友。他們正在把史學從僵化的意識形態和腐朽的專制體制下解放出來,他們將以歷史之筆從那無形的(文化的)「柏林牆」上挖下一塊塊的磚。那物質的「柏林牆」已經倒了二十多年了,文化上、精神上的「柏林牆」也正在一天天地解體、坍塌下去,儘管有些人還在為之修補,它總有一天也會不可避免地消失在現代文明清除垃圾的行動中。  高華,你在短短的五十七年中,已經做得很好,就無憾地去吧。到另一世界,你會見到李慎之、朱厚澤等思想解放的前輩、先導,共論中國的思想、精神問題。你大概不會忘記:當二○○一年李慎之先生來南京大學講學時,你第二次當面送他《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他老人家笑了笑說:「精神的柏林牆,又被你捅了個大口子。」我永遠記得李慎之的笑容和你的笑容,這笑容叫一些人——想在思想上奴役人的人害怕。  (作者是南京大學教授,曾任該校副校長和中文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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