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加斯.略薩創作的兩個主題 (董鼎山)

  十月七日清早,諾貝爾文學獎佳訊傳來之時,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恰恰在紐約(他今年在普林斯頓大學拉美研究系任教),當日下午乃在曼哈頓的塞萬提斯學院舉行記者招待會。他今年七十四歲了,神采奕然,用英語與西班牙語答問,稱他的得獎只表明了拉美文學與西班牙語文學在世界的重要性。拉美文學當然早已於三十多年前受到重視,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於一九八二年獲諾貝爾文學獎,隨後有一九九〇年獲獎的墨西哥詩人歐克塔維奧.派茲。  巴爾加斯.略薩的作品多含有政治成份,他說政治反映生活,不能與文學隔離。在思想上他傾向於保守,經常批評拉丁美洲的左派政府,特別是古巴與委內瑞拉。在記者招待會中他說﹕「拉美作家很難避免政治,文學是生活的反映,你不能抹殺生活上的政治成份。」自傳色彩作品   他顯然認為性與色情也是生活的重要成份。我初次認識他的作品是一九八二年《胡利婭姨媽與作家》(一九七七)英譯本出版時。青年時代的著作顯然帶有一些自傳成份,此書描述一個喜愛寫作的青年愛上他美麗姨媽的故事,充滿淋漓盡致的色情描寫,特別引起世界文壇注意,也曾改編為電影。巴爾加斯.略薩當時承認,他自少年時代開始,即對年長女人有特殊情感。  另一本同樣性質的《繼母頌》(一九八八)英譯本於一九九〇年在美國出版時,也極受讀者注意,薄薄的一本,敍述一個富有的保險公司商人,人近老年,才感到人生沒有意思,唯一做人樂趣是性愛,而不是賺錢。於是他乃遺棄糟糠之妻,另娶一個不到四十歲的美婦人,並出巨資購買了六幅名貴春宮畫,準備在家中安度晚年。不料他尚未成年「正在發育」的兒子也對繼母起了覬覦之心,設法勾引。美婦人禁不住青春少年的誘惑,終於發生奸情。事後兒子故意讓父親知道,父親一怒之下,將新妻驅逐出門。兒子很得意,他還勾搭上了女傭人,並對她說,他的原意是為自己的生母報復。此書出版後,巴爾加斯.略薩自稱,創作雖是一件苦事,寫這部小說,他卻有非常滿足的快感,好似發泄了自己在少年時已有的對中年婦女的特殊情欲。擅取歷史事迹   儘管他思想保守,對拉丁美洲各國的獨裁者非常厭惡,他頗多小說乃是根據歷史事迹創作,在二〇〇一年英譯《公羊的節日》(二〇〇〇)中,描繪了多米尼加共和國前獨裁者特魯希略,在他三十多年專制統治下,整個國家成了人間地獄。小說通過杜撰的一個女人的所見所聞,再現拉美最血腥的獨裁統治。在此書中,特魯希略不具名,只被稱呼為「魔鬼」。作者指出,在他的統治下,人民所受的苦難較歷史上的「海地的佔領,西班牙與美國的侵略,各種內戰內鬥,以及地震、颶風等從天上、海面、地心所降來的種種苦難的總合尤甚。」  一九八六年英譯《瑪伊塔的真實生活》(一九八五,已出版中譯本書名為《狂人瑪伊塔》),故事講述一個人的複雜性格。書中各類人物形容他們對一個托洛茨基派革命家的記憶。各種記憶不同,而這位革命家好似是多重性格的結合﹕他熱心崇拜神明,也熱心崇拜馬克思;他是個職業革命家,但也會操縱青年同志;他是個理想主義者,但一面又對左翼人士的宗派內鬥大為失望……  巴爾加斯.略薩的小說創作集中於兩個主題﹕一、人類對自由(無論是政治、社會或創作)的嚮往;二、藝術與想像力所能帶來的解放。講述故事當然是小說家考慮的中心,不過讀者可從著作總結出小說家的思想所在。  《瑪伊塔》一類作品與《繼母頌》和《胡利婭姨媽與作家》等大有不同,好像出於二人的手。不過,無論是取材自歷史事迹或自傳性的個人經驗,巴爾加斯.略薩的創作藝術主要是﹕「改造現實,把它加飾一些,或減削一些。」(作者本人之語)  我在網上搜索他的文學寫作意見,找到一九八四年他在《紐約時報書評周刊》所發表的一篇論文,其中有言﹕「小說中之有虛構謊言,並非沒有理由,它充實了現實生活的不足處。因此,人在對生活絕對滿意之時,或讓宗教信仰支配之時,就不需要小說來相助。宗教文化只產生詩與戲劇,而小說則是各種社會事物所產生的藝術。在小說中,人的信仰發生動搖,必須另找一個可以信任的幻覺,但此幻覺已被現實世界的捉摸不定現象替代。」與馬爾克斯絕交卅年   巴爾加斯.略薩與拉美文學另一巨人、《百年孤獨》作者馬爾克斯原是至交,但一九七六年他們在墨西哥城吵鬧,以致絕交,從此不相往來。事情的發生猶如他們小說中的情節。那天在一部影片開幕儀式中,馬爾克斯見到巴爾加斯.略薩,走向前握手擁抱,被後者一拳打去,滿臉烏青。據說起因是馬爾克斯在巴爾加斯.略薩婚姻發生問題時,曾慰撫他的妻子。二〇〇七年,《百年孤獨》出版四十周年特別版,巴爾加斯.略薩答應以自己一篇評《百年》的文章為馬爾克斯這部經典作序,此舉對二位文豪別具意味。一九八二年馬爾克斯獲諾貝爾獎也曾引起巴爾加斯.略薩的妒羨。現在他自己也獲獎,當可滿足了。馬爾克斯在微博上留言祝賀巴爾加斯.略薩:「如今我們都一樣了。」  寫到這裏,我不免想到美國作家菲力浦.羅思的失望之情。在美國,兩位文壇巨人諾曼.梅勒與約翰.厄普代克去世後,文化界簡直人人都期待,此次諾獎應該輪到羅思了。上次美國作家獲諾獎者是一九九三年的黑人女作家冬妮.莫里森,而美國在等待的另一女作家是喬哀絲.卡洛兒.歐茨。羅思剛於十月五日出了新作Nemesis,獲得佳評,但我尚未讀到。作為美國文學讀者,我對他的落選也深感失望。  二〇一〇年十月八日於紐約  (作者是定居美國的華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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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辛作品的多種風采  從共產主義女權主義到神秘科幻 (董鼎山)

  多麗絲.萊辛獲得二○○七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出乎我們的意料。最失望的恐怕是七十四歲的菲立普.羅斯(Philip Roth),他的新作Exit Ghost剛出版,評論甚佳,美國傳媒大加張揚,好像等了多年的羅斯終將遂其所願。至於八十四歲的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則已不抱如此遐想。年齡可能是一個障礙,難怪萊辛即將過八十八歲生日知悉獲獎(是歷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之中最年老的)時也表示驚訝,對記者道,等了這麼多年,她已不再去想它了。「政治正確」獎?  品特剛於二○○五年獲諾獎,不到兩年,又輪到一位英國作家。由於品特與萊辛都是思想左傾者(品特在數年前到過美國,回去後聲言此後絕不再入美境,因他對小布殊政策極其反感),不免令人質疑瑞典學院文學獎評審團是否優先考慮政治正確,而不重視文學本質。何況去年諾獎得主、土耳其作家帕穆克的作品也涉及政治。著名文學家、耶魯大學教授哈羅.布魯姆(Harold Bloom)在聽到萊辛獲獎後發言,對瑞典學院的評斷表示不滿,說這回又是「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思想在作祟(按﹕「政治正確」名詞乃右派作家用來批評時尚的、抬舉少數民族與主張女權作家作品風氣的一種用語)。正統學院派評論家如布魯姆則一向對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後現代主義文學極度反感。  出生於波斯(現伊朗)、成長在英殖民地南羅得西亞(現津巴布韋)的萊辛,於成年後才回祖籍英國定居,她於中學時即退學,文學造詣完全來自自學自讀。她自幼即對社會黑白不平等現狀不滿,參加了一個左翼讀書會,後來加入了共產黨,但到倫敦居住後,她因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反蘇革命而棄絕馬克思主義。她的早期作品都有關社會問題,後來她對伊斯蘭教的蘇菲派(Sufi)神秘主義發生興趣,竟因此嘗試寫作科幻小說。婦女與文學的母親  萊辛最著名的小說是一九六二年的《金色筆記本》。這本半含自傳性崇揚女權的小說被人批評為「不夠女性化」,但卻被女權主義者捧為聖經。《金色筆記本》的出版首次為她打響了名堂,但是初版只賣出了六千本。這本書當時的編輯羅勃.戈特里布(Robert Gottlieb),美國書局名編輯,一度主編《紐約客》雜誌)聽到她獲諾獎時對記者說﹕「這六千個購書者都是恰當的讀者。這些讀者都被此書所激動,因而造成她在美國的名氣。」二十年來替她出書的哈柏—柯林斯書局的一位女老闆說﹕「對婦女與文學而言,多麗絲•萊辛乃是我們的母親。」  萊辛著作多種,包括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集,也有多部非虛構作品與兩部自傳。她的作風從自然主義,到心理現實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實驗主義,發展到後期的科幻小說、恐怖小說。有人批評她寫的科幻小說,她則回答說她的最好文筆還是在這些作品中。她的作品主題包羅萬象﹕人際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家務生活與自由之間的衝突,責任感與獨立自主的衝突,愛與背信,等等。萊辛專注於這些主題,是由於她幼小時期在非洲殖民地生活的影響。她的第一部小說《青草在高唱》就源自她在非洲生活時對白黑主僕關係的觀察。  她於一九九四年出版的第一部自傳《在我的內心》(Under My Skin)寫她的幼年生活,她常常看到父母並肩坐在羅得西亞鄉下屋前,滿臉緊張焦慮。她寫道:  他們緊密地坐在一起,受了貧苦所束縛,而且又各有出乎兩個不同歷史的秘密難言苦衷。看來,他們似是再不能忍受了,又悲哀又可憐。他們的無能無助狀態,我再也看不下去。  萊辛決意不落入同樣的命運,遂於十五歲即離家。第一部自傳寫到一九四九年。《青草在高唱》出版於一九五○年,後來在一九五二至六九年出版的五集《暴力的兒童》與一九六二年的《金色筆記本》中她也寫了父母苦況所觸發的同樣決心,她的獨立婦女精神與大膽的性描寫令她成為女權主義者偶像。美國評論家瑪麗.麥格羅里(Mary McGrory)這樣寫道﹕     萊辛寫她自己的性,用了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毫不留情的緊張情緒,至於性描寫,她尤如約翰.奧哈拉(John O’Hara)一樣的坦白詳細。科幻小說富哲理  萊辛的最新著作是今年出版的《裂縫》(The Cleft),保持她後期的科幻小說風格。故事講述一個神秘的社會,沒有性的妒忌,沒有小心眼的競爭,沒有男子的干涉。一個羅馬時代的歷史學家到了老年,想重造人類,他講了一個古代女性社會「裂縫族」的歷史。在那個社會中,婦女住在伊甸樂園式的環境中,她們沒有知道男人的必要,因為他們的受孕乃來自海濱浸足,她們也有月經,但是所生的只是女嬰。突然間,一個男嬰出生了,她們和諧的社會就突然起了變化。  這部具有哲理性的科幻小說(書名「裂縫」是暗示婦女陰道),主題正如她的初期女權小說所寫的﹕男女同是人類,但又明顯的相異,雖能在世界共存,但是男女異性造成世界的混亂。男嬰出世時的生殖器令「裂縫族」大為驚異,男孩成長後的首次性關係就被視作強姦。不久,受孕已不再是天賜,男嬰的繁殖將一個全女性社會造成男女共存的社會,嫉妒、吃醋、爭奪、謀殺種種惡事隨之而生。原來的「女人國」天堂樂園已不存在,而男女非互相共存不可。  我不能想像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作家竟有如此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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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部名家新作,兩個評價 (董鼎山)

  三十年前,在「四人幫」倒台後不久,我在《讀書》雜誌寫了不少有關西方作家的報道,其中談論最多的兩位是羅思(Philip Roth)與厄普代克(John Updike)。當時那些名家,今日有的已經逝世,有的因年老而少動筆,只有這兩位仍有新作面世……《恐怖分子》情節牽強  羅思新書名為《普通人》(Everyman),厄普代克的則是《恐怖分子》(Terrorist)。「恐怖分子」今日在傳媒界已是常見的稱號,用它來當書名,顯出小說的主人公是個異乎常人的角色。  在翻閱《恐怖分子》前,我的第一反應是﹕作為堂堂名家,厄普代克為何也要迎逢時尚,寫一部流行小說﹖隨後我想,他既然是作家,當然要運用想像力來創造一個特殊角色,描畫一種着迷於恐怖行為的人物心理。這本書是厄普代克的第二十二部小說,內容性質、情節相異於以前的作品——讀起來猶如驚險小說,唯作者常用的各種因素仍在﹕性、死亡和宗教。不過,在這裏,作者的想像力伸展到他所不熟悉的區域,情節的可信性便成疑。  主人公是個名叫阿默德的十八歲少年,出生於新澤西州,母親是愛爾蘭裔的「嬉皮士」式女子﹔父親是來自埃及的留學生,在阿默德三歲時突然失去蹤影。雖然由母親獨力養大,但這位半阿拉伯裔的少年卻信奉了生父的宗教——伊斯蘭教,後來被伊斯蘭恐怖組織吸納,指派他用自殺式手段轟炸紐約通往新澤西州的水底隧道。  阿默德在中學時代就開始到當地的清真寺做禮拜。到了十八歲,他還是個處男,並認為性事是骯髒的。他用伊斯蘭教徒的眼光來看美國社會,以為社會上的少男少女的生活放蕩,同時也對母親男友眾多的放縱生活深表憤怒。他常口口聲聲說「我渴望天堂樂園」,預見美國末日來臨。  可是厄普代克從未明確解釋﹕這個年已十八歲,在美國成長的少年,怎麼沒有一個知友、沒有一點點交女朋友的經驗﹖在作者筆下,阿默德的角色令人難以置信——習慣於描繪中上層社會的厄普代克,顯然對這類人物的心理生疏得很。他也沒能表達出阿默德為何甘願為真主犧牲性命。他把阿默德描寫成為一個脾性溫和、善良的人,甚至不願足踏生蟲——這就不免令讀者產生疑問﹕既是如此,他怎麼會願意用自殺方式,去傷害成百成千的無辜平民﹖此外,在作者筆下,母親好像從不關心兒子日漸滋長的宗教狂熱,也不過問兒子為何要學習開動裝滿危險物品的大卡車,而且剛剛是在「九一一」發生之後。  牽強的情節終而帶出牽強的結局﹕母親與兒子的教師發生關係,而這名教師的妻子的妹妹剛好在政府安全機構任職,碰巧該機構發現新澤西州正醞釀恐怖陰謀,恰好那處是阿默德的家鄉……《普通人》抒寫老人心事  對厄普代克新作的失望令我更熱心轉向羅思的新作。《普通人》雖然只有薄薄的一百八十二頁,卻能引起讀者在哲理方面的深思。  該小說的主題是人的必死性(mortality)。主人公是個無名的普通人,甫開卷已死去,墳墓旁的親友們在向他告別。他生前的所謂「文化職業」,只不過表明了他原來在廣告界工作﹔他的生活平淡,結過三次婚,與子女們的關係並不十分密切。逝世之前,他在一個退休老人村居住了數年,交了不少年紀相若的朋友。這些老人有的患病,有的去世,因此他曾探望不少病人,也參與過多次葬禮。這樣的養老生活當然使他情緒低沉——他自己接受過多次手術,其中一位前妻又中風﹔另有一位婦女的丈夫患腦瘤而死,而該名婦女最終也因耐不住背痛難癒而自殺。有一次他去探訪一位奄奄一息的舊同事,回來後不禁自言自語道﹕「老年不是一場戰鬥,老年乃是屠殺。」這是一個簡單的故事,卻把孤寂病弱老人的心理細緻地表現出來。  羅思已達七十三高齡,當然免不了有這類「人生已到盡頭」的感想。《普通人》是不是隱含自傳成分﹖說不準。但是這位無名主人公的思索當必是作者自己的思索。與我同年代的名家如馬拉默德( Bernard Malamud)、契佛(John Cheever)等都已去世,碩果僅存的如梅勒(Norman Mailer)、馮內果(Kurt Vonnegut)等的近作也不多。這般智慧特高的人物自然對「人的必死性」有深切的感想。觀看今日世界,七十三歲不算老,可是羅思流露出心底之憂思,就大大地引起讀者注意。  《普通人》出版後,羅思曾在一篇訪問記中說到,他近來幾乎每六個月就要去一個追悼會,數年前的貝婁(Saul Bellow)追悼會特別引起他的感觸——貝婁原居於芝加哥,後來遷居到波士頓後,便與住在附近的羅思更為親近。羅思告訴記者﹕「其實我早就應該知道他會不久於人世。我想他死時已是八十九歲。但是他的逝世還是令我難以接受。在他下葬後第二天,我就開始寫這本書。此書並不是談他,與他無關﹔只是我剛送葬歸來,便馬上有意動筆。」  這本《普通人》好像是在替我們老人抒寫。  七月三十一日於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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