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西出陽關  拉希莉新作《陌生大地》中的移民群象 (書巢-郭強生)

  在拉希莉之前,許多所謂「新移民文學」作家都披露了移民的艱辛,抗議了美國的種族歧視,但對所謂的自主、獨立、冒險、成功等美國價值觀仍視為可貴;而拉希莉認同的反而是移民者心中永遠的落寞與痛苦,即使沒有物質匱乏之虞,仍填補不了家園何處之迷惘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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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蒙.懷特的「書中書」  《黃粱客棧》中的假設經典 (書巢-郭強生)

  以知名作家生平為藍本的小說自麥可.康寧漢的《時時刻刻》(The Hours)後,現在似乎找到了更廣闊的發揮空間與再詮釋的角度,不再拘泥編年史式的事件記載或歌功頌德,而能更自由地融入現代的觀點,以多面向的觸角勘察體驗作家面對藝術創作與人生困境時的糾結。這樣的作品不僅考驗小說家重新提煉大師精華的功力,也藉此引導讀者經由不同的閱讀產生再探經典的樂趣。例如提姆托賓的《大師》(The Master)剖析亨利.詹姆斯如何藉創作撫慰(或逃避)因無法面對自我真實情感的遺憾與孤寂,亦是難得的佳作。而這類小說對喜愛文學的讀者而言,更有一窺不同年代文藝圈形形色色的驚喜。  亨利.詹姆斯最近又出現在一本甫出版即廣受好評的半傳記式小說中,不過這回他不是主角,而成了環繞主人公史蒂芬.克嵐(Stephen Crane)身邊的眾多配角之一,與康拉德、伊蒂斯.華騰等人一同重現了上個世紀末的頹廢與華麗。這本名為《黃粱客棧》(Hotel de Dream)的小說,在命題上做了更大膽卻饒具深意的假設,從一本據說存在、卻從無人知道是否完成還是已遭銷毀的克嵐作品為主軸。該書作者愛德蒙.懷特(Edmond White)被公認為自一九七〇年代以來最重要的同志作家,這回他一改半自傳式的小說風格,拋開他熟悉的紐約同志圈,第一次嘗試重新建構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與擾攘喧囂的紐約在十九世紀末的風景,更難得的是,他模仿克嵐的文字風格,惟肖惟妙。以「書中書」的方式將這部「傳聞中」的小說拼裝出來。為美國文學打下基礎  克嵐是十九世紀末的重要美國寫實主義小說家。記者出身的克嵐作品不多,這與他二十八歲即因肺結核早逝有關,但在他短暫匆促的寫作生涯裏,留下了兩部日後與霍桑、梅爾維爾等美國小說家齊名的經典:《鐵血雄獅》(The Red Badge of Courage)及《風塵女瑪姬》(Maggie, Girl of the Street)。克嵐的文字簡練精準,與同輩歐陸作家的深沉委婉大異其趣,越是經過時間沉澱,越讓後世美國讀者與評論家感到克嵐為美國本土文學打下的基礎,更不用說他的取材如《鐵血雄獅》中的戰爭場面,以及《風塵女瑪姬》的深入社會底層,都開啟了小說反映社會現實的新局面。然而在克嵐的有生之年,英國文壇給予他的重視和肯定卻高於美國自家人,這或許與他年少成名、作風不羈,逝世前幾年都在英國度過有關。他與一個開妓院的女子相戀因而回不了國門,這位名喚寇拉(Cora)的戀人早年開的一間妓院便叫Hotel de Dream,被懷特借用作了書名。  在懷特的小說中有三條敍事線:重病瀕死的克嵐回憶他早年在紐約街頭認識的一位叫艾略特的童妓,決定在自己死前用口述給寇拉的方式,將艾略特的故事寫成小說;另一條線則是寇拉不放棄希望,帶着病入膏肓的克嵐遠赴德國就醫這段旅程;第三條線則是「書中書」,懷特仿克嵐寫成的這部以艾略特為主角的中篇小說《上妝男孩 》(The Painted Boy)。懷特在書末為他的考證作了說明:克嵐特立獨行,英年早逝留下的生平資料有限,一直是研究者的難題。在少數已完成的有關克嵐的傳記中,懷特發現克嵐友人曾道出一段耐人尋味的回憶:某日在街頭撞見克嵐與一位男童妓同行,克嵐表示他從男童身上獲得許多資料,打算寫成一部《風塵女瑪姬》的姐妹作。而事後「據說」克嵐曾把部分完成的篇章給了另一位作家過目,希望聽取意見,對方大驚失色,告訴克嵐這樣的作品若公諸於世,會讓克嵐身敗名裂(王爾德入獄醜聞才剛發生不久),宜速速銷毀。補白十九世紀文學作品  這就是傳說中下落不明的遺作始末。但懷特讓人激賞之處則在於,他並未狹隘地賣弄八卦,或在克嵐的性向上做文章;反之,他提出一個非常發人深省的觀點:在那個偽善、壓抑、封閉的年代,如果克嵐這樣優秀的異性戀作家,真的完成並出版了這部描述(上一個)末世情欲糾纏的同志小說,世人對同志的印象應該有很大的不同吧!  像克嵐這樣不戴有色眼鏡的寫實作家,以悲憫關懷為出發點,要完成一部《風塵女瑪姬》的姐妹作,並非不可能。小說虛構的意義與藝術,在懷特這部《黃粱客棧》中有精彩的搬演,更難能可貴的是,懷特打破了界限與迷思。他身為同志作家卻能刻畫異性戀作家的內心世界,極具可信度與感人力量。同樣的,在懷特的想法中,克嵐這樣的作家想去揣摩理解同志情欲是合理正常的,並且應會有突出的藝術價值。  甚至,讀者可以撇開性別的議題,單看懷特如何補白了十九世紀文學作品中被權勢「消毒」掩蓋了的紐約,還原一個我們彷彿能嗅得到髒亂腐臭的新興社會的體臭,以及由這種體臭和汗味淚水混攪而生的悲涼。(作者是台灣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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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張望 對帕穆克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一點想法 (郭強生)

  盛傳在去年諾貝爾文學獎評審決議中造成委員極大爭議的土耳其小說家帕穆克,今年終於桂冠到手。相信一般並不會對這個結果表示意外。但是這不感意外的背後,其實原因還包含了日前諾貝爾文學獎爆出的太多爭議與內鬨,例如一九九九年得主,德國小說家葛拉斯(Gunter Grass)最近自爆年輕時曾是納粹軍;瑞典學院院士阿倫德(Knut Ahnlund)忽然在報刊發表文章,指稱奧地利女作家耶利內克(Elfriede Jelinek)不該在二○○四年獲獎,引發軒然大波;或者再倒回去年,因評審僵持不下而「意外」出線的英國劇作家品特(Harold Pinter),在得獎感言中痛批美國布殊政府出兵伊拉克。這些年諾貝爾文學獎還真是充滿了不少政治硝烟!  文學的普世價值與文學家個人的藝術成就並非由一個獎項可以決定,這一點相信在許多人心裏已有共識。華文世界關注諾貝爾文學獎多年,終於有了高行健獲獎,結果大家似乎仍是不滿意。高行健代表的是否就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高峰?果真如此,他代表的究竟又是甚麼?傷痕?控訴?人權?西方對東方的重視?幻想?誤解?今年的帕穆克獲獎,相信舊調又要重提。  帕穆克的作品始終以土耳其傳統與西方現代化之間的衝突為題材,而他也是除柯默(Yasar Kemel)之外,唯一作品被外譯並獲西方廣大迴響的當代土耳其作家。與柯默不同的是,帕穆克的小說在本國即為暢銷書,在閱讀小說並不是那麼受重視的土耳其,帕穆克動輒二三十萬本的銷售量(盜版不計),其實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  帕穆克文質彬彬,充滿書卷味,從不諱言自小接受英美教育,最佩服的是喬哀斯、福樓拜、普魯斯特等西方作家,經常旅居紐約與伊斯坦布爾。他家境富裕,原本讀的是建築,二十二歲改弦創作,卻整整八年沒有成果,直到一九八○年一場土耳其政變,讓他突然得到靈感,之後的《寂靜之屋》、《白色城堡》……陸續出版,皆以帶有強烈歷史奇幻混合的說故事方式,重新建構屬於奧斯曼帝國的興衰。  在二○○三年,他以《我的名字叫紅》拿下當今世上單部作品獎金最高的都柏林國際文學獎,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他說了這樣一段話:  你探索過去,企圖重新打造一個屬於自己的形象,其後你意識到其中的虛榮與浪漫成份。於是你又朝西方看,被最新的後現代表現形式啟發,還是逃不過虛榮。這就像鐘擺來回東西之間。但重要的是,你不必為此良心不安或將它過度問題化,這就是在世界角落的生活,我可以接受。我的快樂是來自能將歷史的來來去去轉為一首哀怨的旋律。(見二○○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紐約時報》)帕穆克擺盪的姿態  這不禁讓我們回想起他這部以十七世紀土耳其傳統細密畫師在遭逢西方畫派透視寫真新風格衝擊為題材的《我的名字叫紅》中,老畫師語重心長的這番話:「你們終其一生將永遠忙着追隨摹仿法蘭克畫風,為了擁有自己的風格到頭來還是沒有風格。」帕穆克難道是自相矛盾?誰都看得出他這部作品如何挪用了西方後現代的技巧,並以極具親和力的典型偵探故事包裝了中世紀掌故傳說,果然讓西方讀者與評論家看得津津有味。  帕穆克本人也絕非「活在世界的角落」,「譜寫他淡淡的歷史哀歌」。他幾度站出來公開批評當今土耳其政府的言論不自由與人權不彰,他曾經拒絕接受土耳其政府頒發的「國家藝術家」頭銜,去年更因抨擊土耳其在一次大戰期間屠殺亞美尼亞人被政府起訴。但是以他的國際名聲,起訴最後當然撤銷,而且他可以說是國寶級人物,著作暢銷加好評,走到哪裏都是新聞。他在小說中總在找回失去的土耳其,但在真實生活中則是個國際人,談的是民主、自由與後現代。他豈不知自己現在所站的位置,也是在加速另一個土耳其的消失?  或是說,他實在是太聰明了,巧妙地在百姓的政治與美學的政治之間找到平衡,不用調解,只須連結?筆者以為這已經是現代文學最弔詭的一種消費行為——消費歷史,消費政治。  若有識者覺得耶利內克獲獎有政治因素,帕穆克又何嘗不是?但至少耶利內克筆下的男女夠醜陋;品特不改挑釁本色夠有種,帕穆克則始終優雅華麗。歷史與文化矛盾的主題,滿足的是一種當今籠罩全世界的鄉愁。讀他的小說讓人覺得自己很有深度,但是無從也無須涉入,在這個快速全球化的世界,文化疆域的鬆動與認同感的模糊,為帕穆克的作品搭起了最佳的布景。  帕穆克是一流的小說家,但是我們不能不注意他特有的一種擺盪的姿態——或許這是文學在這個影像網路文化當道的時代的另一種生存之道。帕穆克到底還是西方的,這並不是一種否定的宣判,反而可以提醒我們,像帕穆克這樣可以看見本國、國際讀者在哪裏的作家,或許已正悄悄改變着文學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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