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血緣」「族群結構」與中美關係 (陳 勇)

  現在是二十世紀中以來中美關係發展史上最為風平浪靜的時期,給未來兩國間的良性互動提供契機。但是,兩國之間缺乏強韌的紐帶,雙邊關係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突現於常為人忽視的文化因素在美國外交策略形成過程中的至關重要性。本文借助「文化血緣」和「族群結構」這兩個概念,從文化了解和社會結構的角度來探討中美關係的現狀和未來。利益非美外交唯一考量   毋庸置疑,中美關係的走向,與日益國際化的中國經濟息息相關。但是,要了解美國未來對華政策,我們不能將注意力僅僅局限在政治方面。政府決策只是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一個環節,正如一位學者出身的外交官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曾經提到,美國外交政策的形成,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這一過程體現美國在歷史、文化乃至於社會結構等諸多方面的特徵。傳統對美國外交的研究是將着眼點放在「利益」二字上面。在分析外交政策時,人們常常引用一句話:「沒有永恆的友誼,只有永恆的利益。」但是,過於強調利益的重要,也有很大的局限。我們會發現,美國的對外政策常常有悖於其政治、經濟、軍事利益。   美國外交的方向形成的過程還有兩個更為深遠的層面,其中一個是文化血緣。文化血緣是建基於美國在宗教、文化、歷史的背景之上。與美國文化血緣最濃厚的國家是英國,兩國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字,仍然在美國文化佔有統治地位的新教也是來自英國。親英乃成為過去一百多年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基石。兩次世界大戰,美國都毫不猶豫地站在英國一邊,其中一個決定性的原因就是文化血緣。  另一個深遠的層面,是族群結構,二十世紀中期以來逐漸形成的無條件支持以色列的政策,是美國外交的另一個基石。這一政策,則體現出族群結構在美國這樣一個文化多元國度的重要性。這不僅因為以色列的重要戰略地位,也不完全是因為它和信仰基督教的美國人在宗教和文化上的共同歷史淵源。(我們知道,西方社會源遠流長的反猶太人思潮不僅僅長期橫行歐洲,也曾流行於美國。猶太人大量移民美國是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他們多是東歐來的窮人,在美國備受歧視。一九二〇、三〇年代,文化傳統深厚的猶太人第二代爭相進入大學,卻遭打壓,包括哈佛在內的大學紛紛用設錄取名額等種種方法限制猶太人入學。)影響美國對以色列政策形成最為關鍵的,乃是二戰後猶太人在美國勢力的迅速壯大。從人數而言,猶太人在美國並不算很大的族群。一九九〇年時,美國有五百五十萬猶太人,只佔人口的百分之二點二(近十年來,其人口比例還有所下降),但他們在美國社會的影響力遠遠超出其人口的比重。美國政治生活中,他們表現出極大的參政熱誠。不僅投票的人數多,而且表現團結。每逢重要的選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猶太選票都會投向同一個候選人。更為重要的是,在美國受了良好教育的猶太人,大批進入金融界、媒體和法律界,令他們得以通過各種途徑來影響美國的民意和政策。美國對以色列不遺餘力的支持,更多是反映了猶太族群的利益,而不盡然是美國的國家利益。中國威脅論的消亡   中國經濟的崛起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在美國媒體上得到大幅的報道。一時間,「中國的崛起」和「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世紀」成為從《紐約時報》等主要報刊和各大電視台的熱門話題。它們一方面肯定了中國經濟奇迹般的成就及其歷史意義,另一方面也道出擔憂。二〇〇五年五月九日的《新聞周刊》(Newsweek),以「中國的世紀」(China’s Century)作為封面故事。文章說,中國的崛起,加上印度的興起和日本的力量,是世界格局的第三次大變動。之後,作者筆鋒一轉,說中國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形成對美國的威脅。」中國威脅論,在九十年代曾到達一個高峰,當時人們談論的主要是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柏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孟羅(Ross H. Munro)的《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一書,紅極一時,和者勝眾,形成一股反華思潮。  「九一一」事件後曾失去勢頭的中國威脅論,在對中國崛起的討論中又重現,只是將注意力轉移到來自中國的經濟威脅。爾灣加州大學商學院教授納法羅(Peter Navarro)在其《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The Coming China Wars)一書中,認為中國正在「尋求全球經濟霸權」。我們不能將上述言論簡單地歸結為少數人在譁眾取寵,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國公眾對來自中國大陸在經濟上的競爭的感受。根據一項二〇〇三年的民意調查,超過一半(百分之五十五點五四)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是「美國公司在美國的不公平競爭對手」。同時,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認為中國會成為美國公司的一個大市場。  以往每到選舉,政客們就會把中國拿出來修理一番。所以關心中國問題的人們曾預料,在二〇〇八大選中,對崛起中的中國的攻擊會達到一個新高潮,但實際結果卻完全相反。在初選階段,還有人會談到中國問題,但到了正式大選時就幾乎全無蹤影。二〇〇八年十月十六日,在喬治亞洲的喬治.梅森大學舉辦的有關中國問題的辯論會,兩黨的候選人都只派了低層次的代表出席。  中國威脅論幾乎完全消聲匿迹這出人意料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北京奧運的成功。更重要的是,這也是基於實際利益的考量。大選前的一兩年,美國公眾和決策者,都更清楚地認識到日益增長的中美經濟的互相依賴,以及因小布殊推行的充滿冷戰色彩的霸權政策所帶來的代價。這很有可能預示着中美關係正在進入一個務實、脫離了意識形態的新時期。中美文化的差異   但是,中美間的良性互動從來都是基於利益考量,缺乏如文化血緣和族群結構的堅固根基。所以,隨時都有往相反的方向發展的可能。首先,兩國間長久的矛盾點依然存在,比如政治上的西藏問題和經濟上的貿易糾紛。當美國人發現刺激內需市場不能振興經濟時,就會大力尋求海外市場並縮減進口,從而引發與中國的貿易戰。從更深的層面來看,中國和美國沒有深厚的共同文化淵源。借用亨廷頓教授的話來說,它們屬於不同的文明體系。來自中國的商品雖然已經深入到了美國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但中國和中華文化對很多美國人來說還十分陌生。同樣,美國社會中的華裔的影響力,尤其在外交政策上的影響,也是有限的。  很難用量化的方法來衡量美國人對中國文化的熟悉程度。過去的中國餐廳和現在的中國產品在美國比比皆是,但都停留在服務業的層面,對於加強中美間的文化紐帶上的作用有限。我們不妨看看在美國大學裏教授中國文化的情況﹕據隸屬美國聯邦政府的國家教育數據中心二〇〇四年的統計,美國共有四千二百三十六所各類大學。但是,其中只有區區十五座大學設有專門的中國研究中心。美國的中國研究,在很多大學被放在東亞研究裏面。但是,能夠數得出來的東亞研究機構,也只有八十五個,其中有的還在同一所大學。也就是說,能在美國大學學到有關中國的美國人並不太多。  另外,語言是文化的基礎,讓我們再來看看美國大學中文教育的情況﹕據美國現代語言學會於二〇〇七年公布的數據,美國大學的中文教育從二〇〇二到二〇〇六年有了很大發展,學生增長率達到百分之五十一。但與此同時,選修中文的學生總數還不到五萬二千人,其中大部分是華裔子弟。在各類外國語中排名第七,比排名第六的日語還少了一萬多人。排列第一的西班牙語則有八十二萬多學生。美國大學素來偏好的法語,排名第二,擁有二十多萬名學生。所以,要等到大多美國人熟悉中國文化,不再將中國視為異類,還需要很長的時間。美國華人的政治影響低   同時,華人距離影響美國外交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華人的力量雖然在二戰後得到巨大發展,如在就業方面,早年只有單一的餐飲業和洗衣業,現在已成為高科技和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而人口從不到八萬增到今天的三百萬左右,超過猶太人的一半。但是在政治生活的影響,遠遠不及猶太人的一半,甚至十分之一。華人大多數(百分之六十)是第一代的新移民;在有公民身份的華人中,投票率也非常低。即使華人投票了,也常常缺乏猶太人的團結性。以加州蒙特利公園市一九九七年選舉調查為例,百分之三十四的華人註冊為民主黨,另外百分之三十三點四為共和黨人,正好將華人的選票抵銷。還有包括台海兩岸政治等其他的因素也進一步削弱了華人的團結。此外,白領華人的就業也多限於科技方面。本人二〇〇八年對美國大學的華人教授作過一個詳盡的研究,發現雖然華人教授按人口比例所佔的份額,在所有族群中名列前茅,但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在工程、科學和數學等技術性的領域。這無論對提升中國文化的了解或擴大華人在美國的影響,所起的作用都有限。  所以,要使美國對華友好態度成為美國穩固的策略,還有待美國人對中國文化的了解進一步加強,以及華人的凝聚力和在美國社會力量的壯大。  (作者是美國加州爾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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