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伊斯蘭與歧視  ——巴黎恐襲的反思 (陳婉容)

  伊斯蘭國在十一月中血洗巴黎,對世界的震撼比不上「九一一」,大概是因為過去十多年來,恐襲已經成為了常態而不是孤例。然而恐襲發生在歐洲的其中一個最具代表性的首都,象徵意義恐怕不下於「九一一」:這意味着國界在這個資訊全球流通的時代,早已無法阻隔恐怖組織的擴張。而受襲的小酒吧、劇院等地,幾乎都是法國文化象徵與標誌,叫人猜測施襲者有計劃針對法國人的生活模式。法國這一年以《查理周報》受襲事件開始,以巴黎恐襲結束,叫人懷疑歐洲的昇平時代是否已經完結,要從一、二戰中的歐洲自相殘殺,轉而對抗外來敵對勢力。政治化的穆斯林與「世俗主義」的法國  自敍利亞戰事開始,美國在伊拉克扶植的什葉派政府對遜尼派的高壓政策而催生了伊斯蘭國後,不少在歐美的穆斯林移民後代受極端組織的網上招兵吸引,前往敍利亞作戰。法國國內的穆斯林移民多來自北非中東一帶,受茉莉花革命影響最深的國家;而這些國家正正是受世俗化政權高壓統治多年的前殖民地,北非突尼西亞就是一例。而在隨後受茉莉花影響而發生革命的英國前殖民地埃及,統治了三十年的獨裁者穆巴拉克,亦是受美國支持的世俗化政權。  在談到穆斯林生活方式跟法國的宗教政策有何抵觸之處前,必須稍為闡述世俗化或政教分離,為何在伊斯蘭世界並沒有得到廣泛認同。西方列強擴展帝國,在中東殖民時,「世俗主義」不過是一個壓抑殖民地民眾的工具,現代的伊斯蘭政治組織,例如長期被西方列為恐怖組織的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正是殖民地對於帝國主義帶來的「世俗化」不滿而來。現代由西方支持的世俗政權亦是高壓獨裁(推翻世俗獨裁者後,無獨有偶,伊斯蘭政黨在這些後茉莉花國家中紛紛勝出選舉),伊斯蘭世界的宗教身份與政治身份相對較難分開,亦是同樣原因。  法國的歷史軌迹卻恰好相反。法語Laicité,意即政教分離(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是憲法中一個極之重要的概念。法國一九○五年通過的《政教分離法案》令法蘭西共和國成為一個世俗化國家,意味着宗教與政治或公共領域完全分開;雖然仍有宗教自由,但宗教只應存在於私人領域。然而法式的政教分離,跟穆斯林對他們信仰的歸屬感,卻形成了近乎文明衝突的矛盾:例如二○一○年法國實施了「burqa ban」,規定不能在公眾場所穿着任何蓋住臉部的面罩或紗罩,就引來不少穆斯林的反彈。針對伊斯蘭的歧視已經制度化  而且,Laicité雖是法國人引以為傲的理念,然而在執行方面,卻引起不少爭議。例如國家不能資助興建任何宗教建築,但仍然可以資助宗教建築修葺,而受資助的絕大部份都是天主教堂。法國政府還有資助教會私校,但只包括了天主教私校與猶太教私教,當法國穆斯林要求國家資助修葺清真寺,資助穆斯林學校時,卻大多遭拒,理由就是共和國必須堅持政教分離。本來世俗化是進步概念,然而在不考慮伊斯蘭教對於宗教與政治的想法時,卻實行一刀切的政教分離政策(先不論其針對性和歧視性),不但無助移民融入,甚至帶來了反效果。  年初《查理周報》事件發生後,不少穆斯林學生不願意在學校為《查理》死者默哀,這種行為被簡化地視為證明穆斯林都是「言論自由敵人」、「原教旨主義者」、「不願意融入歐洲」的證據。然而穆斯林相比其他宗教,的確對褻瀆神靈(blasphemy)更為敏感,但那不是因為穆斯林比其他宗教極端。在法國語境中,伊斯蘭教在權力關係中處於下風,針對他們的歧視已經制度化,因此他們對《查理》穆罕默德漫畫的厭惡,的確難以被主流社會用「言論自由」四字開脫。  社會學家Mustafa Emirbayer在”What is racial domination”一文中舉過一個例子:一個黑人跟一個白人擦身而過,黑人侮罵白人作「honky」,白人則辱罵黑人為「boy」。雖然「honky」和「boy」都是種族主義語言,但「boy」除了侮辱了黑人,還跟蓄奴歷史有莫大關係,是對黑人制度化歧視的一部分。「Boy」在奴隸制時期,是針對黑人男性的侮辱性稱呼,主要是嘲笑他們即使是成人,都不過是「半個男人」,因此是「boy」。Laicité最大的問題是無視這樣的制度化歧視,一視同仁地規定所有人都必須遵從世俗主義,卻無視權力關係與歷史差異,大概是法國穆斯林無法融入的其中一個原因。法國學者Balibar亦指出,對比其他著名的世俗化國家,例如土耳其和墨西哥,法國的laicité是一種極端化的世俗主義,其作用不單是免除宗教影響,甚至成為了一種武器,用來攻擊宗教在政治與公共領域中的影響力,而部分「世俗主義者」甚至諷刺地將世俗主義變成了一種另類宗教。Balibar認為很多年輕人把熱情重新投放到宗教活動中,正正是因為在所謂的「世俗社會」裏被孤立和排擠。法國右轉與社會再控制  在巴黎恐襲後,法國在一九四五年後第六次頒布緊急狀態法令,國家權力凌駕個人權利之上,即一切公民權、個人私隱,都在「反恐」的旗幟下名存實亡。法國總統奧朗德低迷的民望也因為這一場危機而挽回不少。法國在恐襲後隨即連日空襲伊斯蘭國,並且表明必須將伊斯蘭國燒成灰燼。更重要的是,奧朗德宣布擴大制服部隊規模,包括增加五千個警察職位、一千個海關人員職位等。這樣的鷹派好戰語言,自然正中不少右翼下懷,尤其是法國近十年急速冒起的極右政黨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國民陣線之前多次發表反穆斯林、反移民言論,亦已政教分離的守護者自居,多次指摘法國穆斯林不願融入社會。在《查理周報》事件後,國民陣線就提議增大警權、加強監控、死刑重新合法化等加強對社會監控的舉措。其領導人勒龐(Marine Le Pen,第一代領導人Jean-Paul Le Pen的女兒)早前就稱絕大部分難民都只是來搶飯碗的青壯男人,直至敍利亞男孩陳屍沙灘的照片引起轟動後,才隨輿論潮流軟化言論。  恐襲發生後,很多歐洲極右翼將恐襲怪罪於法國及歐洲對於難民的收容政策,在恐襲現場找到的敍利亞護照(執筆之時護照真偽仍未有定論,有機會為偽造)亦必會令不少民眾對難民及看起來像來自西亞的人產生恐懼。然而伊斯蘭國以及所有恐怖主義對於西方世界最大的威脅,是其對本身移民二三代的吸引力。研究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學者Quinton Wiktorowicz就深入研究過英國的極端伊斯蘭組織,發現許多被網上「招兵」吸引的青年,表面上都已完全歸化,與本土青年無異。這些團體不會即時向他們灌輸種族仇恨或恐怖主義等「核心思想」,反之,研究反而發現這些極端團體一開始利用來吸引新人的,都是「如何成為好的伊斯蘭教徒」之類溫和、「易入口」、被糖衣包裝的「教義」,要不就是利用他們在歐洲社會中因膚色或宗教而受到歧視的憤慨,藉以獲取認同。  可以想像,在《查理》與巴黎恐襲後,對於法國穆斯林的制度性歧視只會有增無減。加上奧朗德在政策上的明顯右轉,只會令更多人認同美國式的反恐監控,和以「政教分離」之名對特定宗教的多重打壓。從美國的例子,可見對這種天網式監控的迷信,代表了公民將自由與權力全然交回國家手上,以換取保護與安全;可是收的隨時只是反效果,這種一網打盡式的反恐,只會令更多普通法國穆斯林走向極端。無止境的恐懼  伊斯蘭國表明在巴黎後,下個目標將是英國。歐洲人心惶惶,可以理解,而加強對於中東的干預,一舉殲滅伊斯蘭國,大概亦是直覺式的反應。然而歐洲被捲入由美國牽頭的「反恐戰爭」中本就是錯誤,伊斯蘭國這隻巨獸來自美國在「九一一」後抬頭的鷹派政策,在那時起,「伊斯蘭教」就錯誤地被放在「文明社會」的對立面,伊戰令中東局勢失去平衡,拉一派打一派的政策令遜尼派極端主義變得吸引,影響大概還要待數十年後才能消弭。恐懼可以殺人,如果歐洲不正視國內的融合問題,並且扭轉一直以來對中東的政策,恐怕即使如右翼所言「把所有穆斯林趕出去」,最後只會形成更大的問題,而槍口對準的是自己。  (作者是香港作家,著有《茉莉花開——中東革命與民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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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本土、學生組織 (陳婉容)

  一個穩固的組織不止是集合聲音的渠道,更傳承了經驗、理念、在整個公民社會中的位置、(思想與財政上的)資源等。雨傘運動後,專業人士的組織如雨後春筍紛紛出現,法律界組成「法政匯思」、醫生有「杏林覺醒」,精算師有「精算思政」,教師、社工、護士等專業界別,也許都開始發覺單打獨鬥之苦,所以開始組織起來,這是我認為雨傘運動後最好的現象之一。唯一在瓦解的,只有學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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