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輯:他希望中國人活得像人樣──從柏楊的《中國人史綱》談起(陳漱渝)

談到史學,大家公認中國史學的祖師爺是司馬遷。司馬遷的《史記》是史學經典,同時又是文學經典。司馬遷修《史記》繼承了孔子的傳統。因為「王道缺,禮樂衰」,孔子才修《春秋》。《史記》之所以成為千古絕唱,也是因為這部作品針砭了「王道缺,禮樂衰」的現實。柏楊是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七年成為階下囚之後才潛心治史的。柏楊不是宮廷史學家,也不是學院派史學家,而是一位平民史學家。他研究歷史不是為了補王道的缺失,重振封建時代

更多

雨打芭蕉  台北溫州街訪臺靜農 (陳漱渝)

  記得二十三年前的一天,即一九八九年十月七日,星期六。那天傍晚,我去台北龍坡里溫州街的台灣大學教工宿舍拜訪臺靜農先生,適逢他的兒孫出門度周末,老人獨處被稱為「龍坡丈室」的書齋。他穿着一件圓領汗衫,光着腳,一邊抽着雪茄,一邊喝着威士忌(據說他每天都空口喝二兩)。室內太冷清,臺老要我多坐一會兒,我們便海闊天空地聊了起來。這時忽然下起了陣雨,豆大的雨點打在他庭院裏那橢園形的芭蕉葉上,發出「大珠小珠落玉盤」的聲響。這時我突然憶起了唐代杜牧那首詠芭蕉的詩:「芭蕉為雨移,故向窗前種。憐渠點滴聲,留得歸鄉夢。夢遠莫歸鄉,覺來一翻動。」是的,在台灣,臺靜農是天涯羈旅。他是一九四六年應許壽裳先生之邀到台灣大學中文系任教的,原來只想在寶島歇歇腳,所以書齋原名「歇腳庵」,不料這一待就是四十多年。雖說歲月悠長,但他並沒有那種真正的居家之感,所以他才會發出「丹心白髮蕭條甚,板屋楹書未是家」的感歎。臺老此刻的心情,不,臺老整個旅台期間的心情,都可以用「鬱結」二字來概括。他之所以在讀書、教書之餘潑墨揮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排遣這種無根的鬱結之感和煩躁之情。  我跟臺老談話的主要內容,已經寫在題為《丹心白髮一老翁》的回憶文章當中。臺老去世之後,詩人瘂弦曾把此文作為主要悼文全文刊載於台灣《聯合報》,現在在網上應該不難查到。當下仍令讀者感到興趣的可能有兩件事:一件是所謂魯迅參評諾貝爾文學獎,另一件是魯迅雜文《娜拉走後怎樣》的下落。當事人回憶魯迅參評諾文學獎  對於魯迅參評諾貝爾文學獎,中國和瑞典都有若干說法,但當事人臺靜農的回憶是最為準確的,毋庸置辯。事實上,魯迅並沒有真正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被提名人,更沒有進入正式評審的程序。當時在北京大學任教的瑞典地質學家斯文.赫定受瑞典漢學家高本漢之託,想為中國作家爭取一個名額。斯文.赫定徵求劉半農等人的意見:有人推薦梁啟超,而劉半農則想推薦魯迅。劉半農怕碰魯迅的釘子,便轉託生輩的臺靜農出面函商。魯迅懇切婉拒,所以參評的後續工作根本沒有進行。前不久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前主席埃斯普馬克來上海參加《失憶》一書中文版的發布會,也回憶了這件往事,可與臺老的回憶相印證。他說,中國不是沒有好的作家,但以前瑞典學院很少甚至沒有接到推薦信和提名,就如魯迅,當初提名是我們的調查員主動提名,只是魯迅拒絕了我們的提名。  關於《娜拉走後怎樣》的手稿,應該是一份修改後的謄清稿,因為這原是魯迅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廿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文藝會的一篇講演辭,由陸學仁、何肇葆筆記。一九二四年《婦女雜誌》要轉載此文,魯迅重新進行了一番修訂。魯迅前期雜文手稿留存不多,又加上原稿裱成長卷後有諸多名人在上面題跋,應說屬於流失海外的重要魯迅文物。我問臺老這份手稿的下落,他說現珍藏於他在美國的兒子臺益堅先生處。我表達了爭取這份魯迅手稿回歸故國的願望,並說如果有這一天,我們將作為國寶迎迓。此後,我又託魏建功先生的公子魏至多次做過工作——他是臺益堅先生的髮小。二〇〇二年六月下旬,我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短期訪學,魏至先生要我跟臺益堅先生面談。不料我到美國後才聽說,臺益堅先生患了癌症,因此未敢貿然打擾。當時還有一位曾公開表示要在紐約盛情接待我的唐德剛先生。我到美國後他打電話給我:「漱渝兄,我中風了,不能接待你了,真是抱歉。」這兩件事都使我這次美國之行籠罩了一種感傷的氛圍。直到前不久,我才聽說臺先生的家屬將《娜拉走後怎樣》的手稿捐給了台灣中研院。  我在訪問臺靜農先生時還跟他談過一件極其私密的事情。我告訴他:大陸有人說他曾經加入過中國共產黨,後來脫了黨;又有人說他是托派。證明臺靜農參加過地下黨的是跟我十分熟悉的一位前輩劉亞雄,建國後她曾任勞動部常務副部長、交通部顧問。臺靜農曾幫助她跟黨組織接過關係,後一種說法則來自人民大學教授尚鉞。對於後一種說法臺老堅決否認。他說,抗戰時期,他跟陳獨秀同住四川江津的白沙鎮,故經常交往,但只談文字學,不談政治,跟中國托派組織完全無關。說此番話時,他隨手拉開抽屜,捧出一摞陳獨秀當時寫給他的信件,內容都是談文說字。我建議臺老把這段經歷寫成回憶文章,他頷首表示同意。對於前一種說法臺老不置可否。他含糊回答了一句:「反正當時我結交的不是共產黨人就是左派人士。這都是五十年前的事情啦!」李敖批評站不住腳  在台灣文化界,臺老頗負盛名——他培養的一批學生也是台灣文壇的佼佼者,如林文月、施淑、齊益壽等,但也有訾議之聲。比如一九九九年九月,我到台北敦化南路拜訪李敖,他認為臺老有兩個缺點:一、膽怯。證據是臺老來台之後噤若寒蟬,從未寫過憶念魯迅的文章,反而在胡適面前自稱「門生」、「後學」;二、疏懶。證據是一部《靜農論文集》,所收諸文歷時五十五年,平均每天只寫了十九個字。一天只寫十九個字就成了大學者,可見台灣學術標準的離譜。  對於李敖的第一個看法。我當時就發表了己見。我告訴李敖,一九二八年、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四年,臺靜農因從事進步活動先後被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三次逮捕,特別是第二次被捕期間,他的大兒子也因居無定所受冷成病早逝,給他造成難以癒合的傷痛。酷烈的沉默是由專制暴政造成的。因此,我們應該追究造成國民沉默的社會政治原因,而不應該苛求於沉默者。至於臺靜農跟胡適的交往,應該始於上世紀二十年代。臺靜農曾請胡適幫忙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未名社骨幹韋素園的譯作,他離京去廈門大學任教,胡適也是介紹人。所以他在胡適面前自稱「門生」、「後學」並沒有什麼奇怪。  李敖對臺老的第二點批評,我認為也站不住腳。衡量一個文化人學問的深淺,單純用著作的字數來判斷是片面的。春秋時代老子的五千言,也許能勝過當下某些學者的五十萬言、五百萬言。更何況學者當中有些人的個性就是述而不作,引而不發,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二〇一二年九月,臺老的未完稿《中國文學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發行,有學者就指出書中的真知灼見隨處可見。比如他對唐代作家沈佺期、宋之問、杜審言的論述,就單刀直入,探驪得珠。臺老在講授魏晉南北朝文學時將佛教文學專闢一章,也是具有開拓創新意義。  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擅長書法的不乏其人。比如劉半農的書法遒勁有力,豐子愷的書法充滿禪意,葉聖陶的書法疏朗灑脫,老舍的書法充滿童真童趣,沈從文的書法質樸敦厚,陳獨秀的書法瀟灑淋漓,周作人的書法從容圓潤,郁達夫的書法奔放灑脫,俞平伯的書法工整大氣,徐志摩的書法挺拔有力,梁實秋的書法瘦勁方正……至於魯迅、郭沫若、錢玄同等更是獨具風格的書法大家。臺老的書法,受晚明書家倪元璐的影響最深,最終達到通會前賢、不拘一格的勝境。完全可以說,臺老的書法造詣,是他人格理想、才華稟賦、精神境界和國學素養的綜合體現。至於他作為作家、學者的成就跟作為書法家的成就孰高孰低,那就只好留待方家評估和歷史裁決了。  我拜訪臺老,距今已有二十餘年。不知怎地,臺老庭院中那株芭蕉仍不時呈現在我的眼前,清晰如昨。那天雨打芭蕉的聲音,也如同那首《雨打芭蕉》的民樂,不時在我耳邊奏響。宋代詞人吳文英有一首《唐多令》:「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在我心目當中,那雨打芭蕉的淒惻之聲,跟臺老的孤獨鄉愁已經渾然融為一體了。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臺老一百一十周年誕辰疾書  (作者是內地現代文學研究學者。)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