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許良英先生 (謝 泳)

  今晨起來,一開電腦,看到許良英先生逝世的消息,感到十分悲痛。轉念一想,許先生已屆高年,歷經劫難,享此高壽,也算是上蒼對中國知識分子悲慘人生的最後一點哀憫吧。  我最早知道許先生,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一個地方師專念書的學生,何以會對許先生感興趣?容我多說兩句。  那個時候,中國的學術環境和今天不能同日而語,交通和信息傳播是傳統社會的末期,那時中國個人沒有電話,聯繫的基本方式還是書信。我雖然在師專念書,但比較關心政治、思想和文學,我上學主要是看書看報。一九八三年畢業後,我留在晉中師專編校刊。由於怕麻煩,不喜歡到圖書館看書,所以只能自己想辦法。我當時不懂任何學術方法,一個地方師專,哪有人教你這些東西?我想到一個簡單辦法,就是訂閱全國各類期刊,然後了解思想和學術動向。那幾年,我長期訂閱的報紙雜誌有近三十種,學校收發室的人都覺得很奇怪,其中有一本《自然辯證法通訊》,經常刊登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文章,都是關於科學史、科學思想和思維方法的,直到九十年代末我才停訂。當時比較喜歡的報紙是《世界經濟導報》和《經濟學周報》。那個時候的學術中心不在大學,而在社科、報界和作協。八十年代影響人們思想的主要人物和雜誌與大學聯繫並不緊密,比如金觀濤、李澤厚、劉再復、劉賓雁、嚴家其、戴晴、蘇曉康等人,都不是大學裏的。  大約在一九八六年,《自然辯證法通訊》刊出許良英先生一篇文章,是批評查汝強的。文章我當時也未見得就看懂,但感覺上許先生講得有道理。當時在人們的思維中,馬克思主義及方法是什麼事都能管得了的,你只要學了它幾乎無所不能,而且它什麼都可以指導,科學也不例外。幸而許先生文章告訴我不是這麼一回事,世界上根本沒有這樣的知識。我看了文章,當即給許先生寫了一信,內容已無記憶,但肯定是表達自己受到文章啓發之類。想不到,許先生不久後真的回了一短信,大意是鼓勵我好好學習。信保存下來,可惜我人在厦門,無法抄出了。不是討論民主缺點之時  因為家父過去有右派經歷,我在八十年代有一種偏向,凡右派都敬重。我以為他們都是好人,都是極有才華的人,凡他們的書,都熱衷閱讀。後來年紀稍長,才發現不能這樣看問題,不能把自己的身世帶到對歷史的認識中去。在當時知名右派中,許先生是最不知名的,但他和劉賓雁、方勵之提議召開反右三十周年學術討論會的事,卻讓中國知識界更多人認識了他,而且他對自由民主的認識,在老一輩知識分子中最堅定。有些人可能還反思民主的缺點,但許先生則只講民主的好處,只講民主對中國十分重要和迫切,他晚年始終在探索這一問題。我認為,「現在還不是討論民主缺點的時候」是許先生留給我們最寶貴的思想遺產,在中國,這不是一個純粹學術問題,許先生在這方面最清醒,也最有勇氣。  人生還真有些奇遇。二○○四年,許先生早已退體(我不使用離休概念),他所在的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恰好由劉鈍先生出任所長。二○○一年春天,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心查資料,曾和劉先生有一面之緣。後來承蒙劉先生關照,為我謀得了一個在所裏訪學的機會,那一年在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我度過一段非常愉快的時光,認識了不少朋友,從他們身上學到了許多東西。其間,我寫了一篇《一九四九年前相對論在中國傳播及對知識分子的影響》,曾和所裏的張藜和熊衛民探望過許先生一次,那時許先生身體康健、思維活躍,而且保持了一向鮮明的直爽風格。言談中我剛流露想寫這麼一篇文章的計劃,許先生馬上說「你懂什麼愛因斯坦相對論」,我趕忙說:「不是相對論,是相對論傳到中國的歷史。」  我在山西有個朋友,十多年前,在北京潘家園買到一批上世紀七十年代商務印書館檔案,其中有一部分是許先生編輯《愛因斯坦文集》時和出版社的往來書信,數量相當可觀。我建議就此寫一本專書,還提了一個思路和體例,可惜朋友不在學界,終日忙於公務,沒有完成。去年夏天,我回太原,重提此事,他還希望能一起拜訪許先生,可惜這個願望無法實現了。不過材料保存下來,日後一定能以合適的方式披露給學界,也是對許先生的最好紀念。  當年建議召開反右學術討論會的三位右派,都已經去世了。許先生年紀最長,最後離開。他的存在,讓時間將一份歷史遺產鮮活保存在真實記憶中;他的離去,會讓我們更加珍惜這份思想遺產。在中國,許先生和他另兩位朋友,注定是悲劇人物,因為他們有真實的生活經歷和完整的知識系統,發現了真實,並勇敢地表達了真實,不因個人一時得失,放棄對真理的追求。從丁酉之劫到己巳之難,一生兩次有悲劇命運者,必會在歷史中發出他們永恆的光輝,套用尼采的話說,他們的時代還沒有到來,他們死後方生!  (作者是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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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困境  極權制度與「清流」傳統 (謝 泳)

  精彩摘錄:為了生存,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就是內心保存了基本價值追求的那些人,一般也只能選擇敢怒不敢言的生存狀態,當現代科技的發展有可能讓國家機器便於控制一切社會資源的時候,那些自覺選擇批判立場和保持內心價值穩定的中國知識分子,將越來越感覺痛苦和孤立無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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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如何紀念清華 (謝 泳)

  清華百年,人們總會提起清華精神,或者總要把清華精神與北大傳統聯繫起來,因為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中,清華與北大的歷史地位太重要了。但談論清華精神並比較北大傳統,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先要問——有沒有一以貫之的清華精神或者北大傳統?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為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經歷了不同的時代,清華、北大在這歷史中也隨時代變化而變化,清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體現出的時代精神是不同的,如果單舉個別事例或者就某些個人特殊的歷史貢獻來說明清華精神,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不符合一般的知識邏輯,如果說清華精神的核心是自由主義,那麼何以解釋一九六六年「紅衛兵」這個稱呼產生在清華?何以解釋清華在一九六六年一度成為中國混亂政治的中心?如果說清華為中國的科技貢獻過重要的科學家,但同樣清華也曾經把最有才華的物理教授徐璋本送進了監獄,還有著名的右派黃萬里先生,一生在清華主流中都沒有獲得應有的尊敬。近年清華最為人稱道的是出了許多政治家,但想到中國民主化進程還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時,我們不禁要問:清華出身的政治家的治國理想和政治智慧有多少是得之於清華精神?它和出身於其他中國大學的政治家有什麼不同?北大傳統,也同樣面臨這樣的詰問。如果北大的傳統是自由主義,那麼文革何以在北大發生?北大如何解釋林昭個人悲慘的命運?所以我們不能籠統談論清華精神或者北大傳統,而只能以清華在某一歷史時期主要體現出的某些精神側面,來大體分析當時何種風格或者何種做事的習慣在清華師生身上成為主導精神。清華有不同的歷史時期,北大也有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有曾經的輝煌,也有不可迴避的恥辱。自由主義精神失落  如果說有一種清華精神的話,我以為這個精神主要體現在舊清華身上,而新清華就其主導的教學風格與學風而言,和其他同時代中國大學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這個區別主要指當普遍的政治氣候主導一切的時候,清華能夠特立獨行,而顯示其個性和風格,在新清華時代,我們很難看到這種氣質在清華作為整體精神風貌呈現出來;相反,在新清華的蔣南翔時代,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總能和現實政治達成平衡的清華,而不論這種政治進步與否,學術自由、教授治校,這些清華曾經引以為豪的自由主義精神瞬間消失,「聽話,出活」成了一種新校風,把政治輔導員制度建立在班上,這種新時代的創新,很難讓人再想起清華的自由主義精神。  舊清華和新清華的分界線在一九五二年,即中國高等教育院系調整以後。我們來回憶一下清華的歷史:  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現代化的歷史和一個國家現代大學的發展是同步的。現代大學是一個現代國家起步時候必然要伴隨的文化事件和體制變革。沒有早期的清華大學,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最重要的動力——人才資源會很貧乏。清華正好在中國近代向現代轉型中承擔了重要職能,這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一件幸運的事情。  清華大學原來叫「清華學堂」。清華的歷史通常要從一九一一年算起。實際上,她的歷史還要往前推三年。清華第一次派留學生到美國是一九〇九年,派了四十七個人去。第二次是一九〇〇年,派了七十個人去。第二屆學生裏,有名的比較多,比如胡適、竺可楨、趙元任。一九一一年還派了一次,有六十三個人。沒在清華讀過書,但以「清華留美學務處」名義直接把學生送到美國去,在清華校史上只有這三屆。  一九一一年建立清華學堂,後來又改稱「清華學校」,到一九二八年建立國立清華大學前,清華是留美預備學校,屬學部和外務部聯合管理。按一個人成長的經歷來說,從派出去留學到回來,基本要十年時間。胡適一九一〇年到美國去,一九一七年回來就發表《文學改良芻議》,發起新文化運動。一九二〇年以後,清華放洋的學生就開始回國參與中國社會的變革。一九四九年前,中國政界、企業界、銀行、海關,還有文學、教育等行業,中國社會上層,基本以清華人為主。那時回來的清華教授待遇很高。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的感情很重,不回來服務是說不過去的。現在看來,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比如法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等學科基礎,基本是在清華奠定的,自然科學就更不用說了。當時清華放洋有個比例,百分之八十的人要學自然科學,大部分是工科,跟實用有關。百分之二十學的是法律和政治。  拿清華錢出去的,我們稱為「庚款」留學生,因為一九〇〇年是庚子年。義和團事件後,簽訂了《辛丑條約》,規定中國給八國聯軍的賠款是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美國人得到的大約是二千四百萬兩。一九〇六年,美國外交部和知識界的人士對庚子賠款的總體評價是這筆錢要多了。當時中國駐美國的外務大臣梁誠也在美國朝野上下活動,希望能把這筆錢用特殊的方法處理,這個看法也影響了美國政界的一些要人。  一九〇六年,美國伊利諾大學校長詹姆士給當時美國的總統老羅斯福寫了封信,信的內容最早披露在《今日的中國和美國》一書裏。這封信裏,詹姆士表達的主要意思是,中國是一個正在發生變革的國家,如果哪一個國家能夠吸引正在變革的中國青年,那麼這個國家以後在精神和商業上得到的回報將是巨大的。詹姆士觀察到,在一九〇〇年前後,中國人大部分到日本或歐洲留學。詹姆士看到這點就向老羅斯福建議,用庚子賠款,讓中國往美國派留學生。  一九〇九年,中國外務部和美國就達成了協定,把美國所得的庚子賠款分三十九年時間退給中國,要求中國每年派一百個學生到美國學習,然後再讓他們回國服務。有了這筆錢,才有了後來的清華留美預備學校。  過去講清華大學的歷史時,有一個看法,認為這是美國文一個化侵略的產物,學術界現在不使用這個說法了。不論退還庚款的動機如何,從結果來說,至少對中國有兩大好處:第一,為中國現代化初期培養了大量人才;第二,傳播了現代文明理念。  今天我們紀念清華百年,更多是關注它的自由主義傳統。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清華有趣的現象很多。比如從文學上來說,好像有一種「北大開花,清華結果」的現象。新文化運動發軔於北大,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清華是最出作家的,比如聞一多、汪曾祺、曹禺、錢鍾書、王瑤、何其芳、李健吾等,九葉派詩人(王辛笛、陳敬容、杜運燮、杭約赫、鄭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等,不止九人)有七個是清華的。王瑤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提出,學術上有一個清華傳統,叫做「清華學派」,這個事實提醒我們,觀察清華近一百年的歷史,可以說,清華確實是比較好地融合了中西學術傳統的典範。  我們已經紀念了北大的百年校慶,現在又要紀念清華,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道路,與中國現代大學的建立是分不開的。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沒有清華,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我們可以想想,在逝去的歲月裏,無論政治信仰如何,為中國現代化出過力的各種人士,有多少是由清華而來,又有多少是由清華而成就了自己一生的偉業,武有孫立人,文有梁思成,可見一斑。胡適是由清華出來最後落腳北大的,在很大程度上,胡適的經歷可作為象徵,中西文化的最終融合不是不可能的事,關鍵是我們以什麼樣的態度,以怎樣的誠意來努力。清華的命運是坎坷的,但坎坷中又有清華的福氣,中國大學,在其後半歷史中,很少有不改名換姓的,但清華沒有,她的校名沒有變來變去,沒有因為政治和其他原因,讓一個美好的記憶從人們心中抹掉,特別讓人感慨的是,海峽兩岸如今都有一個清華大學,他們本來是一家。清華的路是不平坦的,她不僅有這邊的清華和那邊的清華之分,還有老清華和新清華之別,人們懷念清華,其實懷念的是已經消失的精神,用當年清華學生的概述:那是一種沉着、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一種認真奮鬥,勝不驕,敗不餒的運動家精神;對事,它代表苦幹實幹,勤勞盡職;對人,它代表謙虛自律,容忍異見,互相合作的民主素質;對學術,就是陳寅恪寫在王國維紀念碑上的那種理念。老清華是綜合大學,新清華是工科大學,清華為綜合大學的歷史短,為工科大學的歷史長,這其中的甘苦,怕只有真正的清華人才品味得出來。美國在清華建立中起的作用  中國現代大學的歷史,如果非要用意識形態的邏輯去推斷和分析,是很難有清晰、連續的歷史的,或者說一所大學後來的輝煌常常與他初期建立的歷史是背反的,我們只能尊重歷史。清華大學的建立是美國文化影響中國的一個典型事例,作為一個歷史存在,它有曲折的命運,但無論我們怎麼評價,美國在清華大學建立中起的作用,優點勝過缺點是一個基本判斷,舊清華的這個底色是它的校風和學術形成的基本前提。如果說舊清華有所謂清華精神的話,我以為用通俗的說法說是當時清華師生中的一句流行語,這句話我是從已故作家鍾道新那裏聽來的,鍾道新是聽他父親說的。鍾道新從小在清華長大,他的父親鍾士模先生是清華教授,一度做過新清華的副校長。這句話是:要在清華混,你爬也得爬到美國去。這句俗語,可以理解為清華的美國化程度,也可以理解為對自由和民主精神的追求,用王浩描述當年在西南聯大的感受時的話,就是當時大家做人做事有一種暗合西方傳統的習慣,即開誠布公多於陰謀詭計。用胡適的話說,就是:「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取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爭取個人的人格,就是爭取國家的國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用陳寅恪的話說,清華精神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轉為工科大學後退一步  清華精神體現在教授身上就是:一九三六年,當國民黨當局的警察來清華抓學生的時候,學生姚依林願意躲進教授馮友蘭家,而馮友蘭敢於保護自己的學生。馮友蘭在《三松堂自序》中有這樣的回憶。  清華有自己的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但並不是每個時期的清華都體現出了「厚德載物」的氣質,我們說清華精神,在舊清華似乎可以看到這種精神的體現,在西南聯大時期,這種精神也得到了延續。比如教育部規定用統一教材,西南聯大的教授就上書教育部反抗,認為學校長期積累,自有傳統,不能輕易改變。教育部要求擔任院長以上的教授都加入國民黨,法商學院院長陳序經就敢說,如果非要入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什麼是清華精神?此之謂也。  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以後,清華大學成了一所工科大學。一九四九年前,清華大學是嚴格按照西方大學標準建立的。為什麼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要把清華大學完全搞成工科大學?現在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可以找到史料,一種是推測。可以找到史料的說法是,院系調整主要的動機是向蘇聯學習,所以學制上要向蘇聯靠近,當時中國的工業化要快速啓動,中國沒有那麼多人才,所以要把清華大學的一些系分出去辦大學,速成人才。後來還有一種推測,把清華拆開的動機,可能是考慮到清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過於集中,清華受美國影響很重。一九五〇年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國和美國交惡,清華是中國知識分子受美國影響的大本營,對新意識形態的穩固不利。這個推測在邏輯上說不無道理,但現在還找不到文獻來支持這個判斷,但把完整的綜合性大學變成工科大學,無疑是一個退步。  一九五二年以後,清華的自由主義傳統消失了。如果說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更有中國本土特色,是一種混合了中國傳統士大夫與西方自由主義的氣質,那麼清華的自由主義傳統則有更多美國色彩,是一種更為純粹的自由主義。不論清華還是北大,它的自由主義傳統其實都已遠去,今天稍有一點餘緒,大概也只在民間了。  (作者是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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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的最後輝煌 (謝 泳)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三日,在四川成都大邑縣安仁鎮建川博物館舉行了「二〇〇九年度十大精英評選」頒獎典禮。國內媒體似乎沒有對此表現出特別的熱情,我印象中有報刊只是在二十多天後才以廣告形式刊出了一張參加者的合影,用了一個很不恰當的題目:「知行天下,歲月如歌」。當天揭曉的「十大精英」名單是:宗慶後、秦暉、馬原、姜昆、馬蔚華、吳思、徐純中、馬未都、陳丹青、劉永好,「特別致敬獎」授予了樊建川。  這是一個純粹的民間活動,從所選擇的人物身份可以發現,大體代表了近三十年來中國社會階層流動的一個特徵,一是知青,二是平民。如果要說代表性,這個選擇出的名單,以知青為主,這也非常自然,在如今這個年齡段中,如果沒有知青身份,而要在中國社會中有所成就也很不容易。這個選擇有思想史意義,也有社會學意義。就社會影響來說,這個名單的代表性相當強,它是一個偏重思想文化的選擇,比如秦暉、吳思以學者身份當選,他們的學術影響了近年來的中國社會思想。秦暉和吳思雖有公職,但基本是體制的邊緣人物,並不受體制的青睞。馬原、馬未都、姜昆、陳丹青、徐純中在文學藝術界中也有大影響,其他如宗慶後、劉永好、馬蔚華就是企業家了,而他們之中,似乎也只有招商銀行的馬蔚華有一點公家色彩。「一九三〇年曲線」   從自然年齡常常可以判斷社會成員的基本素養和思想,成才與時代條件相合是基本常態,也就是說,好社會成才容易,壞社會成才難,社會的好壞當然不可一概而論,或者可以見仁見智,不過能保證個人的一般自由是基本條件,這一點沒有什麼好爭論的。如果我們從十九世紀末算起,每隔十年左右計為一個時段,可以發現,近代以來中國社會人才出現的曲線是下降的,如果以一八八一年魯迅出生算起,上升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即開始下降,簡單說,就是一九三〇年後出生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很難在他們所選擇的專業領域做出大的貢獻,因為時代不再提供適於他們生長的條件,當然這是以中國大陸為限。就以一九三〇年出生為界,他們在一九四九年是高中年齡,以後如果有機會進入大學,也是思想改造後的大學,思想高度統一的大學。近來流行的「錢學森之問」,即為什麼一九四九年後的六十年間,中國沒有多出現創新人才,其實也恰好與這個自然年齡的曲線相合,簡單說,就是一九三〇年後出生的人中間不再出現偉大的人物。原因就是一九四九年後中國社會沒有自由,而自由是一切創造性活動的基本條件。這個曲線我個人以為到一九七〇年後出生的那一代人才開始發生改變,但這也主要取決於這個時代在多大程度上為社會成員的創造性活動提供自由條件。  在「二〇〇九年度十大精英」名單中,年齡最大,一九四五年出生的宗慶後,和年齡最小,一九五七年出生的吳思,基本都在「中國大陸一九三〇年曲線」的最壞點上,能有今天的成就確實相當不易。沒有科學家之謎   一個基本事實是這十大精英在如此惡劣的成長環境中尚能成就一番事業,說明他們的天資和秉賦相當優秀,個人勤奮也異常突出。但我們也要注意,這十大精英中以文學家、藝術家和企業家為主,沒有科學家,甚至沒有專門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人。這個特點說明了他們成長階段的教育有嚴重缺陷,事實上這十大精英中,基本不具備完整學歷倒是一個明顯現象,文學藝術、學術思想和企業活動,多數依賴閱歷、機遇和先天秉賦,對於系統訓練顯得不那麼絕對重要,而科學活動卻與系統和完整的訓練更密切相關,這也自然造成了知青一代中,文學藝術、人文學術人才多而科學家少或者無的現象。知青一代,其實是比較沒有知識的一代,這不是他們個人原因造成的,是時代的選擇,時代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個人前途。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起源,現在一般研究者都認為核心動力是緩解將要到來的就業壓力,以政治運動的形式解決常態社會中將要出現的就業壓力是極權體制自然的選擇。按常理說,青年到實踐中鍛煉並不是完全沒有必要,但只顧眼前利益的短期選擇,其實是最大的誤人子弟,因為把沒有受過完整教育的學生放到鄉村去,這一行為本身,在法律上也是有問題的,因為公民受教育的權利,除了在義務教育階段國家應當保障外,還應當有自由選擇更高教育的權利。另外我們觀察這一時段的歷史時還要注意,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高潮基本與中國大學停辦是重合的,大學是常態社會吸納青年的一個主要場所,而大學停辦期間(一九六六—一九七七年)的青年出路,必然成為社會最主要的問題,雖然一九七三年後,大學恢復了招收工農兵學員,但數量非常有限,根本消化不了適齡的青年學生,選擇把他們放到農村去,其實是一個國家最愚蠢的決策,也是對國家民族前途最不負責任的選擇。知青經歷影響從政生涯   知青運動中一個比較令社會成員感覺還公正的地方,是當時有相當一部分高幹子弟也參與了這一運動,雖然事實上高幹子弟無論在中國何處都有可能獲得遠比其他社會成員多的有利條件,但這一運動本身畢竟讓他們了解了中國社會的真實狀況,為他們後來從政時對社會保持關切還具有真實生活體驗。當這些紅色貴族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中國政治的主要成員時,知青生活的經歷有可能在他們的從政生涯中發揮正面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二〇〇九年度十大精英評選中,我個人以為還應當再加進來一個官員的比例,因為事實上,現在中國政治精英中的知青比例很高,比如習近平、薄熙來、李克強等,都曾有過知青經歷,這個經歷如何影響他們的從政生涯,當然非常複雜,但知青中的政治精英有可能迎來他們的輝煌時代,而在一般的社會行業中,知青已經基本退場了。  二〇一〇年五月八日於廈門大學  (作者是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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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學森和他的同學徐璋本 (謝 泳)

  錢學森去世後,國內外有相當多對他的評價。其實要了解一個在時代風雲中生存下來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並不容易。作為一個科學家,錢學森的道路在他同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中有特殊性,如果我們深入理解錢學森和他生活的時代,會發現他個人的生活道路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是獨特的,沒有代表性的。就個人一生道路的選擇判斷,錢學森在一九五五年選擇從美國回到中國是恰當的,這個判斷建立在觀察錢學森後來的人生境遇上,如果他選擇繼續留在美國,他有可能做出另外的科學貢獻,但不可能有如此輝煌的人生。錢學森的人生選擇   我們習慣於用愛國主義來判斷一九四九年後回到中國的知識分子,但愛國主義是抽象的,個人的現實處境是真實的,這個真實只有當事者自己心裏清楚。人生充滿偶然性,當現實困境中的個人選擇與國家命運聯繫的時候,常常會放大個人選擇中與崇高聯繫的一面,其真實的原因總是為人忽視。具體以錢學森為例,我們先要有一個常識判斷,他是在國民政府時代中國本土大學裏獲得大學教育然後順利出洋。在這個過程中,錢學森生活時代的開放性顯而易見,在他那個時代的人生選擇中,如果要強調愛國主義,那麼錢學森回國的時間應當更早或更為自覺,而我們現在看到的事實並不支持這個判斷,所以錢學森的出國與回國只在個人選擇的意義上具有討論的意義,簡單歌頌他人生選擇中的愛國主義,其實把複雜的人生簡單化了。  要理解錢學森,先要理解和他具有同樣人生經歷的其他中國知識分子。比如在科學家中,如果我們要講愛國,不能說只有一九四九年後從海外回來的知識分子才愛國,而那些當年就沒有離開的知識分子就不愛國。從一般常識判斷,好像沒有離開的更應該受到表彰,但事實恰好相反。比錢學森年長一代的中國著名科學家饒毓泰、謝家榮沒有離開中國,但他們自殺了,錢學森的同輩和朋友趙九章也自殺了,類似的情況,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中並不鮮見,這是我們紀念錢學森的時候應當反省的問題。海外知識分子的處境   一九四九年後海外中國知識分子的真實處境,我們可以從考古學家鄭德坤當時給他的學生宋蜀華的一封信中看出。  鄭德坤在信中寫道:  一時不可能回國還有許多其他的原因,你知道我們在香港三年,一九四八—一九五一,多方想法子接洽要回國,始終不得要領,康橋的朋友聽到我困居香港,特想法成立了——遠東考古學美術講座,請我回來。工作是永久性的,現在國內安定,便告辭回國,在道義上也講不過去(周一良勸我退休後回國,那時老頭子不免有「今老矣無能為也矣」之歎了)。再者小孩們都在讀書,剛上軌道。我們的東搬西移,使我們浪費了多少年月,似不應再打斷他們的學業。……我的工作大部在東方學系及考古學系之間,課程是遠東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陶器、銅器及雕刻書畫等五種。學生並不多,前年還有位研究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辦公廳編輯的內部簡報《代表來信》第三十六號,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七日印刷)  不管錢學森當年回國的直接動因何在,我們從一般的人生境況理解更合常情,也就是說,選擇留在海外還是回到祖國只在個人的感受。詩人穆旦比錢學森回國的時間還早好幾年,但他後來成了反革命分子,一生窮困潦倒;學者吳世昌比錢學森晚回幾年,一位傳記作者說他,文革開始後「吳世昌進『牛棚』、下幹校、受侮辱、觸靈魂,備受艱辛,他的大女兒因經受不了運動的刺激而致病,至今尚住醫院,二女兒也喪失了攻讀學位的機會。」從人生智慧的意義去理解  錢學森回國後的人生道路一帆風順,人們會以為這是他專業特點所決定的,這個判斷當然有相當道理。因為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確實以從事國防科研的科學家相對安全,比如鄧稼先、王淦昌、郭永懷等,但錢學森的安全是以他對中國社會的直覺判斷相關的,以錢學森的知識和對社會的理解,他不會不明白他所生活時代的特點,在同時代知識分子中,錢學森的人文素養是相當全面的一位,但錢學森準確判斷到了他所生活時代的極權特徵,所以除了專業以外,他的獨立性完全退回內心,以一切順應時代為基本生存方式。人們經常提到一九五八年錢學森的一篇文章,認為錢學森失去了科學家的良知,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提供了科學說明,我倒更願意在人生智慧的意義上理解錢學森,他要保存自己從事科學研究的權利,只能選擇這樣的方式,否則就是以卵擊石。我們可以想到錢學森一位同學徐璋本的遭遇。  徐璋本和錢學森同齡,同為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博士,且都是學導彈的,錢是搞導彈引導,徐是搞反導彈的,據嚴昌一篇文章介紹,錢學森和徐璋本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同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錢學森在航空與數學系學習,一九三九年獲博士學位;徐璋本一九四〇年獲博士學位。徐璋本歸國較早,回國後先在上海交通大學電信研究所任教。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後,徐璋本在清華大學物理教研室工作。  我曾在《中國科學院右派分子言論材料匯集》(中國科學院整風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印,一九五八年)中讀到過徐璋本的一篇長文,它的內容後來曾以《徐璋本認為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會產生教條主義》(《內部參考》一九五七年二二二八期,頁二十、二一)上報中央。徐璋本對時代的理解   徐璋本認為,第一,馬克思着重提出經濟上沒有人剝削人的、沒有階級的共產社會,在部分的理想上是正確的,但完全以唯物經濟基礎來闡明這個社會理想便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和離開人性的「危險性」,這就是馬克思的學說和主義同他所提出來的高度理想口號不能配合的基本原因。第二,馬克思根據「唯物的」、「生產工具和經濟制度的」、「社會階級鬥爭的」立場宣布,這種哲學、社會制度和方法,便可以達到大同共產社會的理想,人類地上的天堂,顯然是包含着嚴重矛盾性的一種學說。從人生自然哲學的一體性來看,馬克思忽略了「人」的關係而把人看做經濟制度的產物,這種倒因為果的學說不能作為「人生哲學」的指導思想。另外,強調「階級鬥爭」的方法,與黑格爾的「戰爭進化論」同樣是脫胎於人類自私仇恨和殘忍本能的極端表現。這至多只能用之於被壓迫民族抵抗外來侵略過程,比如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正是出於這樣的理論自覺,徐璋本認為,共產黨人掀起「階級鬥爭」、「思想鬥爭」的法寶,以為非此不足以鞏固「政權」,樹立「威信」,實行經濟建設,一切以馬克思學說聖典規範,嚴格奉行教條主義公式,結果使人民由感激愛戴變為畏懼沉默;由萬分積極和全民振作的奮發自新的景象一變而為奉行政府指令聽天由命的消極心理。而由於漠視人民情感,政權剛剛建立就唯恐被人反對,對人民講威信,這又是馬克思的錯誤哲學和教條公式。到處發生「擾民」,摧殘人民的積極心,鼓勵消極自私心理,而事後補救辦法又是根據中國傳統的美德,勇於認錯改錯,將「人」與「人」的關係加以考慮,也就是不自覺地承認了馬克思唯物和經濟生產決定人生的錯誤!第三,徐璋本認為,馬克思治學態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國學術界的嚴謹詳盡有條理的優良傳統,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國普魯士的「絕對性」和「不相容性」。這種宗教色彩的絕對性和不相容性,應用在他的忘卻人類兩種矛盾生物本能的「行動政治哲學」上,就產生了他的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只講目的、不講方法的、矛盾的人生政治哲學觀。第四,徐璋本認為,東方印度和中國特有的對人生本能的深刻體會,和毫無宗教迷信和教條主義的「大同人道主義精神」、「人天一體觀」大徹大悟,這個人生自然哲學思想是包括有關經濟生產的唯物論的部分的。去留剎那間 人生大不同  徐璋本一九五七年成為右派,後被投入監獄,經歷二十年囚徒生活,改革開放後不久就去世了。同樣的教育背景,同樣的專業特長,同樣人生關鍵處的選擇,最後結局完全不同。根源在於他們對時代的理解和對世界的認知不同。我想,徐璋本就憑他那一篇文章,在將來的中國思想上當會有他的地位。他的人生,在俗世的評價中肯定是完全失敗了,因為他最好的時光在監獄裏度過,而錢學森卻在這一段時光中成就了自己一生的偉業。後人只有感慨,而講不出什麼道理,其實也沒有道理,這就是人生。  錢學森對他生活時代的判斷是準確的,他的時代早就到來了;而徐璋本對人生的判斷是深刻的,他的時代沒有到來,他死後方生!徐璋本是思想家,他當為真理獻身,錢學森是工程師,他要為現實服務。據嚴昌文章敍述,徐璋本和錢學森私交不錯,但對徐璋本的遭遇也只能默默承受,他明白如何對待這個時代。二〇〇五年六月,《人民日報》曾刊載錢學森秘書涂元季的文章《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的錢學森》,其中寫到:「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他又向黨寫了長達八頁的交心材料,進一步談了他對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認識,尤其是對反右鬥爭的認識。因為有人提出他在反右鬥爭中還去看望錢偉長,在經濟上接濟現行反革命分子,清華大學教授徐璋本的家屬,政治立場不堅定,思想上劃不清界線。錢學森在『交心』材料中深刻檢討了自己的錯誤。」  錢學森和徐璋本是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他們的人生道路自然也就不同。巫寧坤在他的回憶錄《一滴淚》中有一個經典細節,一九五〇年,李政道送巫寧坤回中國大陸,巫寧坤問李政道為什麼不回,李政道回答不願意讓人洗腦。一九五七年李政道和楊振寧一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那時巫寧坤已在農場勞改。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之初,受盡磨難的巫寧坤立即選擇離開中國,而到了一九八九年後,當年選擇離開的楊振寧卻選擇回中國大陸定居,這就是一個人對時代的感覺和判斷,在這一點上,錢學森和楊振寧一樣,有非常好的直覺,他們選擇最好的,這或許就是錢學森他們那一代科學家的宿命,去留均在剎那間,人生也就截然不同了。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於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  (作者是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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