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輯:朝鮮半島局勢有何改變? (鍾樂偉)

踏入二○一八年以後,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擺脫掌管平壤政權六年多以來的常態,先於年初的新年講話上,向當時新近上任不足一年的韓國總統文在寅伸出和解之手,表示願意在未來日子就改善朝鮮半島關係踏出友善的一步。首個重要舉措,自然是因應年初平昌冬奧契機,金正恩先派出龐大的朝鮮選手團與文藝表演團參加,後來也透過其妹妹金與正親身到訪首爾,與韓國總統文在寅直接會面,拉近兩國的信任。到了四月底,兩韓正式踏進近十年來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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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戴倫與杜甫(鍾永豐)

二○○六年八月,卜.戴倫出版了第三十二張錄音室專輯Modern Times,名利大豐收。論電台及聽眾接收度,它一舉攀上美國及七個白人國家的排行榜冠軍,在英國、德國、澳洲及瑞典等流行音樂大國也至少佔第三名;計銷售,頭兩個月它在全球就賣出四百萬張。評價上,有四個權威性的專業雜誌給了滿級分;以吝嗇銳利聞名的評論界大老克里斯特高(Robert Christgau)也難得評以最高等級的A+,再次肯定卜.戴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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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與殉道  ——讀《明報月刊》前後刊劉文余文之後 (鍾繁敏)

  《明報月刊》二○一五年一月號同刊劉亞洲撰《我願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及余英時撰《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應可同讀的有劉在二○一四年八至十月號三期連載的《甲申再祭》及同年十月號周質平撰《自由主義的薪傳——從胡適到余英時》。  周文表揚余英時是繼胡適成為「以道抗勢」的典範,所指之道是學術與道德的結合,實際表現為「胡適余英時反共唱和」的弱道,且和一九四九年後費正清領導的左傾主流「隔教」(編按:周文中引胡適用語,意指政治傾向的不同)。旁觀周文命題卻不曾論到的自由主義,原為以自由、容忍、個人權利、憲治民主、法治社會為原則的政治哲學,起碼的要求可以是「不過盡我們的一點微弱的力量,減少一點良心上的譴責而已」,從來不須為之或接受社會要求而殉道。觀念上,自由主義不是「道」,「道」是路或聖教,自由主義是既自由又容忍的政治,談不上殉道。  中國人文思想以《易經.說卦傳》所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為中心,久經考驗承傳。外國則可以基督教《聖經》為例,其中《約翰福音》開章說「太初有道」,原義道為神的話,故不論中外,道即仁義、聖教,是普世共認的價值。  由此可見,胡、余以自由主義反當時中國之共,不重視多數人反對一面倒向蘇俄以爭民族國家的自由平等,及反飢餓、反殘酷階級鬥爭的個人自由平等的需要,如果不是不仁不義,最多只是仁而不義。  劉與中國共產黨同志,「愛這個國家(筆者按:不明指是《史記》提過一百七十多次的中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愛這支軍隊」。在中共以政治協商開國後,以陽謀、文革等手段迫(殺)害章乃器、羅隆基、彭德懷、劉少奇、馮友蘭等黨內外名人及無辜民眾。繼續專政甚至不仁於胡耀邦、趙紫陽、鮑彤、劉曉波、高行健等及許多良民,解放軍在屠殺天安門母親的子女後的二○一五年,為自由思想殉道。個人思想當然自由,惟自由思想不是道,其殉道也不仁不義,最多只有他自以為不為「自私」之義而不仁。  現代軍人,有以德皇兼普魯士王威廉一世、二世時代驚世的皇軍(希特勒軍中多普魯士將領,並以德帝國三世作號召)為典範,景仰其軍人為服從而殉道的精神。也欣賞日本皇軍自明治維新歐化後,假託禪宗惠能「超越有無、是非、生死等三十六對的思想」,偏取超脫生死而編成武士道,甚至訓練出日皇軍末路上神風敢死隊的殉道。劉願以自由思想殉道,與之相似,但一如劉在二○一四年十月號《甲申再祭》指出「專制戰無不敗」,德、日皇軍終敗於不仁不義,殊不若孔子說「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抗戰時張自忠勇敢殉國,日軍敬之為神。  自由主義反共,在中國再不倒向蘇俄、再無流血階級鬥爭的今日,也許更為中國特殊社會所需,殉道與否不重要,但願劉、余善用國士地位,振臂為中國兩岸和平民主統一出力。  (作者是本刊加拿大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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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道德和政府責任 (鍾倫納)

  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和投資公司「黑岩」(Black Rock)總裁芬克(Larry Fink)最近接受訪問,提出的一些見解雖然以投資作出發點,卻有助於反省不同時空下的道德標準和政府政策。  他說美國面臨最嚴重的隱憂之一,是目前的養老保障制度不足。很多美國人對此認識模糊,消費如常而儲蓄不足,遲早變成社會的負擔。政府在目前稅制下無法承擔,又不能透過政策強迫人民儲蓄。他認為亞洲的情況剛剛相反,雖然近年經濟飛躍,亞洲人的消費意願卻遠低於西方人。亞洲人這種儲蓄習慣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不像歐洲那麼有能力和意願去建立福利制度。  芬克的觀察,替「個人和政府行為不能永久正確」的議論,提供了又一批論據。他看到政府政策的局限,談到以教育來改變積習,但除了提高認識,他沒提及教育如何產生作用。實則教育家和行為科學家都知道「認識」之後還須形成「態度」,才可改變「行為」。改變態度,正是儒家所說的「教化」。判斷態度正確與否的標準,就是「道德」。  今天一提起「道德」兩個字,便會惹起一些訕笑,許多人認為這是過時的、甚至是腐朽的東西。從反對不合宜的道德,到幾乎放棄所有道德,是現代化社會的通病。如果道德的適用性視乎它對時勢的作用,時勢若多變,道德也須不斷適應,不能靠習慣去勉強維持。時勢越多變,越需依靠人們的「道德感」來探索新的道德。近來國內由一些見死不救和趁火打劫事件而引起的眾怒,便是道德感的一種體現,中國必須在道德感喪盡之前,建立起一些新道德。  歐洲目前時勢既複雜也多變。以希臘為例,推翻限制人權的軍政府後,幾十間來的民主運作導致債台高築,政黨為了討好民意而埋首沙堆,以致法律和政策都未能預防積弊。西德併合東德後,體制改革成功,但國民節制了多年,現在不甘心為了貸款希臘而繼續節制,後果可能是玉石俱焚。  歐洲今天面臨的課題是:那一個國家的國民,在什麼時候,應該為了擴展個性而不吝消費、還是為了減債和積累資本而節約?那個國家何時應該遷就民意?何時應該化民成俗?國內爭議不下,外債又重者,便成了外國債主施壓的對象。追債國如果只把眼光放在欠債還錢這一原則,不管欠債的主因是購買本國出口貨的事實,也不是一種負責態度。民間有較重的責任感和道德感,能夠及早對大勢提出比較客觀的討論,產生了對新道德的討論,然後由政府具體制訂在新時勢下適用的行為準則,較易水到渠成,也比較穩妥。  新道德的提倡要建基於對時勢的正確認識、鑑別對有關人群的利害、冷靜地提出改變態度和行為的方式。一個成功的例子是美國社會以道德來限制吸烟這種行為。以往用「我不喜歡烟味」、「有教養的女士不吸烟」或「吸烟是個壞習慣」等口號來反對吸烟,效果不彰。經過大量研究,提出了種種吸烟對健康的損壞、跟火災的關係、及其導致的經濟損失的證據後,社會終於接受到不能任由吸烟的勢頭繼續,除了在公共場所和軍隊中禁烟,還提出了二手烟對別人的害處,讓烟民感到即使在家裏和在不吸烟的朋友面前,吸烟也是種不道德的行為。  目前華人社會中,有不少適合新形勢的態度已經開始形成,但討論仍多限於專業圈內,尚未大力推廣作新的行為準則,例如衛生習慣、保護環境、節約能源和尊重數據等。對一些舊道德的取捨,討論還逗留在情緒化階段,例如分財分居的親人之間還有什麼責任、親友的要求在什麼情況下才可以受到特別照顧、什麼情況下應該見義勇為、對幫助自己的人士應否送出大禮、在政府希望擴大內部消費以維持經濟發展的政策下,應否堅持「儉德」等。對新時代行為的後果仍少見透徹的辯論,例如應否購買翻版商品、使用小巧電器的場合和發放社交網絡的禮節等。  真正有道德感者,不會在充分討論之前,堅持個別道德信條。  (作者網站:TomLChu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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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打動人心的建築  專訪普利茲克建築獎得主王澍 (鍾宏志)

二月廿八日,素有「建築界諾貝爾獎」之稱的普利茲克建築獎主席普利茲克宣布,今年的獲獎者是四十九歲的中國建築師王澍。中國人首次獲此殊榮。一時間,消息震撼了整個建築界,媒體雀躍。本刊專訪王澍先生,就建築與文化、傳統與現代等課題深入詳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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