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十五歲掌家(鍾 玲)

母親范永貞是客家人,故鄉在廣東東部、近福建的大埔縣。你看她三十歲(一九四七年)這張照片,多麼貴氣。旗袍領子下的三個盤扣很精緻,髮型顯得雍容華美;隆鼻鳳眼,豐唇貝齒;看得出來自富裕家庭。這張照片應攝於南京,帶我出發去日本之前。母親十五歲(一九三三年)時在中山大學附屬中學讀初二,家住廣州城近珠江岸的一棟三層大樓房。就在那年我外祖母過世,母親身為家中長女,十五歲就掌家,主管家族五六十人的家務。大小姐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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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天成(鍾 玲)

這個小女孩在東京郊外一座大橋的圓墩上跳舞,沒有音樂,只有大河的波浪聲,她父親拍下這張照片。我從三歲開始,聽到音樂就會跳舞。六歲隨父母由日本回到台灣,因為父親任職海軍,負責海軍總司令部對外的公關和接待事宜,他還負責安排位於左營的海軍軍官俱樂部「四海一家」各種正式活動。那時常有貴賓來訪,如美軍顧問團的高級官員,父親就會在四海一家安排桂永清總司令主持的餐會兼舞會。對父親來說,最方便安排的節目,便是六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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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說中走入傳說──我認識的馬悅然教授(鍾宗憲)

即使有多次機會能夠因職務之便,親炙大師近左,對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的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教授,始終感覺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傳說中人物。這樣的說法或許有語病。傳說中人物應該是遙不及的,哪裏會有和藹可親之感?其實,我很難分辨是怎樣的情緒投射,讓這種感覺油然而生,而且始終如一。最初知道馬教授其人其事,是在碩士班求學的階段。當時我半工半讀,日間在學校,夜間在報社。巧的是幾乎同時,馬教授的大名不斷被授課老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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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母(鍾 玲)

一九四九年以後在台灣整整有一代外省人,在成長的生活中沒有祖輩陪伴。一九四九年左右有一百三十萬軍民隨蔣介石渡海南遷台灣,包括六十萬現役軍人和七十萬公務員和百姓。大多數是單身男性,少數是父母帶着未成年的子女來,能到台灣來的祖輩很少,記得余光中老師的父親和余太太范我存的母親來了台灣。我們高雄左營各眷村都是父親服役於海軍,太太、孩子跟着來到台灣,祖輩都留在大陸家鄉。還有無數軍隊裏的軍士單身來台,他們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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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本女童祭典上跳舞(鍾 玲)

照片中的人形偶是我童年住東京時,唯一擁有過的日本娃娃。娃娃穿着長袖低垂的和服,肩上撐一把絹傘,姿態優美地回眸。娃娃立在我旁邊,我的雙手好像拿着根長蠟燭,捲一張紙在玩。雖然我記性不好,有一樁三四歲時的事,一直記得相當清楚,長大後也跟父母印證過,他們說的確發生過。大約是一九四八年,在一個夜晚母親幫我穿上我那件白底團花的和服,父母親帶着我走上東京街頭,有片空地上蓋了一座巨大的木構螺旋塔,塔的周圍擠滿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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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切的動物(鍾 玲)

好像我從小就具有跟動物交朋友的能力,尤其是跟狗。你會說跟狗玩還不容易嗎?其實怕狗的人很多,他們多是童年時讓狗追趕過,甚至咬傷,所以不是每個人都敢跟狗來往。照相簿有一張我三歲的照片,騎在一隻巨大的狼犬身上,我開心地微笑,狼犬不嫌我重,老神在在。另外一張四歲拍的照,狼犬、小朋友和我三個一字排開,你有沒有注意到,狼犬正關注地望着穿白衣裙的我。父母常帶我去日本東京住家附近的一座公園玩,照片是任職外交官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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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抗戰末期出生(鍾 玲)

這張全家福照片攝於一九四五年六月左右,我一個多月大。那時抗日戰爭打到末期,物資匱乏,母親范永貞瘦巴巴的,還要餵我奶。父親鍾漢波任重慶國民政府軍令部第二廳第二處的海軍參謀,那個單位負責派遣駐歐美大使館的武官及相關外交事務。身為海軍的父親怎麼會在外交單位呢?我出生後住在重慶南溫泉一座庭院深深的大別墅中,何以這般好運?因為父母跨越社會階層、跨越時空的戀愛,才會有我。他們相識是因為兩人都就讀廣州中山大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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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的娃娃城(鍾 玲)

我們家在東京住的外交官宿舍是日式的,由照片中的榻榻米和嵌了橫長方形玻璃的大趟窗,就看得出來。此外唯一具日本風味的就是我撐的那把日本紙傘。這裏顯然是客廳,父母布置了桌椅,他們不像日本人席地而坐。天啊!我周圍環繞的、手上抱的,一共有十二個玩偶!記得六歲以後在台灣高雄眷村生活比較清苦,那時只有三個娃娃。照片中的玩偶,包括三個洋娃娃、五個嬰兒娃娃、一個不倒娃娃,還有小鴨、小狗、小貓。為什麼人在日本,卻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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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照片和記憶(鍾 玲)

有人天生記憶力超強,能記得兩歲時的事;有人天生記憶力弱,連小學一年級要好的同學是誰都不記得。我屬於後者。我稚幼童年的回憶應該非常珍貴,應該充滿異國情調,兩歲半到五歲半,即一九四七年尾到一九五一年初,住在日本東京,因為家父鍾漢波任職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的武官。住的是外交官宿舍,地上鋪了榻榻米,家裏有日本女傭,我上的是華人辦的幼稚園。但是這些榻榻米宿舍、日本女傭、華人幼稚園的回憶,不是真正的回憶,大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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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而鳴:徐小斌(鍾 玲)

二○○八年我任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院長,主持國際作家工作坊,邀請了九位作家來駐校一個月,替他們舉辦多項文學活動。其中七位來自東歐國家,一位來自台灣,一位來自大陸。來自大陸的就是一見如故的徐小斌。徐小斌有張瓜子臉,下巴尖尖的,她給我的印象是菊花,小巧的唇,靈動的眼睛,令人聯想菊花瓣。果然後來知道她表面上很熱情,其實有傲霜的個性。她送我她的小說《羽蛇》。她說:「你知道你很美嗎?」說得我挺尷尬的,都六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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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賞中華龍鳥(鍾 玲)

二○一八年秋我去了一趟遼寧的朝陽市,參觀了古生物界揚名國際的「鳥化石國家地質公園」。為什麼這座公園以「鳥化石」為名呢?因為此園收藏了一隻「中華龍鳥」。地質公園位於郊外一片大平原上,在第一站「古生物化石博物館」大門外,遍地種了低矮的灌木,綠色海一樣的灌木叢之上,出現兩隻巨大的恐龍。雖然是人造恐龍,他們像是在蔚藍的天空下跨步前行。我站在恐龍前方拍照,當我朋友費迪要按下快門時,我把雙臂揚起,做飛翔狀,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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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和林惺嶽(鍾 玲)

我開車往高雄美術館方向去,余光中太太范我存坐在我旁邊,這是二○一八年十一月十日,余老師過世快一年了。我問她:「今天是什麼開幕場合?」范我存說:「是林惺嶽畫展的揭幕典禮。」啊,我聽過林惺嶽這個畫家的名字。范我存接說出一段攸關生死的往事:「四五十年前,光中和我還住在台北的時候,有一天我們兩人要去看電影,走在街上,迎面來了個年輕人、小個子,表情若有所思,是我們認識的畫家林惺嶽,我們跟他打了招呼,光中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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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輯:朝鮮半島局勢有何改變? (鍾樂偉)

踏入二○一八年以後,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擺脫掌管平壤政權六年多以來的常態,先於年初的新年講話上,向當時新近上任不足一年的韓國總統文在寅伸出和解之手,表示願意在未來日子就改善朝鮮半島關係踏出友善的一步。首個重要舉措,自然是因應年初平昌冬奧契機,金正恩先派出龐大的朝鮮選手團與文藝表演團參加,後來也透過其妹妹金與正親身到訪首爾,與韓國總統文在寅直接會面,拉近兩國的信任。到了四月底,兩韓正式踏進近十年來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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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戴倫與杜甫(鍾永豐)

二○○六年八月,卜.戴倫出版了第三十二張錄音室專輯Modern Times,名利大豐收。論電台及聽眾接收度,它一舉攀上美國及七個白人國家的排行榜冠軍,在英國、德國、澳洲及瑞典等流行音樂大國也至少佔第三名;計銷售,頭兩個月它在全球就賣出四百萬張。評價上,有四個權威性的專業雜誌給了滿級分;以吝嗇銳利聞名的評論界大老克里斯特高(Robert Christgau)也難得評以最高等級的A+,再次肯定卜.戴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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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與殉道  ——讀《明報月刊》前後刊劉文余文之後 (鍾繁敏)

  《明報月刊》二○一五年一月號同刊劉亞洲撰《我願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及余英時撰《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應可同讀的有劉在二○一四年八至十月號三期連載的《甲申再祭》及同年十月號周質平撰《自由主義的薪傳——從胡適到余英時》。  周文表揚余英時是繼胡適成為「以道抗勢」的典範,所指之道是學術與道德的結合,實際表現為「胡適余英時反共唱和」的弱道,且和一九四九年後費正清領導的左傾主流「隔教」(編按:周文中引胡適用語,意指政治傾向的不同)。旁觀周文命題卻不曾論到的自由主義,原為以自由、容忍、個人權利、憲治民主、法治社會為原則的政治哲學,起碼的要求可以是「不過盡我們的一點微弱的力量,減少一點良心上的譴責而已」,從來不須為之或接受社會要求而殉道。觀念上,自由主義不是「道」,「道」是路或聖教,自由主義是既自由又容忍的政治,談不上殉道。  中國人文思想以《易經.說卦傳》所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為中心,久經考驗承傳。外國則可以基督教《聖經》為例,其中《約翰福音》開章說「太初有道」,原義道為神的話,故不論中外,道即仁義、聖教,是普世共認的價值。  由此可見,胡、余以自由主義反當時中國之共,不重視多數人反對一面倒向蘇俄以爭民族國家的自由平等,及反飢餓、反殘酷階級鬥爭的個人自由平等的需要,如果不是不仁不義,最多只是仁而不義。  劉與中國共產黨同志,「愛這個國家(筆者按:不明指是《史記》提過一百七十多次的中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愛這支軍隊」。在中共以政治協商開國後,以陽謀、文革等手段迫(殺)害章乃器、羅隆基、彭德懷、劉少奇、馮友蘭等黨內外名人及無辜民眾。繼續專政甚至不仁於胡耀邦、趙紫陽、鮑彤、劉曉波、高行健等及許多良民,解放軍在屠殺天安門母親的子女後的二○一五年,為自由思想殉道。個人思想當然自由,惟自由思想不是道,其殉道也不仁不義,最多只有他自以為不為「自私」之義而不仁。  現代軍人,有以德皇兼普魯士王威廉一世、二世時代驚世的皇軍(希特勒軍中多普魯士將領,並以德帝國三世作號召)為典範,景仰其軍人為服從而殉道的精神。也欣賞日本皇軍自明治維新歐化後,假託禪宗惠能「超越有無、是非、生死等三十六對的思想」,偏取超脫生死而編成武士道,甚至訓練出日皇軍末路上神風敢死隊的殉道。劉願以自由思想殉道,與之相似,但一如劉在二○一四年十月號《甲申再祭》指出「專制戰無不敗」,德、日皇軍終敗於不仁不義,殊不若孔子說「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抗戰時張自忠勇敢殉國,日軍敬之為神。  自由主義反共,在中國再不倒向蘇俄、再無流血階級鬥爭的今日,也許更為中國特殊社會所需,殉道與否不重要,但願劉、余善用國士地位,振臂為中國兩岸和平民主統一出力。  (作者是本刊加拿大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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