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十五歲掌家(鍾 玲)

母親范永貞是客家人,故鄉在廣東東部、近福建的大埔縣。你看她三十歲(一九四七年)這張照片,多麼貴氣。旗袍領子下的三個盤扣很精緻,髮型顯得雍容華美;隆鼻鳳眼,豐唇貝齒;看得出來自富裕家庭。這張照片應攝於南京,帶我出發去日本之前。母親十五歲(一九三三年)時在中山大學附屬中學讀初二,家住廣州城近珠江岸的一棟三層大樓房。就在那年我外祖母過世,母親身為家中長女,十五歲就掌家,主管家族五六十人的家務。大小姐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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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天成(鍾 玲)

這個小女孩在東京郊外一座大橋的圓墩上跳舞,沒有音樂,只有大河的波浪聲,她父親拍下這張照片。我從三歲開始,聽到音樂就會跳舞。六歲隨父母由日本回到台灣,因為父親任職海軍,負責海軍總司令部對外的公關和接待事宜,他還負責安排位於左營的海軍軍官俱樂部「四海一家」各種正式活動。那時常有貴賓來訪,如美軍顧問團的高級官員,父親就會在四海一家安排桂永清總司令主持的餐會兼舞會。對父親來說,最方便安排的節目,便是六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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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母(鍾 玲)

一九四九年以後在台灣整整有一代外省人,在成長的生活中沒有祖輩陪伴。一九四九年左右有一百三十萬軍民隨蔣介石渡海南遷台灣,包括六十萬現役軍人和七十萬公務員和百姓。大多數是單身男性,少數是父母帶着未成年的子女來,能到台灣來的祖輩很少,記得余光中老師的父親和余太太范我存的母親來了台灣。我們高雄左營各眷村都是父親服役於海軍,太太、孩子跟着來到台灣,祖輩都留在大陸家鄉。還有無數軍隊裏的軍士單身來台,他們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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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本女童祭典上跳舞(鍾 玲)

照片中的人形偶是我童年住東京時,唯一擁有過的日本娃娃。娃娃穿着長袖低垂的和服,肩上撐一把絹傘,姿態優美地回眸。娃娃立在我旁邊,我的雙手好像拿着根長蠟燭,捲一張紙在玩。雖然我記性不好,有一樁三四歲時的事,一直記得相當清楚,長大後也跟父母印證過,他們說的確發生過。大約是一九四八年,在一個夜晚母親幫我穿上我那件白底團花的和服,父母親帶着我走上東京街頭,有片空地上蓋了一座巨大的木構螺旋塔,塔的周圍擠滿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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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切的動物(鍾 玲)

好像我從小就具有跟動物交朋友的能力,尤其是跟狗。你會說跟狗玩還不容易嗎?其實怕狗的人很多,他們多是童年時讓狗追趕過,甚至咬傷,所以不是每個人都敢跟狗來往。照相簿有一張我三歲的照片,騎在一隻巨大的狼犬身上,我開心地微笑,狼犬不嫌我重,老神在在。另外一張四歲拍的照,狼犬、小朋友和我三個一字排開,你有沒有注意到,狼犬正關注地望着穿白衣裙的我。父母常帶我去日本東京住家附近的一座公園玩,照片是任職外交官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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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抗戰末期出生(鍾 玲)

這張全家福照片攝於一九四五年六月左右,我一個多月大。那時抗日戰爭打到末期,物資匱乏,母親范永貞瘦巴巴的,還要餵我奶。父親鍾漢波任重慶國民政府軍令部第二廳第二處的海軍參謀,那個單位負責派遣駐歐美大使館的武官及相關外交事務。身為海軍的父親怎麼會在外交單位呢?我出生後住在重慶南溫泉一座庭院深深的大別墅中,何以這般好運?因為父母跨越社會階層、跨越時空的戀愛,才會有我。他們相識是因為兩人都就讀廣州中山大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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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的娃娃城(鍾 玲)

我們家在東京住的外交官宿舍是日式的,由照片中的榻榻米和嵌了橫長方形玻璃的大趟窗,就看得出來。此外唯一具日本風味的就是我撐的那把日本紙傘。這裏顯然是客廳,父母布置了桌椅,他們不像日本人席地而坐。天啊!我周圍環繞的、手上抱的,一共有十二個玩偶!記得六歲以後在台灣高雄眷村生活比較清苦,那時只有三個娃娃。照片中的玩偶,包括三個洋娃娃、五個嬰兒娃娃、一個不倒娃娃,還有小鴨、小狗、小貓。為什麼人在日本,卻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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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照片和記憶(鍾 玲)

有人天生記憶力超強,能記得兩歲時的事;有人天生記憶力弱,連小學一年級要好的同學是誰都不記得。我屬於後者。我稚幼童年的回憶應該非常珍貴,應該充滿異國情調,兩歲半到五歲半,即一九四七年尾到一九五一年初,住在日本東京,因為家父鍾漢波任職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的武官。住的是外交官宿舍,地上鋪了榻榻米,家裏有日本女傭,我上的是華人辦的幼稚園。但是這些榻榻米宿舍、日本女傭、華人幼稚園的回憶,不是真正的回憶,大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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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而鳴:徐小斌(鍾 玲)

二○○八年我任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院長,主持國際作家工作坊,邀請了九位作家來駐校一個月,替他們舉辦多項文學活動。其中七位來自東歐國家,一位來自台灣,一位來自大陸。來自大陸的就是一見如故的徐小斌。徐小斌有張瓜子臉,下巴尖尖的,她給我的印象是菊花,小巧的唇,靈動的眼睛,令人聯想菊花瓣。果然後來知道她表面上很熱情,其實有傲霜的個性。她送我她的小說《羽蛇》。她說:「你知道你很美嗎?」說得我挺尷尬的,都六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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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賞中華龍鳥(鍾 玲)

二○一八年秋我去了一趟遼寧的朝陽市,參觀了古生物界揚名國際的「鳥化石國家地質公園」。為什麼這座公園以「鳥化石」為名呢?因為此園收藏了一隻「中華龍鳥」。地質公園位於郊外一片大平原上,在第一站「古生物化石博物館」大門外,遍地種了低矮的灌木,綠色海一樣的灌木叢之上,出現兩隻巨大的恐龍。雖然是人造恐龍,他們像是在蔚藍的天空下跨步前行。我站在恐龍前方拍照,當我朋友費迪要按下快門時,我把雙臂揚起,做飛翔狀,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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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和林惺嶽(鍾 玲)

我開車往高雄美術館方向去,余光中太太范我存坐在我旁邊,這是二○一八年十一月十日,余老師過世快一年了。我問她:「今天是什麼開幕場合?」范我存說:「是林惺嶽畫展的揭幕典禮。」啊,我聽過林惺嶽這個畫家的名字。范我存接說出一段攸關生死的往事:「四五十年前,光中和我還住在台北的時候,有一天我們兩人要去看電影,走在街上,迎面來了個年輕人、小個子,表情若有所思,是我們認識的畫家林惺嶽,我們跟他打了招呼,光中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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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有詩歌和藝術  對傳統中國的看法 (蓋瑞.史耐德 撰(Gary Snyder)鍾 玲 譯)

  八十高齡的美國詩人史耐德將到香港來,首次公開上台,親臨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香港浸會大學舉行的詩歌朗誦與座談會,他將誦讀他作品中與中國文化有關的詩,座談會由鍾玲與也斯主持,題目就是「史耐德與中國文明」。很難得的是史耐德寄來他的短文:”What Poetry and Art Are For: A Look of Traditional China”。這篇短文為他未曾發表過的文章《實踐與典雅》(”Practice and Grace”)之部分內容。現翻譯此文。西方人看中國古典詩歌傳統,由西方的、異國的角度來切入,尤其是由西方吸納中國文化的角度來看,因此史耐德這篇文章有新穎的觀點。——鍾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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