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雜交」之風險 (韓少功)

德國哲學家馬克思.韋伯曾經說過:資本主義的精神來源就是新教文明。唯利是圖、貪圖享受是數千年來人的特性,都不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是一個特定的時代,在歐洲十六世紀以後才產生的一個思路。在韋伯看來,資本主義的核心是理性化,包括金融計算,包括勤奮,包括節儉,甚至有一種聖徒式的勞動,這也是來源於新教倫理。資本主義有新教文明的背景,社會主義也有基督教文明的底蘊,最早設計共產主義的托馬斯.康帕內拉寫《太陽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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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權力的分配與競爭 (韓少功)

現在看來,從「文革學」一開始,有些左翼和有些右翼人士就像是一個趔趄的連體人,栽進了同一個坑。這是指他們對社會的總體性判斷。隨意在互聯網搜索一下,便可發現文革的辯護者們最愛做的事,一是憶「平等」,二是憶「反腐」—其實反腐是平等的另一面,兩條可歸結為一條。在另一種聲音裏,文革的痛恨者們無不斥責「平均主義」,其實是指「平等」的超強版,或是對「平等」一種貶義的別稱。在這裏,雙方同於事實判斷,大體上確認了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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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的演變 (韓少功)

  《唐書.地理志》稱:「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這當然是農業時代的地圖。你可以想像那時候的地圖編繪者,大多時候只能以舟船代步,因此凡河流總是記錄周詳;最關心水源與灌溉,因此渠堰塘壩決不遺漏,田地與山林的標記也力求準確。  同樣的道理,你可以想像工業時代的地圖編繪者,是一批西服革履的新派人物,出行有機器相助,於是行舟的河道讓位於火車和汽車的交通線;最關心礦藏與冶煉,於是礦區與廠區的位置在地圖上星羅棋佈地冒出,沿海的貿易港口也必然醒目。至於渠堰塘壩,如果不宜完全刪除,也只能在視野裏漸漸隱沒。  你還可以想像西方殖民地圖的編繪者,是一些挎着單發手槍和喝着葡萄酒的將軍,在轟隆隆的一陣炮擊後踏上了新的土地,既不懂當地的農業也不太在意當地的礦業,沒有什麼工夫去考察或者測量,更沒有必要去顧及河勢、山形以及族群分佈對於劃界管理的意義,於是新的地圖在慶典或談判中產生,在佔領者的鵝毛筆和三角板下產生,一頓飯的工夫就可以把世界重新安排——很簡單的事情。美洲與非洲的很多國界就是他們的傑作,一條條生硬的直線,沿緯線或經線劃定,透出下筆者當年的倉促和漫不經心,透出歐洲將軍們簡捷明快的風格。  文明還在演變。對於眼下的有些人來說,農業的、工業的以及軍事佔領者的地圖都不重要了。一個消費的時代正在到來,旅遊圖與購物圖成為了他們更常用的出行指南。這些地圖在車站、機場、賓館、大商場、旅遊點一類地方出售,附錄於圖的,多是高檔消費場所的廣告,多是出售珠寶、首飾、古董、自然風光、名牌時裝、別墅、美食甚至色情的地方。誰都看得出來,這些地圖是為什麼人準備的,是為這些人的什麼準備的。任何人都能夠在這些地圖面前意識到,世界已經和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在好多國家或地區,農業和工業都不再是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獲利最豐的新興行業,恰恰以遠離自然物質為普遍特徵,所需原材料微乎其微,賺錢常常只靠一個人腦和一台電腦,寫字樓幾乎就是生財的最大印鈔廠。人們還需要那些過時的地圖嗎?  高速公路和噴射客機的出現,改變了時間與空間的原有關係。時間而不是空間成為距離更重要的內涵——這需要一種更新的地圖。老地圖以比例尺和實際長度實測為基準,作為馬車夫和帆航水手時代的產物,只能描述一個刻板和同質的三維世界,對於今天的很多旅行者來說,不再有什麼意義。長與短,讓位於慢與快。根據交通工具的不同,從上海到郊縣的漁村,可能比從上海到香港更慢。從北京到洛杉磯,可能比從北京到大興安嶺林區的某個鄉鎮更快。隨着時間因素的引入,隨着金錢兌換時間成為可能,隨着高速公路和噴射客機航線的延展,一種四維地理學幾乎呼之欲出:在這種新地理學裏,各大經濟核心地區之間實際上有了更緊密和更近切的聯繫,核心地區和附近邊緣地區之間的距離反而遙遠——我們不妨把這種距離稱為「時間性空間」。一個香港富商搭「波音的」,把波音飛機當做隨手招停的街頭的士,在紐約、倫敦、法蘭克福、上海、北京、台北、東京、新加坡之間來回如梭,感覺就是推開籬笆門在村子裏串一串門。他若想跳出這個現代化交通網絡,試着到本土的漁村或林區走上一遭,倒會有關山無限前路茫茫的為難——他可能會圓睜雙眼:哇,拜託啦,那麼遠的地方怎麼去?  一種隱形的四維地圖,正是當代強勢者們感覺中實際的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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