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智商高,中國必崛起﹖ --西方民間流傳的一種看法 (魏城) 

  自開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百分之十左右的增長率持續了十多年,在那些即使年頭不錯之時增長率也很難超過百分之五的西方,自然引起一陣陣驚歎聲,各種詮釋、分析、猜度的學說或理論也應運而生,以至於形成了某種專注於解讀中國經濟「奇迹」的「新漢學」。西方主流看「中國崛起」  西方主流輿論對中國能否在二十一世紀「崛起」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持哪種觀點,他們基本上都是從經濟角度立論。例如,英國《泰晤士報》前總編李斯—莫格(William Rees-Mogg)認為,中國一定會崛起,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因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勢頭不可阻擋﹔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沃爾夫(Martin Wolf)也從經濟上看好中國崛起,他認為,在過去一百年間,世界最強盛的幾個大經濟體一向就是那幾個國家﹕美國一直是老大,日本的排名有所上升,英國的排名有所下降,而俄羅斯從來都不是世界經濟中的一個重要角色。「中國的崛起將改變這一格局,那將是全球經濟實力對比的革命性巨變,可以與美國在一八六○年至一九一○年之間的崛起相提並論。」  對中國崛起論持異議的西方人也着眼於經濟,例如美國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教授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最近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一個國家,兩個經濟體﹖」(Do not get impaled on the spikes of China’s Success)的文章。他認為,中國經濟的顯著增長只是源自一小部分地區,中國事實上有兩個經濟體﹕創新的、迅速增長的國際都市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廣大農村內陸地區,逾七億半人口在前工業時代條件下艱辛勞作,這種不均衡嚴重制約了中國經濟的全面崛起。  近些年來,海內外華文媒體對西方主流輿論有關中國經濟發展前景的正反解讀已有很多介紹,筆者這裏則想介紹西方主流輿論之外的一種觀點﹕從智商角度看中國崛起。國民智商影響國家強弱﹖  最近,中國媒體都報道了一條新聞,標題是「專訪英國學者﹕中國人的智商全世界最高」。其實,中國媒體的報道有兩點沒有說明﹕一、這位名叫林恩(Richard Lynn)的英國學者並沒有單說「中國人的智商全世界最高」,而是說東亞人(包括中國人、日本人和朝鮮人)最聰明,並認為一個國家的富裕程度和經濟增長率與其國民的智商相關﹔二、這位七十六歲的英國阿爾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Ulster)名譽教授其實是一位「邊緣」學者,被西方主流學術界所排斥,原因是他的研究領域和研究結論與西方主流輿論的「政治正確」不合拍——他專門研究種族之間的智商差異,並認為白人比黑人的智商高,這種觀點頗有「種族主義」之嫌。  但介紹林恩的觀點也有一定意義﹕雖然西方主流輿論不待見他,但他在西方社會各界卻有很多同情者,網上還有專門的網站評點他的研究成果﹔他的觀點也很有代表性,上至政要富商、下至販夫走卒,西方有許多人私底下都在某種程度上肯定他的觀點——決定國家貧富強弱的主要原因是國民的智商。歐美如今富強,是因為歐美白人聰明﹔日本人智商高,所以日本富了,中國人也很聰明,所以中國早晚都要崛起——這種觀點粗俗、簡單,並不完全正確,但正因為其邏輯簡潔、通俗,所以容易被大眾接受。  最近,筆者因為工作的緣故,在電話採訪過林恩,還大量閱讀過他的文章,所以自認為有資格簡略介紹一下他的研究結論和觀點。計劃經濟阻礙崛起  在新著《種族智力的差異﹕一種進化分析》(Race Differences in Intelligence : An Evolutionary Analysis)中,林恩列出了世界各大種族的「智商排行榜」﹕其中東亞人擁有全世界最高的平均智商,平均值為一百零五,隨後是歐洲人(九十九)、北美洲的愛斯基摩人(九十一)、新西蘭毛利人(九十)、東南亞人(八十七)、美洲本土印第安人(八十六)、太平洋諸島土著居民(八十五)、南亞及北非人(八十四)、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黑人(六十七)、澳大利亞原住民(六十二)。而智商最低的種族是西南非洲的布須曼人,平均智商只有五十四。  林恩認為,有三個因素決定世界各國的貧富和經濟增長率的快慢(根據重要性大小排列)﹕國民智商水平高低,是否實行市場經濟,是否擁有有價值的自然資源。他還對華人的智商做過專門的論述。他認為,中國大陸的人均GDP目前仍然較低,與中國人的智商水平不相稱,這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受到過去實行的計劃經濟的嚴重阻礙,而同為華人地區的香港、台灣、新加坡因為實行市場經濟,所以有驕人的經濟表現。考慮到中國已經實行了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而且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的經濟發展速度驚人,所以中國的崛起是不可阻擋的。市場經濟解放中國人智慧  林恩在接受筆者的採訪時說﹕「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與中國人的高智商幾乎完全相關。一旦中國開始引入市場經濟,中國經濟便取得了驚人的成績,這是因為中國人的聰明才智過去被僵化的經濟制度束縛住了,市場經濟解放了中國人的智慧、能量和創造力。相比之下,那些民眾智商較低的國家和地區,儘管一直實行市場經濟,但經濟增長卻很緩慢,甚至完全沒有經濟增長。」  但這種把種族智商看作是決定國家貧富的最重要因素的觀點有一個致命的缺陷﹕無法解釋為什麼最早進入工業化社會的是歐洲人,而不是更為聰明的中國人﹔也難以說清為什麼「絕頂聰明」的中國人近代以來在發明、創造方面遠遠地落在西方人之後。傳統文化扼殺創意  採訪過程中,在我的質疑和挑戰之下,林恩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傳統文化似乎不鼓勵創新,甚至扼殺新思想、新創意,中國的教育制度更注重灌輸已有的知識和培養循規蹈矩的聽話者,而非標新立異的創新者。另外,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而歐洲小國林立,互相競爭,雖然基督教歷史上也扼殺新思維,但新思想、新創意總能在互相競爭的國家中找到用武之地。」  換句話說,林恩無意之中已經擴充了他的「國富論」導因清單,承認了文化、制度、政治等因素對經濟的影響。  儘管林恩的研究有着致命的缺陷,但從他發表的文章和專著來看,他基本上還是從學術框架內談論問題的,儘管他得出的結論並不完善,但他引用的論據(如各國、各民族的智商數據)卻不是憑空捏造的,都有大量的調查和測試作支撐。  你可以不喜歡林恩的研究結論,但你質疑他的研究動機,指責他是「種族主義者」,卻未免有失公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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