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是中國人」── 在夏威夷大學戲劇系遇到的貴人(楊世彭)

一九六一年的八月中旬,我飛往早已嚮往的夏威夷首府檀香山(Honolulu),準備進入月底開學的夏威夷大學戲劇系,攻讀碩士學位。這是個職業性的「藝術碩士」學位,比一般碩士要多一年,我主修導演學,一九六四年夏天畢業。我乘的是一架客貨兩用四引擎螺旋槳飛機,需在關島加油續航,收費僅七百五十美元,比一般的民航機便宜。這張機票,是我姊姊為我所標的會,我收了頭標,之後每月寄還八十美元,直到票款還清。這次出國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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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與變容(路德維)

又聽到朋友發表「西洋古典音樂已死」的言論。事實上筆者多年前也指出,這門藝術最後的一次大突破,是二戰後流行的「原汁」運動:用作曲年代的樂器與演繹風格演奏。作曲方面,突破的空間好像已所剩無幾。碰巧二戰後推動西洋古典音樂的大機器─唱片業─早已死亡,所以它只能靠在「新興市場」不斷推廣,才能苟延殘喘。然而,新興市場的擴充空間也終會收窄。隔了數載,對此題目又有一些新思考。為什麼西洋古典音樂已死?因為古典,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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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樂之於中國人 (路德維)

月前跟數位朋友在上海論樂。筆者說,有一次聽某指揮的〈貝多芬第七交響曲〉時,立即想起一杯醇美的勃艮第佳釀。席上一位音樂家立即回應,中國人欣賞西樂時,往往把音樂文學化。譬如,布拉姆斯作品之美,在於它內在的結構和素材;你如何用文字去描繪它、如何賦予它意義,都不能捕捉音樂自身之美,所以音樂與文學最好不要混在一起。朋友的觀點,筆者十分理解。中文音樂會場刊也好、樂評與音樂文章也好,常常用上大量的形容詞、比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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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埃中建造的天梯--王安憶談小說寫作 (鄧樂兒)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於本年度開設「中文創意寫作」分流課程,禮聘華文世界著名作家王安憶教授出任訪問教授,執教「創意寫作坊」,為有志寫作的同學提供學習和交流的平台。今年三月二十日,王安憶教授舉行公開講座,以「服從與抵抗—小說寫作」為題分享她對小說寫作及創作教學的看法,並引領聽眾探討小說的本質。王安憶公開講座當天的下午,演講廳早已座無虛席,慕名而來的聽眾擠滿樓梯、走道的每個空隙。王安憶一開始便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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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與音樂 (路德維)

西方科學、科技、工程的演進如何影響西洋古典音樂發展,一直是受人忽略的議題。然而,從科學與工程的演進史為主軸去探索西樂,有其獨特的趣味和意義。先談談純科學與音樂之關係。音樂對人體之影響,早於「莫札特效應」之前二千年便有研究。古醫學理論認為,內分泌影響生理、行為與情緒,而音樂亦然:音樂可以帶來不良的刺激,但亦可作平衡各種分泌。科學家對大自然的探索,則既為作曲家提供不同的譜曲靈感(如季節與颳風、打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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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饒公 (楊 健)

饒公走了,走得平靜,走得安詳,也走得有點突然。饒公家客廳牆上的掛曆上二月九日這一欄,至今清楚寫着「楊健 4 pm.」幾個字。就在幾天前我與饒公家屬約好,九日下午四點陪同我辦王志民主任去探望饒公,提前給他拜年,未料他六日凌晨竟溘然仙逝,令人歎息不已。     一我在廣東工作時,饒公的名字就如雷貫耳,學術界、文化界人士說起「饒宗頤」三個字更是推崇備至、稱頌有加。他被認為是最後一位集大成者,其卓絕學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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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劇節中的《第十二夜》—首次執導莎劇的緣起 (楊世彭)

我生平第一次執導莎士比亞的劇作,是一九七三年的夏天,場合是美國科州莎翁戲劇節(Colorado Shakespeare Festival),劇名是Twelfth Night,一般中譯都是《第十二夜》。當時的我,是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戲劇舞蹈系擔任副教授。我這個華人導演怎麼一下子就被邀請在這美國相當有名的莎劇節導戲?其實有幾段故事,且讓我逐一道來。首先,美國的職業戲劇界人才濟濟,競爭非常激烈,我這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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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樂團(路德維)

潮流興排名。「樂團排名」雖年年不同,但普遍認為柏林愛樂樂團是「全球最佳樂團」。樂團排名當然有它的複雜商業因素,例如柏林愛樂於卡拉揚年代製作的大量錄音,便是樂團戰後名聲的一大原因。但任何排名,都把複雜的人類活動簡單化。有些很優秀的指揮,客席指揮柏林愛樂時卻沒什麼成績;柏林有五隊樂團,「排名較低」的樂團也有長期訂票戶,亦不見有倒閉之危;筆者於柏林聽過最精彩的音樂會,也常常由柏林的其他樂團演出,就算是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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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華人系列〕孿生素數的猜想—數學家張益唐對完美的追求(葉 豐)

一個原來默默無聞的半職微積分講師,一心只做想做研究,十幾年如一日,從不怨天尤人。他心平氣和,知難而行,獨自開創了破解存在一百五十年數學問題的新方法,獲得了多項數學大獎。他到底是像西方人眼中的孤獨「超人」,還是更像東方人眼中的隱世「高人」 呢?原來他從少年時代起就對數學情有獨鍾,曾是北京大學的高材生,得系主任和校長推薦去美深造。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普渡(Purdue)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因與導師意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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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西南聯大建校八十周年 (楊振寧)

我非常高興能夠參加這個慶祝盛會。西南聯大在昆明開學是一九三八年,結束是一九四六年,前後只是八年的時間。可是這八年之間,教育出來的學生,對於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以後所發生的影響、貢獻,那是沒有方法能夠描述的。我很幸運自己在這八年之間,就曾經有七年是在西南聯大學習、做研究。這七年的時間,對我後來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七年之間,頭四年我是本科生,在本科畢業的時候(一九四二年),我需要寫一篇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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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孩子的音樂課 (路德維)

假如我能再當孩子,我希望能接受怎樣的音樂教育?答案肯定不是現時在華語地區見到的。我希望能培養出對不同聲音的敏感。我希望老師帶我到森林遠足,細聽大自然萬物的聲音。我希望老師能引導我探索中外各種樂器的聲音聲效,了解人類在歷史上如何一直嘗試創造出新的樂聲,我們現在又可以如何弄新的樂器創造新樂聲。我希望可以摸索比較樂器的人工樂聲,跟非樂器(如飛機引擎)發出的人工樂聲之分別。我也希望老師能令我領略到人聲的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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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的重要關口:談家父與右派改正問題 (楊榮甲)

一九七六年,一個重要的年份。「老實人」華國鋒在葉劍英、汪東興等的幫助下「一舉粉碎了四人幫」,讓中國人終於長出了一口氣,歡天喜地慶祝了一番。但是,一旦平靜了下來,立即就面臨着一個天大的問題:文革之後中國向何處去? 胡耀邦入主中組部家父楊士傑,農民出身,上過初等師範學校,一九三一年投身革命,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後一直在地方上任領導職務。直到一九六二年得病,便回到北京,成了在中組部老幹部支部的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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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彼得真高 (路德維)

彼得真高(台譯佩特連科,Kirill Petrenko)這位柏林愛樂樂團候任音樂總監,對一般樂迷而言是個謎團。雖然他在拜萊特歌劇院和拜仁國立歌劇院的成績已廣受肯定,但他的錄音卻少得可憐,而至今仍未擔任過任何一隊頂尖樂團的總指揮。他當選柏林一職後,我立即為樂團的慧眼決定而雀躍,怎料一位業界友人立即語帶諷刺,着我「分享一下為何我能看出這位於管弦音樂指揮未見建樹的音樂家的厲害」。我當時回答,如果把我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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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貝洛拉維克 (路德維)

上一世紀,當西洋古典音樂仍是較「主流」的文化活動時,音樂家去世可以是文化圈、甚至社會上的大事:馬勒和伯恩斯坦於世紀初和世紀末辭世,都分別為維也納和紐約兩地人民夾道送別。(筆者也記得,上世紀下半葉獨當一面的柏林愛樂樂團總指揮卡拉揚在一九八九年去世時,連香港無線新聞也有報道。)馬勒和伯恩斯坦都不只是指揮,他們也是具前瞻性的音樂先鋒:到了今天,世人終於肯定馬勒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交響樂作曲家,而伯恩斯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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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古典音樂教育 (路德維)

最近,哈佛大學音樂系公布本科音樂課程改組,把為大部分大學音樂系所採用的一塊傳統必修範疇拿掉:音樂理論。此外,一門傳統西洋古典音樂歷史課程也一併拿掉;取而代之的是遠較自由開放(和非常後現代?)的兩門課,分別題為《好好想想音樂》(Thinking about Music)和《用判斷力去聽音樂》(Critical Listening)。此舉惹來不少爭議與討論,因為西方古典音樂,一直是學院音樂教育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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