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孫中山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楊天石)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蔣介石批閱日本人石丸藤太所著《蔣介石傳》,發現有許多「不確之處,形同小說」,其中關於蔣介石「投機發財,貢獻為軍費」一事,蔣介石專門在日記中寫了一段辨正: 此或在民國六年中德絕交時,德使以大宗款項貢獻於本黨革命之款所誤會,以此款由余經手也。 蔣介石的這一段話語焉不詳。同年,蔣介石在《雜錄》欄內補充說: 民國六年,中德絕交,中國加入協商國參戰,本黨竭力反對。當時德國公使下旗回國

更多

第三國際解散與閃擊延安計劃撤銷  談「第三次反共高潮」並未成「潮」 (楊天石)

  第三國際,又稱共產國際,為全世界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團體的國際聯合組織。由列寧倡導,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成立於莫斯科。凡參加的各國共產黨都是它的支部,成立以後,在推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發揮過重大作用。但是,它過份強調集中統一,將蘇聯經驗教條化,忽視各國共產黨的自主性和獨創性,不能適應日益複雜化的各國國情和各國共產黨進一步發展的需要。一九四三年五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在莫斯科草擬了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提議書。同月二十二日,交《真理報》發表。至此,共產國際已經活動了二十四年。蔣氏重新研討國內政策  五月二十四日,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發表了有關報道,題為《共產國際解散,各國共產黨應效忠其祖國,英美輿論大體表示歡迎》,其中引述了共產國際主席團聲明中的部分文字,如:「在反希特勒大聯合各國之中,一切大眾,尤其工人先鋒隊之神聖任務,為以全力支持各該國政府之作戰努力,俾迅速擊潰希特勒徒眾,並獲得國際間以平等為基礎之友好合作。」等等。蔣介石迅速注意到了這一消息,當日日記云:  第三國際正式宣布解散以後,無論內容真假如何,但共產主義,尤其是蘇俄對其主義上之精神及其信用必根本動搖,乃至完全喪失。此乃中國民心與內政之一大事,豈啻世界思想之一大轉變而已。故以後對於國內共產主義之方針與計劃,應重加研討,是乃對內政策之重要時機,但知此為共產國際之改變方式,而事實上決非真正解散也。  共產國際實際上受蘇聯共產黨中央領導,為蘇共中央的國際政策服務。蔣介石富於反共經驗,認為共產國際的解散只是「改變方式」,並非「真正解散」,但此事對共產主義,對蘇俄,都是重大打擊,必將影響中國的民心與內政。他決定重新研究「對國內共產主義之方針與計劃」,轉變「對內政策」。  從希特勒進攻蘇聯起,美國總統羅斯福就呼籲支持蘇聯。一九四一年,美國政府將蘇聯列入租借法案受援國名單。一九四三年五月,羅斯福派前駐蘇大使、以同情蘇聯著名於世的約瑟夫.戴維斯訪問莫斯料,面交親筆信,提議與斯大林作個人會晤,以便促進歐洲第二戰場的開闢。此際,蘇聯雖然取得了斯大林格勒的重大勝利,但也還迫切希望西方的支持。雖然共產國際早就有解散的打算,但是,蘇共中央選擇在戴維斯抵達莫斯科之後的第二天公布這一決定,也具有向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表達好意的表示。蔣氏應對共黨心平氣和   五月二十五日正午,蔣介石舉行參事會報,討論外交形勢、俄國對英美的政策轉變等問題,認為解散共產國際是蘇聯與西方「積極合作」的重大舉動。當日日記云:「此實為劃時代之歷史,而其關鍵全在美國總統之政策運用奏效也。」  在研究共產國際解散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時,蔣介石也在研究如何利用這一時機。五月二十四日,他與陳布雷商談「宣傳方針」,「口授令稿」。二十五日,召開黨務會議,「討論對取消第三國際之態度與宣傳方針」。他批示:一、對中國共產黨問題,我應盡力向政治解決之途為最大之努力;在宣傳上尤不可造成政府準備以武力解決之印象。二、對蘇聯應強烈表示親善,以促其對華政策之繼續演變。六月七日,他接見準備回延安參加整風學習的周恩來和林彪。這一天,他正因為中國大量飛機被日機突襲炸毀而嚴厲批評周至柔,「大加斥責,繼之以痛詈」,但是,他在和周、林談話時卻很平靜,日記自稱:「心平氣和,應對自如。暴怒之後,應對敵黨,能中和至此,殊非易易。」因為毛澤東在此前的函件中曾表示有意到重慶「聆教」,所以蔣託周、林二人帶回一封給毛澤東的親筆函,向毛問好,邀毛到重慶會晤。六月十二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中共處理之方針,外寬內緊,先放後收。」這時的《中央日報》上,只登西方世界對共產國際解散一事的評論,而不登中國方面,特別是國民黨對此事的評價。復興社分子張滌非於六月十二日在西安召集會議,以「各文化團體」的名義致電毛澤東,要求解散中共,取消陝北特區。這一消息也長期壓著,沒有及時發表。(這一消息一直壓到七月六日,才由國民黨中央社作了廣播。)同月十三日,蔣介石日記云:「對中共應付與方針如計進行,尚能虛心自如也。」這裏只說「如計進行」,但是,並沒有透露其具體內容。  事實上,蔣介石正在命令胡宗南悄悄地準備一項「閃擊邊區」的軍事計劃。「閃擊」曝光,中共發動「政治攻勢」   六月十七日,蔣介石致電胡宗南,詢問「對於邊區之準備現至如何程度」,要求胡「詳覆」。十八日,胡宗南在洛川召開軍事會議,將原來在黃河邊上防禦日軍的兩個軍調到陝甘寧邊區周邊,作進攻邊區的準備,預定六月十日完成一切部署,聽候蔣的手令即行進攻。其計劃是,首先攻佔關中分區的淳化、栒邑、正寧、寧縣、鎮原五縣。這五個縣城深入胡宗南統治區,通稱「囊形地帶」。六月二十九日,胡宗南覆電蔣介石:「對邊區作戰,決先收復囊形地帶。對囊形地帶使用兵力,除現任碉堡部隊外,另以三師為攻擊部隊,先奪馬欄鎮,再向北進,封鎖囊口。」電稱,預定七月二十八日進攻,一星期完結戰局。旋得蔣介石批示:「可照已有崗電切實準備,但須俟有命令方可開始進攻,否則切勿行動,並應極端秘匿,毋得聲張。」  蔣介石要胡宗南「切實準備」,並且「極端秘匿」,但是,七月三日,在胡宗南身邊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熊向暉就將有關情況緊急密報延安。中共中央得到密報後,立即行動。七月十二日,毛澤東為延安《解放日報》撰寫社論《質問國民黨》,該文首先提出國民黨將兩個集團軍調離黃河河防,準備進攻邊區這一事實,然後向國民黨提出尖銳質問。在很長時期內,延安一直擔心蔣介石和重慶國民政府和日本侵略者妥協,走上和汪精衛同樣的道路,因此,社論連續質問:  這些國民黨人同日本人之間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呢?  難道盡撤河防主力,倒叫做增強抗戰麼?難道進攻邊區,倒叫做增強團結麼?  如果你們將大段的河防丟棄不管,而日本人卻仍然靜悄悄地在對岸望著不動,只是拿著望遠鏡興高采烈地注視著你們愈走愈遠的背影,這其中又是一種什麼緣故呢?  社論接著批判國民黨對中共的「破壞抗戰」、「破壞團結」,以及所謂「封建割據」等指責,文章說:  「鷸蚌相持,漁翁得利」,「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兩個故事,是有道理的。你們應該和我們一道去把日本佔領的地方統一起來,把鬼子趕出去才是正經,何必急急忙忙地要來「統一」這塊巴掌大的邊區呢?大好河山,淪於敵手,你們不急,你們不忙,而卻急於進攻邊區,忙於打倒共產黨,可痛也夫!可恥也夫!  文章寫到這裏,就將國民黨放到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位置上。接著,社論指責國民黨內「專門反共的人們」是日本的「第五縱隊」,所說所行,都和敵人漢奸一模一樣,毫無區別。社論要求蔣介石下令把胡宗南的軍隊撤回河防,也號召愛國的國民黨人行動起來,制止內戰危機。中共擅長發動群眾   中共擅長動員群眾和輿論攻勢。七月八日,中共中央決定發動「宣傳反擊」,同時準備軍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進攻,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動員當地輿論,並召集民眾會議」。  七月十一日,陝甘寧邊區慶陽分區黨政軍萬餘人舉行大會及遊行示威,抗議國民黨頑固派炮擊邊區,決心緊急動員,準備痛擊頑固派的進攻。  七月十三日晉察冀邊區各界萬餘人舉行制止內戰,挽救危亡大會,通電全國,要求國民政府制止挑動內戰的行徑。  七月十四日,中共太行分局召開反對法西斯內戰挑撥分子,援助陝甘寧邊區緊急動員大會,到會千餘人,鄧小平講話。  此後,陸續召開大會的還有晉冀魯豫邊區太行區、陝甘寧邊區三邊分區以及綏德市等。  「閃擊」計劃還沒有付諸行動就提前曝光,蔣介石於七月十日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動。八月二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聲稱「此次反共高潮已被打退」。  其實,蔣介石只是命令胡宗南準備,「潮」尚未成,更談不上所謂「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危險尚未過去,毛澤東顯然樂觀得太早了。決定進攻延安,風暴將起  蔣介石思想中常常存在許多矛盾,因此在政策上,也常常舉棋不定。抗戰初期,他搖擺於戰與和之間,和中共結成聯盟後,他搖擺於「撫」與「剿」之間。所謂「撫」,即是用「政治方法和平解決」;所謂「剿」,則是軍事進攻。在延安方面發表《質問國民黨》一文後,儘管蔣已經決定對中共以「放寬為主」,但是,到了八月份,他的軍事進攻的念頭再度泛起。  一九四三年三月,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一書。該書宣揚只有國民黨和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在第七章中,蔣介石含沙射影地指責中共在陝甘寧等地建立的邊區為「新式封建」與「變相軍閥」,是「武力割據」,宣稱「無論用何種名義,或何種策略,甚至於組織武力,割據地方,這種行動,不是軍閥,至少亦不能不說是封建」。該書並稱:「如果這樣武力割據,和封建軍閥的反革命勢力存留一日,國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軌道。」蔣介石這樣寫,實際上是在為武力進攻邊區製造輿論。七月二十一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陳伯達所著《評〈中國之命運〉》。八月六日,延安《解放日報》再次發表歷史學家呂振羽的文章,批駁《中國之命運》。蔣介石認為,延安方面對《中國之命運》的批判意味中共將堅持「割據」,用「政治方式和平解決」的希望已經完全失去,「不得不準備軍事」。八月七日,蔣介石日記云:「共匪復亂,不能挽救。此時在我以延長至有利時機再加討伐,一面應積極準備,好在危機已過,匪亂不能妨礙我抗戰大局也。」次日日記云:「共匪非武力不能解決,惟在減輕其程度而已。」引起美國不安   延安方面的「宣傳攻勢」一方面讓國民黨的「閃擊」計劃提前曝光,另一方面消息很快傳到國外。不僅俄國人擔心,也讓美國人不安。八月六日,蘇聯塔斯社中國分社社長羅果夫在莫斯科發表《中國內部發生嚴重問題》一文,宣稱重慶政府中的投降與失敗主義者要求解散中共軍隊,對日進行光榮議和,其結果可能促成內戰或日本之勝利。同日,美國參謀總長馬歇爾也得到消息:國民黨限中共於八月十五日之前「歸順」政府,否則「採取對付辦法」,急得馬歇爾立即派員向宋子文遞送急電稱:「現值我同盟國正應全力應付日本之時,如所報屬實,誠可焦慮,能否即設法避免此種情事?」宋子文立即電蔣報告,他猜測,美方消息可能源於蘇聯「密告」,表示「一時無法查悉」。蔣介石接到宋的報告後,大為吃驚,但他立即肯定,這是俄國的宣傳深深地影響了美國,囑咐陳布雷即時回電解釋。日記云:「俄國一方面發表中國局勢嚴重將有內戰之消息,一方面對美國政府當局造謠宣傳。」「可知俄國謀我之切與其所謂解散共產國際者皆欺世妄誕。」日記同時指斥中共「為俄作倀」,「其罪惡則又甚於漢奸十倍」。這樣,他就又覺得必須盡快以武力消滅中共了。當時,美英聯軍已經進入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權垮台,蘇聯紅軍正在庫克斯克與德軍決戰,蘇軍勝利在望。蔣介石八月十三日日記云:「共匪之制裁非在歐戰未了之前解決,則後患更大也。」「對共匪計劃,無時或忘。」欲使中共無立足之地   蔣介石開始估計進攻延安後的各種可能情況:甲、持久不能解決;乙、倭寇乘機進攻洛陽、西安。丙、俄國干涉,進攻西安。、丁、中共向晉西、隴東、寧夏逃竄。戊、在國民黨軍反攻倭寇時擾亂後方。八月二十五日,蔣介石用半天時間研究國際與國內形勢,作出結論,在日記《雜錄》中寫下了一份詳細計劃。計劃分中共問題、蘇俄問題、中共與蘇俄關係三大部分。他說:  中共問題,無根本消滅之法,但不能不有解決之方案。如果始終要用十軍以上兵力防剿陝北之匪區,則不如先搗毀延安巢穴,使之變成流寇,無立足餘地為上策。  這就是說,蔣介石經過反覆思考之後,終於下決心要進攻延安,使中共中央放棄延安,成為「流寇」,然後以十軍部隊在後方各地,一面防範,一面搜繳,個個擊破,分別肅清。  計劃規定以三個月為「積極準備時期」,以威脅與壓迫之手段,造成其內部之恐怖狀態;以宣傳與政治手段為主,而以軍事力量為從。關於進攻時機,蔣介石選在日蘇和戰未決與德蘇戰爭未決以前,認為這是最「有利之時機」。計劃寫道:  延安必須於德俄戰爭未了之前與倭俄未確切妥協之時,更須於我對倭總反攻之前,從事肅清為妥,過此則無此良機,如是共匪坐大,中國莫救矣。  蔣介石為什麼選擇這一時機,主要考慮的是蘇聯因素。在蔣看來,如果蘇聯的對德戰爭勝利,或者蘇日妥協,蘇聯都將能騰出較多力量來支持中共,不利於蔣的反共軍事。他認為,在亞洲大陸,蘇聯必然與英美「平行瓜分中國」,也必然要利用中共,所以必須「冒大險,賭存亡」,解決中共問題。  接連幾天,蔣介石緊張研究「進剿陝北計劃」,開始調動兵力,如:調青海騎兵兩團到隴東,令寧夏方面積極準備中共向西突圍等。他甚至開始研究外蒙古地形與道路,大概是為了堵住中共向北轉移吧!同時,蔣介石也在擬訂「對共匪罪行宣布之重點」。八月二十九日開始寫了四條,後來又寫了五條。顯然,這是為了從輿論上加以配合。三十一日,他在《本月反省錄》中寫道:「共匪不滅,則對內對外之隱憂皆不能消除也。故一切問題,皆應集中於剿共一點。」又在《本月大事預定表》中寫道:「對共匪宣傳與進剿方略之決定。」內戰危機再起   第三國際解散後,蔣介石即計劃進攻延安。不過,他極端保密,只向胡宗南個人透露,軍事委員會的要員們都蒙在鼓中。直到九月一日,他才在會報會上向徐永昌等出示手示,擬即令準備進攻延安、邊區、中共等。九月三日,他與陳布雷、王世傑商量,提議由軍事委員會或政治部正式宣布中共「罪狀」,使中外人士皆能了解其「奸謀」。九月五日,他決定對邊區和中共部隊進行「隔離」,不再承認其為中國軍隊,更不承認其抗戰團體,預定解散第十八集團軍在重慶的辦事處,封閉中共在重慶的《新華日報》。同日,蔣介石召見胡宗南,「研究對共方略」。……  烏雲密布,風暴將起,中國再次面臨嚴重的內戰危機。蔣介石懸崖勒馬,緊急剎車   國民黨高層對進攻延安的意見並不一致。九月一日的會報會,當蔣宣布進攻計劃時,徐永昌當場就表示時機未到。他說「如尚能容住時,則發動時間實有再容忍至敵不能大舉進擾之時為妥。否則敵必乘機擾我關中,而共黨亦必竄亂甘省。當此時,敵已因之張目,英美或且停頓其進援。」九月四日,在重慶黃山官邸會上,徐永昌再次表示:對共產黨,「尚應敷衍」。徐的這些意見逐漸對蔣發生影響。  九月六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會。會議內容之一是由中央秘書處向會議提出《關於中國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家案件總報告》,然後通過《關於中共破壞抗戰危害國家案件之決議文》。這兩份文件最初由幕僚起草,蔣介石不滿意,認為前稿「內容幾乎全為共匪宣傳其實特力強大」,「拙劣已極」! 後稿則「實不能用」。他慨歎道:「本黨文字力量,亦薄弱至此,非親自動筆,幾無法公布,奈何!」他不得不自己提筆修改。在這一過程中,他反覆思考,反覆徵求意見,終於決定拋棄原來進攻延安的打算,再次傾向於以政治方式解決中共問題。  會議開幕之日,蔣介石在日記中指責中共「詆毀政府,造謠惑眾」,已成為「敵寇變相之第五縱隊」。這是蔣為《總報告》所定下來的反共基調。但是,蔣介石要求先寫上一段:  應說明政府對中共無其他要求,只求其放棄割據地盤,服從軍令,遵命調赴前線,不再集中部隊,阻礙北戰場榆林於綏遠交通線,實踐其廿六年之宣言,則中央仍予以一視同仁,不僅不忍棄絕,且必愛護有加。  同時,他要求在《決議文》中增加一軟一硬兩條:第一,對中共裏邊的「愛國自愛分子」,「如能自拔來歸,則應予以優容,並量才器使,俾得為國效命」。第二,對中共裏邊的「政府理喻德化,皆已失效」的「集團」,「人人可得而制裁之」。這就說明,蔣這時計劃對中共採取軍事進攻與政治分化兩手。徐永昌忍共意見起作用   九月九日晚,蔣介石召開會議,討論《總報告》和《決議文》草稿。參加者對其中「取消中共軍隊番號」等內容意見不一。孔祥熙稱:「辭意已成必打之勢,恐英美以我內戰,停止援助。」蔣介石和劉斐二人堅持原議,認為「不如此,中央成何體統」。徐永昌提出質疑:「此雖係聲罪,不致討,但意在於討。如準備討之,第一是時間是否不當?其次是否居於被動?」辯論中,戴季陶、王世傑和外交部次長吳國楨等陸續加入討論。吳報告稱:蘇聯大使和比利時大使談話,對「中央將進攻邊區」表示憤慨。王世傑建議,須俟英美對日軍事再進,與蘇聯關係進一步明朗化時,方可對中共嚴責。孔祥熙再次發言,擔心此舉將使英美推遲打擊日本。蔣介石堅決主張發表《決議文》,會議同意蔣的主張,但決定將取消中共軍隊番號等「處分語」刪去。當夜,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了他對中共的處分要點:甲、《新華日報》之監視;乙、共籍參政員資格之取消;丙、各地十八集團軍辦事處之封閉。對於中共在重慶的電台與秘密通訊機關,他一時沒有想好處置辦法,只寫了「應重加考慮」幾個字。  十日上午,徐永昌打電話給蔣介石,說明三點:一、如判斷中共即將大舉出擾,或認為國軍利於進剿,則《決議文》的語氣可以加重。二、如判斷共軍「大舉出鬧尚有待」,或緩以時日對國軍有利,則《決議文》可以寫得「再輕」。三、此時中共如「竄甘寧」,則日寇有窺視關中的可能,因此《決議文》以「輕緩為佳」。下午,蔣介石打電話給徐永昌,詢問對《決議文》是否仍有意見。徐答:如共軍「竄擾甘涼」等地,日寇進窺關中,而我又不能在短期內肅清共軍,則共軍又可能進入新疆,得到俄人幫助,共同佔領新疆,則其禍患將超過「九一八」事件。徐的意見對蔣起了作用。當晚,蔣介石約集文武幹部開會,再次從「法律制裁」後退,認為從國際環境與戰爭局勢考察,「尚非制裁之時機」,決定將原定隔離邊區及取消中共軍隊名號兩點「完全取消」。終以抗日為首要任務  十一日晚,蔣介石約集三十餘人召開座談會,其講話的調子完全改變。他表示:中美英蘇四國協定未成,滇緬路尚未開通,貿然進攻,萬一不能速決,後果至為惡劣,故目前仍以「避戰」為上。十二日全會例假休會。中午,蔣介石召集相關人員再次會商。他提出,不決議,不宣布,只將《總報告》譯出,向英美宣傳。他徵詢徐永昌的意見,徐稱:如無所表示,國際間不免猜測、疑慮,建議歷述中共的「不法自私」事實,要求其實踐抗戰開始時的諾言,期以「自新」。第二天的會議進程表明,蔣介石採納了徐的意見。  十三日為全會最後一天,由中央秘書處宣讀經蔣介石修改的《總報告》。該報告從軍事、政治、經濟、等三方面對中共進行全面指控,聲稱中共「六七年來破壞抗戰,以及違法亂紀之行為,事實俱在,無一不與該黨所發表之共赴國難宣言相違背,理應早予依法處治」,但是,報告最後仍然表示希望中共﹕「實踐諾言,服從中央,使政令、軍令保持統一,意志力量得以集中,以求抗戰之勝利。」其後,蔣介石即席「指示」:  個人以為全會對此案之處理方針,要認清此為一個政治問題,應用政治方法解決。如各位同意余之見解,則吾人對共黨之言論,無論其如何百端挑釁,其行動無論如何多方擾亂,吾人始終一本對內寬容之旨,期達精神感召之目的。  隨後通過的《決議文》聲稱對中共將「不惜再三委曲求全,加以涵容」,希望中共能遵守抗戰初期的宣言,「幡然自反」。  上述文件表明,蔣介石此時繼續堅持反共立場,其對中共的敵視、仇視絲毫未變,但是,由對日抗戰仍是當時的首要任務,也由於美蘇兩國都不贊成中國內戰的國際壓力,以及中共多年來所表現的頑強生命力和戰鬥力等原因,蔣介石一時還不能也不敢徹底破裂國共關係,不得不停止原定的進攻延安的軍事計劃。  一場嚴重的內戰危機避免了。一九四三年年末,蔣介石在《感想反省錄》中寫道:「十一中全會期間,反覆窮究,密察利害,以後改變計劃,放棄軍事行動,於是全局危而復安。」(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因篇幅所限,不錄原文注釋。)

更多

對待毛澤東:「審治」還是「授勳」?  從最新公開的蔣介石日記考察重慶談判期間蔣氏心態 (歷史檔案-楊天石)

  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收藏了蔣介石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七二年去世前三年的所有日記(一九一五至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二四年日記遺失),是目前保存最為完整的蔣介石日記手稿。二○○六年三月,檔案館公開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一年(對外所稱一九一七年,非日記)日記;二○○七年,又公開了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五年日記。歷史研究學者楊天石從這批日記中提煉資料,作了最新研究。本刊率先為讀者發表下文。——編者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