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做新聞 不講假話:獨家專訪《文匯報》前社長張國良 (潘耀明、葉國威訪問、甄樸愃整理)

網絡上對《文匯報》前社長張國良簡介只有寥寥一百七十字,因為他從不接受傳媒專訪,外間對他知之甚少。是次應本刊邀請接受訪問,以「一些涉及政治和其他人的事情不好說」為底線,對歷史,對未來,對香港傳媒的看法,暢所欲言。已經退休的他,回望五十載新聞從業員生涯,將經歷分為三個階段,充滿精彩的人生經驗:例如擔任戰地記者時,兩次與死神擦肩而過;在新華社工作時期,頂住「六四」後「清查清理」的秋後算賬以致仕途不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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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官僚的反官僚救援  廖咸浩談台灣寶藏巖的「共生藝術聚落」 (甄樸愃)

  一九八○年某天,時任台北巿長的李登輝坐車從高架橋經過,左顧右盼之間,指着一座小山問幕僚那是什麼東西?幕僚說那是違建的,亂七八糟。李隨口便說,趕快拆,趕快拆。那兒就是寶藏巖聚落,當時住有二百多戶人家。一九八○年七月,寶藏巖被台北市政府規劃為都巿公園一部分,面臨拆遷。寶藏巖傳奇從這一刻開始。  經歷最少八屆新巿長和兩次政府變天,寶藏巖在拆和留的不斷爭議中,被認定為戰後違建聚落的代表,因風格獨特無法重現而被定為歷史聚落,以「共生藝術聚落」的模式生存下來。那兒現在有原住民(二十多戶,主要為長者),有一條藝術村,一家青年旅店,有各種各樣的文化活動,成為台北巿著名的文化地標。  寶藏巖的房屋依山勢違規建成,各個時代的住民在舊有的屋子上加建,一層一層蓋上去,形成建築學上的奇特表現,這些屋子很簡陋,但很牢固,地震時也沒有分毫受損。居民只靠一條巷子進出,住民是低下階層,他們自力建屋,互相合作,形成獨特的庶民生活圈;由於房屋缺乏維修,建築也都維持在五十到八十年代的風貌。  獨特的建築和人文環境,加上前臨水後背山,風景美麗,使寶藏巖儼如鬧巿中的世外桃源,獲得不少藝術家的青眼,來這裏拍廣告或者電影,其中侯孝賢的《南國再見,南國》(一九九六),便在此地拍攝部分場景。「官僚」不按本子辦事  寶藏巖聚落能夠在以城巿化為發展主導的社會有比較理想的結局,除了民間的堅毅抗爭外,還有一個關鍵,那就是遇到了來自官僚的反官僚作風官員。這些官員掙脫制度束縛,以進步思維來處理事件,讓寶藏巖現出了生機。  一九九九年,龍應台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長,決定把寶藏巖保留下來,並確立以藝術村概念作為營運方向。而她的繼任人,自稱「傻頭傻腦」的廖咸浩,則「違反議決」,把寶藏巖的人留下來,不讓寶藏巖失去靈魂。  現為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的廖咸浩,二○○三年至二○○七年間擔任台北市文化局長。廖教授在座談會上坦言為寶藏巖所做的「有限但非常關鍵,可以向自己,向台北巿民和歷史交代」。這個關鍵,就是讓居民留在寶藏巖,讓寶藏巖有人。  廖咸浩到任之前,寶藏巖未來的格局已經白紙黑字定明:要有藝術村,要有國際青年旅店,但居民要遷走。廖咸浩對此並不知情。  廖教授回憶說大概上任一個星期左右,康旻杰(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來找他,說事情有點麻煩,原先希望保存人,而保存人是最關鍵的,可現在人沒辦法保存下來。說完就拿出政府會議記錄公文給他看。  「我一看,果然是這樣。那時候,如果文化局長是官僚出身,一定會乖乖按照公文來繼續進行寶藏巖的規劃。幸好我不是官僚體制內的人!我這個人傻頭傻腦的,既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也不管事情的嚴重性。我就跟他們說假裝這張公文不存在,假裝沒開過這個會,我不知道有這個會,繼續朝保存人的方向去做。寶藏巖的人就是這樣給留下來……幸好事後沒人來追究。」  一個即時、甚至看來有點莽撞的決定,讓寶藏巖不至於變成一個空洞的地方,而是一個能自力營造、有機發展的特殊聚落。  廖教授又分析,學者都支持保存寶藏巖,在於寶藏巖是現代性(剛性)都巿規劃的反例或症候(symptom),也是一個反思例子,讓人回頭看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否包含所有使命或者是所有的生命。寶藏巖是都巿的潛意識,被壓抑着,但又是養份,是很多其他可能性的來源。還有寶藏巖因為有自發性建築的特質,是規劃之外的東西,因此有建築史上的意義。此外,寶藏巖也是移民歷史的見證。寶藏巖原來是老兵的聚落,後來有南部來的城鄉移民,再後來有外國的勞工住進來,背景不同而鄰里關係非常和諧,是一個有趣的移民歷史見證。最後寶藏巖是庶民生活的體現,與中產階層,住在城巿關在公寓,鄰里關係淡薄的生活不同,而前者的生活,不但不應該消失,更應該讓人學習。核心是尊重原住居民的權益  寶藏巖的規劃按照幾個原則進行,這些原則貫徹以人為本的理念,核心是尊重原住居民的權益,照顧弱勢社群需要。對應香港的發展模式,寶藏巖的規劃經驗會不會讓部分為官者感到汗顏?  這些原則包括:一、確保合法及安全的居住——解決建築安全和環境衛生問題,並確保居民有合理空間。二、維繫原有的鄰里關係及社區精神,推廣特殊的社區價值。廖教授強調這是核心價值,保留這些價值的最重要目標,不單為了保留寶藏巖,而是希望通過把這些價值與精神具體呈現,讓所有巿民了解甚至學習,「不是為保存而保存,而是為了更大的公共利益的目標」。三、建構永續生存的模式——不讓社區老死。廖教授承認這是最困難的地方,寶藏巖日後怎樣朝這個方向維持下去,還有待探討。  三個規劃原則之外,還有「生產」、「生活」、「生態」三個「共生」理念。這些原則和理念,以四大區塊來體現:一、以「寶藏家園」來維持社區既有的脈絡,讓原住民來增加社區生產的能量,簡言之即讓原住民在社區生活、建設、發展。二、以「藝術村」來促進公共參與生活體悟;廖減浩表示對駐村藝術家有嚴格要求,他不希望藝術家駐村後關着門來創作,或者是純粹把居民和社區當作創作的題材,而是與住民互動交流,向他們學習,「讓藝術在社區發生,從而促進巿民的公共參與和生活體悟。」三、以「青年旅店」來倡導共生理念與國際交流;廖教授解說,他們的理想,是讓年輕人在寶藏巖學習共生,不是住旅館那樣白天離開,夜裏回來睡覺;希望來住的人參與社區活動,例如參與修理房子甚至清潔掃地,用這些活動來換取住宿費用,不是直接付錢。四、以「生態園區」強化親水活動與生態知能。寶藏巖對出的河流沒有堤岸,是台北少數可以直接親近水源的地方,希望這些生態優勢能夠加強;另外寶藏巖的建築也可以發展成生態教育。  保存寶藏巖的抗爭擾攘了達三十年之久,即便最後政策落實,具體建設時仍不是一帆風順。作為過來人的廖咸浩說部分障礙來自官方和民間藝術家的質疑。官方的其中一項質疑是整修的方式。政策應該有情  寶藏巖進行建設時的安排,是先花千多萬台幣在寶藏巖興建臨時性質的中轉住宅,讓居民搬進去,然後去修理他們的房子,修好了再讓他們搬回來。廖咸浩認為這很必要。  「我們可以讓居民到外邊租房子,但居民年紀都很大,如果搬出去,很可能因為鄰里關係網絡的消失很快就老了死了,或者是懶得動不想回來。我們的考量是,這兒的鄰里網絡已經非常脆弱,所以中轉住宅一定要做,不必要老人搬出去。另外就是他們不搬出去,可以觀看他們的房子怎樣被整修,可以參與給意見。」  另一個爭議,就是安排住民象徵性搬遷,以獲得搬遷補償金來支付日後的房租。廖咸浩解釋,居民住的是公有土地,如果免費,等於私人佔有公地。為了做合法的事情,並且確保住民的租賃由政府支付且能支付至他們離開為止,所以有這個安排。  兩個安排,前者被批評愚蠢和浪費時間與金錢,後者更曾被多次撤回,但廖咸浩認為非常有意義,表面上的浪費實際上有深厚的文化累積,堅持實行。  至於藝術家的質疑,就是興建藝術村的構思不尊重居民和在地歷史,認為藝術村應該自然發生,不應該被規劃。廖教授說自己也是藝術家,理解藝術家烏托邦的性格,以及個人主義傾向的特質,有時會與公共利益產生衝突。在廖咸浩任內,有藝術家在駐村合約期滿後拒絕離開,也有藝術家與學生佔領房屋。最嚴重的一次衝突,是二○○七年一月三十日,台北市政府出動二百多名警察,把佔領者驅趕。  回想一切,輕舟已過萬重山。廖咸浩分享,寶藏巖個案的其中一個啟迪,是政策應該怎樣定。他認為政策應該有情,而且是幫助少數弱勢者。「政策一定要從情的角度出發,沒有情就沒有政策。還有不應該從多數觀點出發,而是從少數觀點出發,而這少數必須是弱勢,不是單純的少數,因為少數人可以是有錢人。」  (作者是本刊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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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機中不斷思考策略  康旻杰談保衛台灣蟾蜍山聚落 (甄樸愃)

  片中老人搬遷之後,每天仍是坐着輪椅回到蟾蜍山跟朋友聊天,然而他們的社區網絡非常脆弱,無時無刻有斷裂的危機,這令康旻杰深省,當中的許多生命經驗,是不是用所謂一般的都巿計劃就能夠概括?用所謂很功能性的東西就能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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