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教育不可誤人子弟 (蔣 泥)

  中小學教育中,最核心的目標不是介紹知識,培養技能,而是涵養健美的人文情懷,其基本載體是語文。語文承載着一個民族文化的全部精神、靈魂與品性,多年以來我們卻極少顧及。何以識之?還是翻開我們的語文教科書吧。  問題較多的是小學課本,流於說教和矯情。單看篇目,我們可以想像一下裏面的內容,譬如:升國旗、我叫「神舟號」、他得的紅圈圈最多、陳毅探母、「二○○八,北京!」、孔繁森、歌唱、二小放牛郎、臥薪嘗膽、軍神、孫中山破陋習、虎門銷咽、宋慶齡故居的樟樹、在大海中永生、愛滋病小鬥士、林沖棒打洪教頭、長征、彭德懷和他的大黑騾子、大江保衛戰、聶將軍與日本小姑娘、把我的心臟帶回祖國。(排序:從低年級到高年級。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選目。簡稱「蘇教版」。)  鄧爺爺植樹、「紅領巾」真好、「雷鋒叔叔,你在哪裏」、一面五星紅旗、「中國國際救援隊,真棒!」、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小英雄雨來、黃繼光、圓明園的毀滅、狼牙山五壯士、開國大典、青山處處埋忠骨、毛主席在花山、把鐵路修到拉薩去、詹天佑、軍神、我們的方陣、十六年前的回憶、燈光、為人民服務、一夜的工作。(排序:從低年級到高年級。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選目。簡稱「人教版」。「人教版」、「蘇教版」是目前使用最廣的兩套教材。)  可能編書人總想着強化小學生「修身養性」的教育吧?不過這樣的教材只會繼續誤導一代又一代,要說編者愚頑不化,恐怕言重了,他們都很盡心,有時也無奈。「中間人」與「童子功」  欲新一國文化、精神之氣象,必先優化教科書選文,其所傳達的理念、精神、氣節,影響到一個人的終生,因為這正是長身體、長知識、長經驗,形成自我品性、意識的黃金年代,潛移默化是融在血液裏的,長大所學,無論如何去用功,都進不了血液。俗謂「童子功」。  記得錢理群老師曾說,他只能做魯迅所說的那種「中間人」角色,因為自己沒有多少「童子功」。他一九三九年在重慶出生,後隨父母到南京讀小學,在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讀中學。父親錢天鶴先生,是農業學家,曾任金陵大學教授,抗戰時期擔任國民政府農林部次長,一九四九年丟下妻子和孩子,去了台灣。一九五三年,錢理群由於申請加入青年團員被拒,深受打擊。「我的入團介紹人,也是我的好友,一臉嚴肅地告訴我:必須從思想、政治與行動上與『反革命』的父親劃清界限」。一九五六年,錢理群考上北京大學中文系,後轉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一九六○年畢業,流放貴州安順教書,一待十八年。一九七八年重回北京,考取北大中文系讀研。其讀書過程是分裂的,所學教科書自然存在重大缺憾。  可資對比的是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長錢理群五十歲,同樣是名門之後,十歲時遷南京,讀於家塾,學四書五經、英文、音樂、繪畫等,先後延聘國學大師王伯沆、柳翼謀、周大烈為教師。自小打下深厚的國學根基,熟背十三經。成年後遊學日本、歐洲、美國等長達十三年,終成一代宗師。  這是兩代最優秀的天才人物,早年受教差異——「童子功」不一樣,帶來的治學路徑、成就大小不同的例子。錢理群的《新語文讀本》  錢理群對自己所長所短有着清醒的認識,痛定思痛,他一直想從事中小學教育,讓後來的孩子少走彎路。便親自操刀,主編《新語文讀本》,被譽為一九四九年以後最好的教科書。可是,這套書一般只作為「學生課外讀物」,而非指定的語文教材。屬「民間」自發行為。《新語文讀本》選到了其他教材裏少有的梁實秋、林語堂、陳寅恪、錢鍾書、陳獨秀、蔡元培、聶紺弩、楊憲益、林賢治、李長之、傅雷、顧隨、龍應台、羅曼·羅蘭、惠特曼、威廉·福克納、赫爾岑、卡夫卡、盧梭、愛默生、蒙田、福克納、索爾仁尼琴、梭羅等人的文章。以銳氣、美文見長。足見人教版、蘇教版所缺。  《新語文讀本》小學版在選文上確實費去不少心力,不過它和中學版一樣,偏厚,一個學期怎麼能學好學透學精?民國時期的課本不然,雖然它一般分為啟蒙、常識、歌謠、修身、故事、童趣等幾大類,但每類教材都很精簡,指向和目的也有所分別。李慎之先生在世時,就曾對我說,他最懷念的還是小時候自己所學的公民課讀本,最想編一本類似的書,做一個公民課教師,給孩子們講解什麼是國家,什麼是憲政,什麼是民主,什麼是自由,什麼是法治,什麼是選舉等等,其內容可見一斑。  今天,我們能夠看到的民國時期完整的中小學教材,都各有特色。譬如一九一六年,中華書局編輯出版中華初等小學「新式修身教科書」,主張「若要兒童有堅定的信仰,就應當追求傳統的道德」。  一九一七年,商務版《國語教科書》由莊俞、張元濟等人編成,封面介紹說「小學初級學生用」,只有上下兩冊,每冊二百零八課。從兒童居家、處世、讀書、見聞等取材,多數編成以孩子為主角的故事,圖文結合,介紹自然、農商、歷史、生活小常識,全面、深入、精微、純樸,成為民國年間影響最大的語文教科書。內容包括:清潔、起居、節飲食、惜物、惜時、孝親、睦鄰、好學、去爭、愛同類、濟貧、勇敢、鎮定、戒惰、蝙蝠、鸚鵡、蟋蟀、灑掃、文彥博、陪客、打麥、插秧、乘涼、烹飪、職業、擊球、兵器、西瓜、鏡、車、象、筆、草帽、楊柳、蠶、絲、黃帝、嫘祖、太湖、虎丘、嵩山、傳書鴿等。這些文章,比較成體系,近取其身,生趣盎然。連介紹到的那些人物,也都是歷史上的,幾百年以外的,每個人都是截其一點,風格樸素,親切自然。文字更考究。亦文亦白,盡量用白描,深具漢字之簡潔美、意境美、音韻美、含蓄美。融入了多麼深闊的傳統文化的因數在內。  讀這些美文,我們既能吸取知識,了解社會,又能熱愛生活,懂得禮儀,學會基本的交往、處世、為人、修身之道,沉醉於優雅乾淨的文字意境中。  (作者是內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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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大師夢」的李承鵬  (蔣 泥)

  李承鵬混迹體壇十五年,被譽為足球評論界的「魯迅」,說明他的文字具備魯迅那樣的殺傷力。魯迅是什麼人?林語堂說「魯迅與其稱為文人,不如號為戰士」,其徒子徒孫遍華夏大地,投出一篇篇寶劍匕首,「戰鬥」在最前線,很好地配合了時代,一個個「假想敵」紛紛倒下,長達半世紀還久。  李承鵬幸而只是足評界的「魯迅」,不是文學界的「魯迅」。李承鵬卻告訴我,「我不配也沒有大師夢,魯迅是走青鋼劍一類武功,我只是癢癢撓」。  「魯迅」後的李承鵬寫長篇,寫時評,話題涉足社會問題,民生民瘼。文體煥然,不再滿目為敵,不再一個都不寬恕。跳躍、包容,底子也是歡歡鬧鬧的。尤其他的幽默別具一格。我曾在《老舍的沉浮人生》裏說,國中大家,真正得幽默真韻的是錢鍾書、梁實秋、金庸、老舍。我從李承鵬身上,看到了這些大家的影子。  李承鵬的幽默才能,跟其出身和閱歷相關。他生於新疆,五歲和父母轉業回四川,兩地方言較有特色,土語中有大量幽默的辭彙,直接用進文章裏。其遣詞造句的特點就是具有很強的時效性,讀這些文章需要精心注解,否則一百年後的人會讀得一頭霧水,雖然當時帶來很大影響,這是時評的局限所在。這也是當年梁實秋、林語堂等人抵制大作家寫時評雜文,鼓吹寫性靈美文,從而和魯迅們「打架」的原因。這樣的筆戰,至今仍在。  譬如我曾在《天才的裂變》裏分析李承鵬的《李可樂抗拆記》,認為它寫了過多「轉瞬即逝的東西」,缺少名著的定力。學者張耀傑不認同,他在《蔣泥筆下的李承鵬》裏說,「文學創作者的第一價值,應該是對於轉瞬即逝的社會公共事件及其活生生的當事人的正當權利,做出自己的快速反應,而不是斤斤計較於作品是不是能夠成為真正的名著。有定力的文學名著,恰恰是在不斷改寫積累過程中充分展現殘缺裂變的人性內涵及其天才畫像的」。這好像又回到了魯迅寫《文學與出汗》的年代。  如果硬要為李承鵬和魯迅之差異定性,我覺得魯迅那類雜文的指向朝外,情緒是焦慮的,文字是刻毒的,語氣是陰灰的。李承鵬自嘲嘲人,不像魯迅那樣端得很高,自己絕對正確,總在審視、拷問他人。這樣的文章陽光、蓬勃、調侃,有一點玩世不恭,不時讓人噴飯,讀來解氣、開心。  李承鵬在評點那些社會熱點事情時,把小說筆法融於雜文中,類似莊子筆下的寓言。其洞察力和駕馭文章的結構能力非凡,讓大事縮微成他的文工團、社區、破鞋、老鼠會、群眾演員、嫖客、妓女等,每一天,我們這些團員、破鞋、演員,都在這個唯一的「社區」裏昏天黑地度過,業主和物業掰扯,那些與民生緊貼的大事、要事、煩事、蠢事、瑣事,在其間生長、碰撞、變異、幻化,大事、要事也就形象可感了。他寫得最好的短文《清華大食堂》、《說話》、《群眾演員都很忙》、《有個文工團》、《假想敵》等(見《全世界人民都知道》),都是典範,說出了一個個常識。  常識往往都含有正能量,這很難得。因為魯迅及其徒子徒孫的雜文多數「破」得很徹底,負能量過大。魯迅也缺少現代憲政意識和法治觀,經過幾十年的「掃盲」,我們已經完成對於憲政、法治的常識性普及,普世價值深入人心。李承鵬在這裏毫無盲點,他的《有個社區》就是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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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需要懺悔嗎? (蔣 泥)

  批評莫言的人說:「我對莫言的批評主要是兩件涉及到知識分子底線的道德問題:一個是抄寫《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個是歌頌重慶的唱紅打黑。說實話,這些事,就是不做也不會付出什麼代價,也不會有太大的壓力,這就是我要強調的底線。如果莫言是一個堅定的左派,相信薄熙來是對的,至今仍相信《講話》是好的,那我即使不同意莫言的政治立場,我依然在人格上尊重他。但是如果不是這樣的,那這樣的舉動,要麼說是幼稚,要麼說是無聊,無論是哪一種,我都稱之為一種平庸的『鄉愿』。……巴金老人晚年寫了懺悔錄《隨想錄》。他懺悔的是,在被吃之前,他也在吃人,他也參與去批判別人,他覺得他參與了作惡。巴金老人發表《隨想錄》的時候,大家都肅然起敬,覺得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像巴金老人那樣做。但是今天你看莫言做的事情,已經沒有人有這樣的警醒。既然可以原諒莫言,也就可以原諒自己。歌頌重慶唱紅打黑怎麼樣,《講話》抄了又怎麼樣,好像已經無所謂。九十年代到今天,我覺得最大的傷害就是,犬儒和價值虛無主義盛行。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劉再復、許紀霖談莫言》)  這種意見較具代表性,是以立場正確、政治正確的姿態發言。這樣的發言似乎無可指摘,實際上也有取巧和事後諸葛亮的嫌疑。因為「唱紅打黑」那時候一窩蜂地造勢喊好,在一個真相不能及時披露、報道的語境下,莫言滿腔熱血,莫辨真偽,反證出媒體和公共知識分子責任在先,莫言頂多是跟風發揮。  至於莫言抄寫了《講話》,於理不通,於情可諒,因為作家出版社是莫言作品的主要出版者,他們的活動莫言理論上可以拒絕,情分上過意不去。莫言並沒有把抄寫講話當做什麼了不起的大事,講話對於他的影響也不復存在,應景之書,舉手之勞,何必卻之?這應該是他當初的想法。至於它後來的反響越來越大,批評的聲浪越來越高,遠遠超過莫言的想像,應該是媒體關注、炒作之功。  即使莫言人格可疑,諾貝爾委員會也不會計較,文學獎獎的是作家的作品,不是作家的人格和地位。  那些不依不饒者卻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無限放大這些事情,不僅在言詞上譴責莫言,而且還鼓動大眾,跑去瑞典斯德哥爾摩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大殿外的廣場上散發傳單,裸奔抗議,就好像莫言是個罪大惡極的魔頭,異口同聲,叫囂莫言必須站出來「懺悔」。  什麼叫懺悔?  懺悔是佛家用語,意思是悔過謝罪,請求得到諒解。「據義淨所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十五之注謂,懺與悔具有不同之意義,懺,是請求原諒(輕微);悔,即自申罪狀(說罪)(嚴重)。」  莫言有過嗎?莫言有罪嗎?莫言能和巴金比嗎?  巴金老人之所以寫懺悔錄,是由於他在大躍進、文革期間,無視那個時代底層人的不幸、苦難,緊跟形勢,讚美大躍進、文革等,恰恰把作家最為本行的小說創作給丟了,寫過不少大批判文章,影響很壞,直接傷害過胡風等一批人,他有過有罪,需要懺悔,雖然他的懺悔並沒有觸及什麼根本的東西,和不懺悔相差不大(參見蔣泥《天才的裂變》,頁一三一—一三九,西苑出版社,二○一三)。莫言怎麼樣?他害過什麼人?寫過什麼批鬥材料?  我們找不出。  反倒是他本人受到栽贓,最傑出的長篇小說《豐乳肥臀》一九九五年在雲南《大家》雜誌連載發表後,被手握「真理」的棍子們戴帽子,打翻在地,長期被禁,《大家》雜誌也受到取締之處分。  事實上,在我推出《大師莫言》(安徽文藝出版社,二○一二)一書後,許多好友來電來信,有的當面指責,說莫言不夠大師,他沒有守住底線,品性有問題,作為一個有影響的、獨立的批評家,你蔣泥怎麼可以助紂為虐……  真叫人啼笑皆非。且不說莫言做人沒什麼問題,單就其作品而言,他始終堅守寫底層,寫貧民,揭示飢餓、逃難、無助、困苦、戰亂等普遍性重大社會問題,他的人物都像牲口一樣地過活,基本上體現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真實風貌,形象地為「公知」們倡導的,必須實現自由、平等、民主的社會理想,遵行普世價值,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和史實支持。這樣優異的作家,難道不值得我們敬戴?  (作者是內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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