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國棟教授行誼述略 (張學明、趙鍾維)

  孫先生祖籍廣東番禺,諱國棟。一九二二年十月九日生於廣州,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於廣州與何冰姿女士結褵。二○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凌晨,先生於香港在睡夢中安詳辭世,享壽九十有一。先生係新亞研究所第一屆畢業生,畢業後留校任教,歷任香港中文大學董事、新亞書院董事、新亞書院文學院院長、新亞研究所所長、新亞書院及中文大學歷史系系主任、新亞中學校監等職務,為社會育才良多;又先生為唐史名家,於史學領域成就卓著。  先生一生愛國,因景仰宋代愛國詞人辛棄疾,取居室之名曰「慕稼軒」,亦以「慕稼」為字號。一九四四年,先生在政治大學肄業期間,響應政府「十萬青年十萬軍」呼召,毅然投軍,隸青年軍二○一師。其後,隸由抗日名將孫立人統領之新一軍,參與緬甸戰事。先生備受孫將軍賞識,留於幕內,為抗日戰爭貢獻一己之力。  抗戰後,先生從新一軍退伍而復學。畢業後,先生曾於澳門之華南大學教授歷史。一九四九年來港,曾任私立中小學教師、雜誌編輯、報社主筆。一九五五年,報讀新創辦之新亞研究所,成為首屆學生,師從錢穆先生。同時,亦有機會與學問精深之學者如牟潤孫、嚴耕望、全漢昇諸先生問學、切磋,學養精進。  受錢先生引導,先生確立唐代制度史之研究方向,並以唐宰相制為研究起點,發表首篇學術論文《唐書宰相表初校》,正式踏上治史之途。其後,先生選定《唐代三省制的發展研究》為碩士論文題目,論文後來發表於《新亞學報》,並得哈佛大學楊聯陞教授讚賞。稍後,先生獲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經費補助,完成唐代門第消融之研究,確立先生於唐史研究領域之地位。先生及後陸續發表多篇唐史研究文章,影響及於當時唐宋史研究重鎮之日本史學界。治中國史境界高  先生棄政治學而治史學,亦見其關懷家國之情懷。先生向來擇善固執,未嘗為他因而扭曲己見。如先生曾著文《論國家》,提出「歷史文化」乃建構國家不可或缺之一環。先生認為欠缺作為國家軟體之歷史文化,即使擁有主權、土地、人民等硬體,仍係國不成國。大抵亦因此種對家國前途命運之關懷,使先生對中國歷史之研究臻達更高境界。  八九民運期間,先生與夫人何冰姿積極聲援內地民主抗爭;其後,先生伉儷不懈支持中國民主建設。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五年,先生定期前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為學生作文化講座,致力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為此,先生亦曾先後撰文嚴厲批評刻意歪曲中國歷史、文化之學者及作家。   先生一生研治中國政治制度史,深明其中之不足,故長期關注中國民主體制建設,面對強權滋擾,亦無所懼;此情至老不減。《中庸》「至誠無息」一語向為先生所愛,其一生行事,確能與此語相副。   先生一生亦與香港中文大學及新亞書院結下不解之緣,因而對母校發展極為關心。先生表示,香港大學亦為其母校(一九七三年獲香港大學頒授博士學位),惟對中大,則情感更為濃厚。   先生一九五七年畢業於新亞研究所後,即任教於新亞書院歷史學系,接替錢穆先生教授中國通史科,至一九八三年退休赴美。先生為香港中文大學及新亞書院服務凡二十六年,可謂貢獻甚大,育才無數。  先生退休前,固然致力於守護錢穆先生及諸先賢之創校宗旨,盡己之能。退休後亦不時向校方就大學之使命與願景等方面提供意見,希望中文大學能秉承弘揚中國文化之理想,努力不懈,毋負本港社會有心人士之期許。   此外,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後,一眾新亞創辦者認為辦學不應忽視基礎培育,因而力爭於農圃道原校址成立新亞中學;政府在力爭壓力下,竟要求中學在不足百日籌備時間之九月正式開學,否則校舍會另撥用途。時間逼迫,先生帶領新亞同仁終於完成此創校「壯舉」,並於一九七三至一九八三年間擔任校監。先生堪任「人師」名  二○○五年,先生自美國回港後,寓居於新亞書院知行樓,仍會主動關心學生事宜。先生重視「師」之分「經師」與「人師」,認為經師僅傳授知識;人師則傳授知識之外,更能對學生起潛移默化作用,故中國重「人師」而輕「經師」。先生一生於香港中文大學與新亞書院默默為弘揚中國文化而努力,言傳、身教,受益學子甚眾,「人師」之名,先生堪任矣。  先生晚年處身香港中文大學,對校園內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仍關懷備至。先生認為現時之中大,已無新亞創校時之經濟困難,然「克難精神」則已大不如前,若要成就更上一層,則須重拾當年「克難精神」。先生如今雖已仙逝,惟此番話語,仍應為後學所記取。  (張學明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趙鍾維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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