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林鄭? (劉慧卿)

香港自稱是亞洲的國際大都會,人口超過七百多萬,有三百六十多萬名登記選民,但只有一千二百人能成為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成員。北京希望用這政商權貴的小圈子來操控選舉,但三月的鬧劇證明北京認為仍不夠,因此去年中便勸退有意出選的時任立法會主席、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他於三月十五日在本人的網台節目《議會內外》承認被勸退,並謂因此「放下心頭大石」!北京亦嘗試勸退新民黨主席、行政及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和財政司司長曾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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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視倒數日子裏領略「忽悠」 (劉瀾昌)

「忽悠」來自北方語系,在粵語中要找到相對應傳神的詞匯十分困難,就像粵語「爆棚」要找一個神似的普通話詞語一樣難。北京有人乾脆用普通話語音直接說「爆棚」,但反過來用白話來講「忽悠」,既拗口又難明。「忽悠」的實質意義,應該是白話常說的「吹牛」、「車大炮」,但是「吹」起來彷彿拿把扇在你耳邊「撥扇」,「撥」到你「暈坨坨」,本來是「假層層」,但是講到比真的還真。不知道我的理解對不對,但是在亞視倒數的日子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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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船原來可放歌 (劉瀾昌)

二月四日,我跳船了。以「10A」①離開了工作了十七年的亞洲電視。剎那間,我有些徬徨,我有些迷惘,我有些自責。
一年之前,亞視也在過年前四處「撲水」出糧。亞視管理層開記者會,我信誓旦旦:船長沉船是最後一個離船,我應有船長的精神不會中途跳船。我豈不是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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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醫學獎給生藥學平反  ——兼述生藥學與中藥學之巧妙融合 (劉碧珊)

  生藥學原本是藥劑學中的一門學科,但在八十年代開始在全球各國的藥劑學課程中漸被忽視,有部分院校更將生藥學科從藥劑學課程編排中削減或刪掉。反觀今次獲諾貝爾醫學獎的三位研究學者的研究對象正是天然藥物,亦是應用生藥學的模範例子。盼望各國的藥劑學院多加培育這方面的專才,各大藥廠亦能投放更多資源於生藥開發研究領域,造福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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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神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 (劉亞洲)

  中共解放軍上將劉亞洲撰文,分析中國和日本的精神面貌。他認為:「甲午戰爭中,中國人只有兩種情景,一種是悲慘,另一種是非常非常悲慘。抗日戰爭中,這兩種情景改變了:一種是堅強,另一種是非常非常堅強。」日本方面,二戰之後「國破山河在」,其民族的精神遭受重創,其完整性直到今天也無法恢復。因此,作者認為,抗日戰爭的勝利是精神的勝利。此外,本文特別配上全國不同地方以別開生面的形式紀念抗戰七十年的圖片,以饗讀者。——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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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履行承諾  才能突破困局 (劉慧卿)

  香港的困局源出於中央政府沒有信守承諾。  人大常委會早於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決定「二○一七年行政長官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但「八三一決定」卻為普選訂出重重限制。人大常委會於二○○七年決定香港人可於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因此中央是有十年時間履行此莊嚴承諾。可惜,北京將機會一一放過,更導致社會嚴重對峙。回首五年前,民主黨於二○一○年嘗試突破當時的政改困局,提出一人兩票的改良方案,讓政制行前一小步,滿足了《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有關循序漸進的要求,中央政府亦因此宣布香港可以於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之後普選所有立法會議員。  回顧當時的政改進程,筆者深感通過方案得來不易。當時政改處於困局,時任黃大仙區議員胡志偉在黨內提出修訂當局的建議,將當局建議的五個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由四百多名區議員互選五名立法會議員,改為由所有不屬於功能組別的選民(約三百萬人)投票選出,這五個議席後來被稱為超級區議會議席。胡志偉的建議獲民主黨接納,並向北京提出。筆者要強調,當時並不是討論普選,只是讓政制行前一步。時任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於二○一○年七月七日發表了「民主黨六人小組報告」,詳細交代與中央政府商討的過程。民主黨於五月二十四日向北京提出胡志偉建議的方案。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卻於六月七日宣布不接納民主黨的修訂。同日下午,時任人大副秘書長喬曉陽亦在北京會見記者,指民主黨方案違反《基本法》。事情於六月十四日峰迴路轉,前律政司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向傳媒表示,民主黨的方案沒有問題。六月二十日中央政府宣布民主黨的改良方案是符合二○○七年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民主黨於六月二十一日召開特別會員大會通過支持修訂方案,民主黨八名立法會議員於六月二十五日的立法會會議席上,投票支持通過政改方案。  民主黨六人小組報告亦表明對於二○一七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和二○二○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央應就實行真正的雙普選作出澄清和保證——包括二○一七年行政長官普選不設過高的提名門檻及任何形式的提名預選或篩選;而二○二○年的立法會普選是普及而平等,確保廢除功能組別的特權制度。民主黨對此一直堅持至今,沒有改變。二○一○前行一步 反遭夾擊  在二○一○年通過政改方案前,民主黨提出,通過政改方案後,北京應與泛民主派維持溝通,並且應以一次過立法的方式,徹底解決政改爭議。但是,方案通過後北京再沒有與民主黨溝通,一次過立法的建議更被束之高閣。  當時的民調顯示,民主黨支持政改修訂方案的決定獲得廣大市民支持,民望更是各個政黨中最高,據中文大學傳訊及公共關係處於二○一○年八月五日的「『政改』通過後政黨支持及社會共識民意調查」,佔百分之十五點八。(編按:第二名是公民黨,佔百分之九點五;第三名是民建聯,佔百分之九點一。)但是,筆者風聞本地左派和中聯辦對中央政府在最後關頭改變主意,接納民主黨的修訂建議深表不滿,加上一些打着民主旗號的團體獲得內地的支援,瘋狂抹黑和狙擊民主黨,而民主黨更錯誤地決定對這些攻擊罵不還口,打不還手,令黨的聲望下挫。若接受方案 將難取消功能組別  人大常委會於二○○七年許下承諾,香港人可以於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雖然選舉有多種形式,但普選是有客觀標準,不能指鹿為馬。特區政府在宣傳政改時,總是說由幾百萬名選民以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比由一千二百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好。但官員卻從不說明委員會是如何產生。為何只有二十多萬名選民有權選出選舉委員會,而超過百分之九十五的選民卻被拒於門外?為何漁農界一百五十個團體,卻可以超比例地擁有六十個委員會議席?為何容許公司票和團體票繼續存在?民主黨認為由小圈子產生的一千二百人提名委員會,是只會批准北京可以接受的人成為候選人。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亦承認,只有建制派人士可以成為候選人,民主派極其量只能成為造王者,試問這樣的一人一票選舉又怎可以稱之為普選?  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於一九四四年二月二日發表《論選舉權》文章,清楚表明「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特區政府根據「八三一決定」提出的方案,正好示範了如何把選民當做投票工具。  如果香港人接受假普選方案,願意「袋住先」,他日中央履行於二○二○年普選立法會的承諾,定會照板煮碗,由該組別提名數位候選人,再交由選民以一人一票選出,這便是普選功能組別。因此,若我們接受現時的方案,日後想取消功能組別就難上加難。政府製造虛假民意 於事無補  既然普選是有客觀標準,中央和特區政府是絕對可以制訂一個符合《基本法》和國際公約的行政長官普選制度。民主黨去年曾向當局提交三軌方案(即政黨提名、經民主化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和公民提名),而只要政府採納其中一軌,都可以令方案符合《基本法》和國際公約的要求。令人遺憾的是,政府提出的方案卻是不合理地限制市民的被選權,因此民主黨不能接受。  如果中央政府堅持不動如山,不肯修改或撤回「八三一決定」,而特區政府繼續引用民調、簽名和高官落區等活動製造虛假的民意,將於事無補,政改方案更必定會在立法會遭否決,香港的管治困局不但不能解決,情況更會惡化,到時可能應驗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預言和林煥光的警告,香港將不能管治,萬劫不復。  (作者是香港立法會議員、民主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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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士己和干邑 (劉致新)

  香港甚至整個大中華地區,一直是飲用干邑(白蘭地)的,歐洲傳教士早在清朝初年就把干邑帶到中國,甚至可能認為能補身,曾呈給康熙飲用。  近年威士己卻異軍突起,大有凌駕干邑之勢,這股威士己熱潮應該由日本興起,傳到台灣,最近兩三年傳到香港,相信當內地反貪行動告一段落之後,內地也會興起威士己熱。  干邑和威士己用的原料與釀造方法皆不同,干邑只產於法國干邑地區,以葡萄汁發酵蒸餾,並放在橡木桶內陳年而成,威士己則以穀物為主,例如發芽的大麥、燕麥、玉米等等,蒸餾之後也放入橡木桶內陳年。因此,干邑和威士己一般風味迥異,但像所有酒一樣,到了頂點兩者的香味又會很接近。  有趣的是,兩者都可說是無心插柳的成品。干邑最初是為了減少稅項支出,把酒蒸餾提高酒精度,運到目的地後勾兌蒸餾水,「還原」成為葡萄酒出售。後來發現,在橡木桶陳年幾年之後,變成非常芳香悠和的烈酒,便成為馳名遠近的干邑白蘭地。  至於威士己,因為英國一直是雪利酒(Sherry)的大市場,一桶桶雪利酒由西班牙運到英國,裝瓶出售,剩下的橡木桶變成「廢物」,有人想到不如用來存放威士己,不料橡木桶滲出的雪利酒的香甜令威士己顯得更迷人,至今更有人指明不飲非用雪利桶陳年釀製的威士己!  近年雪利酒在英國銷量大不如前,但威士己廠為了取得雪利桶,自己在西班牙造雪利酒,目的是在桶而不在雪利酒。雖然都用橡木桶陳年,但由於蘇格蘭北面有很多泥煤,燃燒之後有濃郁的海水、碘味,令釀出的威士己也帶有濃烈的海水,甚至藥水皂味,有人受不了,覺得無法下嚥,但也有很多人甘之如飴。不同的威士己廠用的泥煤多寡不一,勾兌的比例又各不相同,產生出很明顯的獨特風格,稍有涉獵者一飲便分得出不同地區、不同酒廠的出品,令品嘗威士己增添樂趣和話題。  另一方面,干邑沒有用泥煤作燃料,不會有那種帶海水氣息的干邑,又加上有幾十年時間,干邑不准許釀造單一年份酒,所有酒都必須勾兌,令酒質更趨穩定,也沒有很獨特的個性,幾大干邑廠家,出品的同一級數產品,其香味分別只有很有經驗的人能分辨出來,這是優點也是缺點,相比起各酒莊風格獨特的威士己,特別是近年流行的單一麥芽威士己,干邑就未免給人沉悶的感覺。  我也是自少飲干邑長大的,二十歲開始在酒吧便飲干邑,放在大肚酒杯內慢慢品嘗,有時飲些威士己,卻不喜那種粗曠麥芽味,後來才知,高級的威士己就沒有這種味,反而很接近干邑,再後來更發現,艾雷島(Islay)的威士己有一股童年時非常熟悉的「藥水皂」氣息,如重拾了童年的玩具,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到飲了威士己比較多之後,回過頭來飲干邑,卻又覺有些牌子加焦糖太多,口感太甜……  哎,現在我只找尋那些很老的干邑,最好是在英國酒窖陳年的,例如「Hine 1961」,當然還有那些很優質的陳年干邑,最好來自大香檳區的……而飲干邑,也習慣加冰或梳打水了。此中又有小故事,下回續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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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陳可焜教授 (劉蜀永)

  年前參加中華書局的一次茶敍,洪清田博士告訴我,陳可焜教授去世了。回到家中,立即到網上去搜索,但沒有得到任何消息。打電話去問畢業於廈門大學的老友陳佳榮,他說陳教授已於二○一四年五月三十日逝世,廈門大學校友會發過一則簡短的訃告。陳可焜教授是香港經濟問題專家,一位極其關愛香港的知名學者。他的去世竟然在香港沒有引起任何反響,在悲傷之餘,我不禁感到十分困惑與失落。  陳可焜教授是福州人,一九二八年生。一九五○年畢業於廈門大學經濟系,一九五二年研究生畢業。一九七九年移居香港,任香港《經濟導報》編輯、總編輯,一九九八年退休後任該報高級顧問。著有《香港經濟論叢》、《有人則成》、《香港經濟一瞥》、《港事港情》、《香港風物漫話》等。除了經濟學方面,他對香港社會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提出了「香港學」的概念。他在一九八四年的《港澳經濟》雜誌上,提出把「香港學」作為一門學問,對「歷史的香港、今日的香港和未來的香港」進行研究。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我由北京赴香港大學參加首屆中國海關國際研討會。承蒙港大孔安道紀念圖書館館長楊國雄安排,由廣角鏡出版社總編輯李國強出面,在灣仔一家酒樓請我與幾位對香港素有研究的專家會晤。出席者中有梁濤先生和陳可焜教授。這是我第一次與陳教授見面。此後,每次訪港我都要去拜訪他。他也經常將有用的報刊資料剪下來寄給我。  二○○四年,嶺南大學陳坤耀校長、劉智鵬博士和我推動召開「香港地方志座談會」時,他特意前來參加,並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我主編的《二十世紀的香港經濟》一書出版時,他欣然應邀作序表示鼓勵。就在中風之後,他還曾在《明報月刊》上撰文支持香港地方志工程。想起與他交往的點點滴滴,不禁感慨萬分。  目前香港進入了後佔中時期,一國兩制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所有真正關心香港未來的人士,都在反思香港未來的發展路徑。在這種背景下,紀念陳可焜教授具有特別的意義。期望有更多的學人投入香港研究,推動香港學的發展,號對脈,下對藥,為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推動香港社會的平穩發展貢獻各自的力量。  (作者是嶺南大學榮譽教授、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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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願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 (劉亞洲)

  解放軍上將劉亞洲的《我願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一文,說在中國即使講真話很難,也要講真話,即使頭破血流也不退縮。他表示,有人說他有親美傾向,「那是他們沒讀懂我」,美國中央情報局一份堅決反美的、不可能被和平演變的共產黨員名單中,有他的名字。——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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