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下的特首新思維  曾蔭權、梁家傑政綱點評 (劉斯路)

「小人懷土,君子懷德」   第三屆香港特首選舉的戰幕甫拉開,曾蔭權和梁家傑兩位候選人的支持率就有頗大的距離。民調顯示,曾蔭權的支持率在六成五左右,而梁家傑則在一成至兩成之間。許多評論都認為,民望差距大主要是因為曾蔭權的政綱獲得大多數市民的支持,而梁家傑的政綱未能打動民心。這種評論,不能說錯,但深層次地看,「小人懷土,君子懷德」,一般市民多着眼於眼前利益,滿足了他們就會叫好。而行政長官是帶領整個香港前進的領袖,不能單單哄住「懷土」的市民便作罷。  第三屆香港特首之戰,本來就是沒有懸念之戰。在八百人選委投票的可控選舉之下,曾蔭權當選是沒有疑問的,而曾蔭權也是目前香港政治形勢下難有替代的人選。這種形勢之下,香港新特首之戰更應是「新香港」之戰、香港新思維之戰。除了因為特首是香港的領袖,歷史賦予他帶領香港前進的重任外,更因為香港正處在一個不進則退的關鍵時期。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特殊格局,令香港的領袖不能依賴中央,也不能依賴內地,更不能依靠外國,他需有遠大的眼光和將美好的願景變為現實的能力。遺憾的是,在香港我們還看不到有這樣的領袖,也還看不到這樣的新思維。曾、梁的歷史包袱   「我會做好呢份工」,曾蔭權競選口號層次之低無須贅言;梁家傑的「爭取二○一二雙普選」更是「三幅被」。市民聽到這些口號,不會激動,不會振奮,不會思考,不會知道香港面臨的危機和挑戰,依然渾渾噩噩,過一天是一天。  目前香港處於一種什麽環境?目前香港的定位是什麼?未來的香港要有一幅什麼樣的藍圖?兩位特首候選人都沒有告訴市民大眾。事實上,不管你是否只有「打工」的情懷,也不管你是否只有「一人一票」的理念,香港都離不開中國崛起這個「鐵桶」。中國崛起的步伐決定了香港的未來。  香港以「中國崛起」的思維去考慮自己的定位,那才叫順應歷史潮流;未來,香港若對中國崛起有所貢獻,就可以找到一片新天地;香港若成為中國崛起的一個包袱,香港將無可避免被邊緣化,淪為二流城市。一言以蔽之,以中國崛起的大戰略思考香港的發展,就是香港的新思維;從中國崛起中發展香港,就是香港的新願景。  如果說曾、梁兩位候選人的政綱沒有談到香港和國家發展的關係,那是冤枉了他們,甚至連梁家傑的策略也是「只反港府不反中央」,他還指責曾蔭權要求擴大人民幣開放政策是擾亂了中央的貨幣政策。但是,兩人的立足點都不高。梁家傑的民主派包袱,不可能有一個正確的國家觀念;但曾蔭權何嘗沒有歷史包袱呢?況且他已斷言香港處於「二十年來最好」的時期,可見即使他知道香港有什麼危機,也不能多說了。中央未將港納入發展藍圖   事實上,北京中央也並沒有真正將香港納入國家發展的藍圖,「十一五」規劃只是點綴式提到香港繼續發揮自己的優勢。北京是孤立地就香港說香港,而不是將香港擺入國家的經濟結構中去思考,但願「十二五」規劃可以改變這種「不自覺邊緣化」現象。原本,北京將「一國兩制」作為前所未有的一項事業來實施,但經歷金融風暴和二十三條立法挫折後,心態變為求穩。穩定是第一的,只要穩定,不給中央添亂就行,其他的就看着辦吧,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反正內地不靠香港也可以崛起。  也許這樣說太負面,但即使從正面角度說,北京的治港人士也還在摸索「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尺度,所以香港的新思維只能由香港人自己提出。香港提不出「新香港」的思維,北京也不可能越俎代庖。  其實,眼下香港處在歷史發展的一個關鍵時期,經濟界「春江水暖鴨先知」,已朦朧感覺到了,但他們不可能道出真實想法。《「十一五」與香港發展》經濟高峰會研究出來的大拼盤證明了這一點。高峰會固然有不少可行的具體措施,但是沒有綱,沒有靈魂,難免被批評為只懂得向中央伸手。例如,香港說要鞏固金融中心地位,但是國家未必視香港為國家的金融中心。內地討論國家金融中心,從來是北京與上海之爭。理由很簡單,香港的貨幣是港幣,外匯流通又沒有任何限制。國家以人民幣為流通貨幣,而人民幣自由兌換還有漫長的道路,所以絕對不可能將金融中心放在香港。香港的集資作用,從大趨勢看,也會因為內地股市的逐步完善而削弱。因此,如果香港是從中國崛起的高度去看香港的發展,就不是去爭做什麽,而是配合做什麽,香港不要爭做國家的金融中心,而應配合國家的金融政策,發展國際性金融業務,做一個國際性的金融中心。未來香港與上海應該是各有分工、相得益彰的國家的金融角色。  應投入與內地聯繫的大基建   曾蔭權的競選政綱一出手就被「打工」綑綁住了。一個「打工仔」不可能是政治領袖。誰都知道「做好呢份工」是選舉語言,曾蔭權的選舉智囊希望拉近他與市民的距離,也是為他作替補特首時自詡為「政治家」的補充。然而起點太低,自然就限制了他的格局。最簡單的例子,就是香港的財政運用。在曾蔭權的競選政綱出台前,他是支持推行商品銷售稅的,理由是香港的稅基狹窄,但一旦投入競選,他就承諾減稅。無疑,去年財政有盈餘,但並沒有改變稅基狹窄的事實,而社會各階層有壓力,作略微寬減也可理解。然而,政府現在需要用錢的地方太多了,政府的財政是太緊而不是寬鬆。  從中國崛起中的香港新思維去看,要配合國家發展而不被邊緣化,最為迫切要做的是緊密與內地聯繫的大型基建,包括一橋(港珠澳大橋)、一路(廣深港高速鐵路)、一區(開放禁區),都要投入大量資金。僅港珠澳大橋,即使中央也投入,粵澳也積極投入,港府也要投入二三百億。如果新特首先將資金投向此處,那才是高瞻遠矚。可惜,求選票的政客窮追減稅,曾政綱和梁政綱只好屈從。  服從和配合中國崛起的大戰略,應是香港特首「呢份工」的總綱,沒有這個綱,就沒有靈魂,立意就低、格局就小。民主政綱各有兩難   其實,連香港的民主政制發展這個政治領域的最大問題,也只能放在中國崛起的總戰略下思考。只有捅破「中國崛起」這層窗戶紙,才可能有北京、特區政府、香港市民,還有香港左中右政治力量的共識,才可以邁出健康的第一步。  遺憾的是,兩位特首候選人都未能從這個高度去認識。梁家傑只能不斷重複「雙普選」的口號,○七不行轉一二,一二不行轉一七。另一方面,他有關選委會轉為提名委員會的建議也不能得到泛民主派的共識,因而並不能感動多數市民。曾蔭權呢?他則處於矛盾的境地,心裏很想佔領民主的道德高地,明確喊出「二○一二普選特首」的口號,但又知道左派和北京並不贊同。在兩難的心態下,他就很難真正提出一個有益香港同時有益中國崛起的路線圖和時間表。  梁家傑參選特首,泛民主派本來以為他是「假選」,不過起狙擊作用,誰知他是「真選」,希望樹立個人形象,準備二○一二、二○一七再戰。他要取民意,就必須拿出最符合多數民意的政綱,於是在民生、經濟等方面積極落墨,但民眾只認識他是一個大狀,更知道他從無行政經驗。於是,他只能打回普選牌。市民可以相信他推動普選的誠意,但他如果只有一個「愈快愈好」的時間表,並不能向全體香港市民說,他的民主是安全有益的,香港不會受到「民主」的傷害。這種民主政綱不但中央不會接受,香港市民也會擔心要承擔民主的風險。梁家傑的民主政綱,論其實質是全面修改基本法,也就難免成為了一紙空文。要記住李登輝的教訓   台灣的李登輝最近公開說﹕「我讓台灣民主化了,但我給台灣人民帶來幸福、快樂嗎?」李登輝近日「棄獨」又說「沒棄」,誰也不知道他的真正想法,但是他這句話真的值得香港人深省。民主不是目的,幸福、快樂才是目的,民主只是達到幸福快樂的一種手段。  梁家傑等民主派人士經常說,相信港人是理性的,可以理性地選擇特首。其實,台灣開始「寧靜的革命」之初,不也是這樣說的嗎?當時,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格局是七三之比,李登輝首次推行直選總統有絕對把握,才「寧靜革命」,如果是今日的五五格局,相信他就不「革命」了。今日台灣的亂局,是政治人物通過民主的政治操弄,將台灣撕裂為對立的兩大板塊。這種惡鬥,其實就是內戰,不斷製造仇恨,不斷虛耗社會成本,這種藉民主之名進行的內戰,其惡劣的負面影響甚至比真刀真槍的短暫戰鬥還要大。梁家傑要記住李登輝的教訓。  香港現實中也存在隱形的板塊,傳統左派和民主派,商界和草根階層,另外還有中產階層和公務員。一國兩制的特殊形態,也天然造就中央和香港的矛盾。要調和這些基本矛盾,使香港變成人人必須維護的命運共同體,人人必須遵循的核心價值觀,還要有一個漫長的過程。所以,香港「雙普選」的推進,必須先有路線圖,然後再有時間表。否則,破壞香港發展,也破壞中國崛起。事實上,香港已是國際勢力的角力場,民主也成了角力的工具。一旦香港社會分化,撕裂為激烈對立的板塊,那麽,香港的「內戰」會比台灣還要殘酷,對經濟的傷害還要慘烈。那時,四小龍之尾,就不是台灣而是香港。而中國的崛起也無可避免不受到阻礙。  事實上,一旦香港也撕裂為極端對立的板塊,民主派就是選上特首也同樣無法施政。而民主派企圖以香港民主影響大陸民主的想法,更是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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