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載一船星輝  ——新發現徐志摩致奧格登書信再探 (劉洪濤)

  徐志摩在一九二○至二二年間留學英國,在一九二二年九月離開歐洲,同年年底回到北京,翌年搬入北京石虎胡同七號的松坡圖書館(二館)居住。為松坡圖書館採購英文書  徐志摩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十日和同年十一月十五日給英國著名語言學家奧格登(Charles Kay Ogden)的兩封信中,都提及到要為成立不久的松坡圖書館添購外文圖書事宜。關於松坡圖書館的成立背景,徐志摩在五月十日的信中也向奧格登提及,它是為了紀念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蔡鍔(字松坡)將軍而建的(參見本刊上期頁七五右下圖)。蔡鍔於一九一六年病逝後,梁啟超即發起建立一座圖書館以紀念這位共和英雄。經多方奔走,松坡圖書館終於在一九二三年春天成立,主館設在北海公園裏的快雪堂,第二館設在石虎胡同七號。梁啟超是館長,而徐志摩則受聘為第二館的幹事。第二館專藏外文書籍,徐志摩就負責為該館採購外文圖書以及處理英文函件。從上述兩封信看,奧格登顯然是徐在國外採購外文圖書的重要代理人。徐志摩在五月十日的信(同上)中還告訴奧,如果一切順利,每年將有五百英鎊的購書預算,又說他準備請梁啟超再匯一些錢給奧,以便奧繼續代購圖書。他在此信中還要求奧贈送一些「你認為我們需要的書」,這其中包括徐志摩在信中特別指明的由奧格登與理查茲(Ivor Armstrong Richards)合著的《意義之意義》(The Meaning of Meaning)。徐志摩在十一月十五日的信(參見左頁附圖)中又告訴奧,表示已收到了奧所郵寄的四包書,但到底是什麼書則不詳。祖母過世及失戀的雙重打擊  徐志摩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一日給奧格登的信中,向奧透露了自己在祖母病逝和失戀的雙重打擊下的哀傷。徐志摩的祖母於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病逝,又因為追求林徽因無望,令他有相當一段時間十分沮喪。他在這封信中這樣寫道﹕  我偶爾出去旅行,也寫點東西,(在台上或台下)講講話,有時哀悼一下(我的老祖母去年夏天過世了),有時歎歎氣,除此之外就只是一片茫然。愛神或許已經永遠地捨棄我而去,讓我變得思想麻木、精神空虛。一切時事以至社會本身都讓我厭煩透了﹔我相信,人們在我身上也絕對看不出任何吸引人之處,我就這樣孑然一身。我現在住在老家城郊的一棟房子裏,附近有一片樹林,當風從林中颳過,傳來陣陣呼嘯聲,應和着我的歎息,彷彿就像一曲莊嚴的交響樂。這裏的鳥多極了,而且非常喧鬧,我經常諦聽鳥兒的聒噪,又對牠們說話。鎮上的人都把我喚作半仙,或譏諷我是詩人。我內心裏本來就有一點虛榮,他們這樣的譏諷,反而更助長了我的乖僻。我的舉止變得愈來愈粗魯,精神上也愈來愈憤世嫉俗,連說話也愈來愈古怪——簡直像幽靈一樣。真的,從不論哪一邊的窗子向外看,都再沒有什麼比眼前這番景象更像亡靈的居所那樣扎眼了——放眼都是墳塚、墓穴、未下葬的棺木、墓地、祖宗靈堂、先人牌位、墓碑。據說這棟房子鬧鬼呢。難怪我也變得和鬼差不多了。(參見背頁上二圖)  徐志摩這樣生動傳神地表達情感的書信寥寥無幾,因此這封信格外珍貴。透露將接待泰戈爾訪問中國  徐志摩在上述這封信中還提到泰戈爾即將訪華,他要隨侍在側。徐志摩把接待泰戈爾的任務,看成是讓自己從痛苦中走出來的良藥。他對泰戈爾訪華可能帶來的回響作出如下的推測﹕  我猜泰戈爾在劍橋並未贏得多大的欣賞,但你們還不至於太苛刻地叫他作騙子、小人或討厭鬼——這些名號在你們這些知識分子口中可是非常流行的。泰戈爾備受中國年輕人的愛戴,這簡直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在所有他們所讀到的英文詩中,唯有泰戈爾的詩歌具有他們所稱的「完美的智慧」(perfect intelligence)。因此,泰戈爾訪問中國必將是一樁令人激動的事情,他將會比以前到訪中國講學的其他人更受歡迎,人們將會以更大的熱情迎接他。(參見右頁下二圖)  泰戈爾於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二日至五月三十日訪華,他受到熱烈歡迎,證實了徐志摩的推斷。英國友人新名單曝光  徐志摩是一個交遊非常廣泛的人,他在劍橋留學期間認識了不少外國朋友。梁錫華先生在他的《徐志摩新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八二年十月第二版)中引述徐志摩的朋友、文學批評家理查茲給他的信說﹕「徐志摩朋友遍劍橋」,這一點在徐志摩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一日給奧格登的信中也有所反映。徐志摩寫道﹕  狄老(Goldie,狄更生(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的暱稱)逋和魏雷(Arthur Waley)不久前讓我振奮了一下子。拉姆齊(Frank Plumpton Ramsey)有一段時間沒有消息了。瑟巴斯丹(Sebastian,對斯普羅特(Walter John Herbert Sprott)的暱稱))逋有一兩次胡亂寫來了幾筆,其他人則音訊杳然。我真的很想聽到劍橋的消息。光是英國信封的模樣和氣味就能讓我激動,更不必說大家的字迹了。為什麼理查茲和福布斯(Mansfield Duval Forbes)從不給我片言隻字﹖還有伍德(James Edward Hathorn Wood)和布雷思韋特(Richard Bevan Braithwaite)呢﹖當然,我自己也從未給他們寫信,但請代我向所有這些朋友們問好,讓他們知道,只要他們肯對我施捨慈悲,就會發現我不是毫不感激的。(參見本頁附圖)  在徐志摩給奧格登的信披露之前,人們已經知道他與狄更生、弗萊(Roger Fry)、魏雷、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等英國學者、藝術家、作家的深厚友誼,也知道他拜訪過哈代(Thomas Hardy)、曼殊斐兒(Katherine Mansfield)等著名作家,還知道他與康拉德(Joseph Conrad)、蕭伯納等著名作家見過面。但以上的這封信提供了一批新的名單,把我們所知道的徐志摩在劍橋的社交圈子進一步擴大了,而這些劍橋學者個個來歷不凡﹕拉姆齊是著名數學家、哲學家、劍橋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的研究員,他在數理邏輯、經濟學等領域有突出成就﹔斯普羅特是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曾在劍橋的心理學實驗室工作,曾擔任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心理學教授﹔理查茲是文學批評家、教育家,又是劍橋大學英語系創始人之一,他還開創了新批評流派﹔福布斯是歷史學家,時任劍橋大學克萊爾學院(Clare College)研究員,他提携過文學批評家理查茲,並對劍橋大學英語系的創建有貢獻﹔伍德曾與理查茲、奧格登合著《美學基本原理》(The Foundations of Aes-thetics)﹔布雷思韋特是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研究員。  上世紀二十年代是劍橋大學人文學科的黃金時代,而徐志摩就是那個時代的見證人。從徐志摩與上述這些傑出人物的交往中可以發現,他是一位出色的文化使者。經由他與這些學者、作家的交往,他把英國知識界最新的潮流帶到中國,另一方面,又把英國知識界精英分子的視線吸引到中國﹔同時,徐志摩也讓英國知識界目睹了新文學在中國的萌芽,以及中國文化在新一代作家身上的延伸和發展。理查茲在一九三二年寫有《中國的文藝復興》(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一文,文中高度評價徐志摩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徐志摩在劍橋的另一位摯交、漢學家魏雷在一九四○年曾寫過一篇文章《欠中國的一筆債》(Our Debt to China),當中深情地憶述了徐志摩在劍橋學習和結交朋友的種種,並論述了徐對戰後英國知識分子的影響。  徐志摩給奧格登的親筆信可說是這段歷史很好的注腳。  (作者按﹕本文引述及翻譯徐志摩致奧格登書信,得到加拿大麥馬士打大學圖書館威廉.雷迪檔案與研究資料庫(William Ready Division of Archives and Research Collections)允許,同時得到奧格登檔案(C. K. Ogden Archive)專家戈雷(Kathleen Garay)博士的協助,謹致謝忱。)(二之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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